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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这是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摘自《民国时期的土匪》，只看名字，我还以为是国人的著作。西方人的专著功底让人不能不服气。另外就是相对客观的学术理念。国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资料大众是无法看到的，最多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 英国学者贝思飞教授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被西方学者推许为“民国土匪活动第一部综合研究专著”。在它问世两年以后，经徐有威等同志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毫无疑问，贝思飞这一专著的中译本与中国同行们和广大读者见面，将会有力地促进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的发展。 研究民国时期的土匪，这在中华民国史中还是一个新兴的课题，是很值得史学界重视的。众所周知，土匪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差不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也不是在民国时期才有土匪，而是古已有之。但是，民国时期的土匪以其人数之众多、影响之广大、分布之普遍、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准之高，却为其他时代所未有，而且它的存在和发展又同民国相始终。这一切都成为一种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是清末民初以来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危机的严重化程度。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对民国土匪的历史有过不少记载，但史学界对此却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写出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专著。根据《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版和1983年版）公布的《1912~1948年中国历史书目》，在民国时期的30多年中，从未有一本土匪史问世。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比较注重于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土匪一类下层社会和社会病态现象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以致在这一领域中几乎形成一片空白。虽然近几年来，中国近代会党史的研究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景象，其中对土匪历史也有所涉及，但以土匪历史作为一个正式课题，至今尚少有人涉猎。正如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哈钦斯所指出的，“研究民国史的历史学家们传统上将注意力集中在众多的军阀个人经历、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行为上，与此相反，土匪现象显然受到冷遇。”*这种状况，中外史学界有相似之处。西方史学界在早期也只是注重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以后才注意于对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然后又把视线转移到下层社会的历史，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贝思飞对民国时期土匪问题的研究，被西方史学界称道为“出色地矫正了这种不平衡”。虽然他对这一课题的探索，还不能说是对“20世纪前30年中国的土匪世界和土匪现象最终的详细分析”，正如作者自己也认为的那样，他只“希望这本书能为概括中国土匪问题打下一个基础”。但是应当肯定，作者做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为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土匪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土匪这一社会群体在民国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探索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使人们科学地认识这种社会病态和社会弊端以及消除这一现象的正确方向。人们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和愿望，采取种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审视土匪问题，从而引出许多不同的结论。然而，历史学家是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任务和职责的，他们可以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种方法，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作出理论的说明和历史的描述，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土匪历史的研究，对于拓展民国史学科研究的领域是有意义的。无可否认，民国时期的土匪是民国史上客观存在的、对于社会各方面有广大影响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实体，它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特有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语言———黑话。诚然，土匪及其活动是属于社会下层，是社会病态的一种表现。但是，社会历史是一个整体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由各种力量造成的。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都在历史进程中表现了各自的作用，各种力量相互形成一种合力，历史按照合力的方面发展变化。在这历史的诸种力量中，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下层的活动，历史的前进、停滞或倒退，其中都体现了它们的作用。长期以来，史学工作中忽视了对社会下层的研究，把社会下层历史的许多重要课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是不够全面的。对民国土匪的研究，是民国史中侧重于向社会下层和社会病态的层面所进行的探索，对于开拓民国史领域，从多方面揭示民国社会的本来面貌，更全面地说明民国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具有积极的作用。 土匪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民国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研究。对民国时期土匪历史的研究，会广泛地涉及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土匪历史研究当然不以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对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它广泛地涉及后者的内容，它同后者各部类历史的研究有着不少交叉的内容。例如，我们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军事史，尤其是战争史和军队史，就需要研究土匪的历史。民国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军事长官是从匪帮首领起家的，或者曾经充当过土匪头子。军阀军队的兵员来源，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土匪队伍。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队中，有不少时而为兵，时而为匪，甚至兵匪相通、兵匪一家。军阀战争、反动政府对革命军队的“围剿”战争、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都利用过匪帮，有的规模还很大。凡此种种，已成为民国军事活动的重要特征。因此，研究民国土匪历史，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民国的军事史。同样，研究北洋军阀、西南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研究伪满政权、伪蒙政权和汪伪政权的历史，也都离不开对土匪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对于深入审察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剖析其深层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揭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必然崩溃的趋势，有着更深远的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和思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对土匪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处，去审视这个社会。 民国时期的土匪问题，曾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夺取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曾经对土匪问题作过系统的研究，并为正确处理土匪问题作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努力。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解放战争后期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创造了解决土匪问题的十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指出土匪属于“游民”阶层，“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对民国时期土匪的研究，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和深入地去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探讨和总结革命运动在认识和处理土匪一类游民阶层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这不仅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裨益的，而且对于世界上一切存在土匪的国家，都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正文 一等人，当老大（土匪头目)，银元尽花； 二等人，挎盒子，紧贴老大； 三等人，扛步枪，南战北杀； 四等人，当说客，两边都花； 五等人，都当底马（亦称底线，土匪之引导者)，苦害民家; 六等人，当窝主，担心害怕； 七等人，看排尾（看守被架之票)，眼都熬瞎。 经庵《河南民歌中的匪灾与兵灾》,《民俗》1930年4月30日 河南，尤其是其南部和西部诸县，是典型的“土匪王国”，几个世纪以来以造反者的温床而著称，在整个民国时期一直让所谓的统治者头痛不已，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南依旧是土匪活动的危险地区。 官方文件描述道，从整体上看河南省一直是“土匪的孳生地”，有些县的情况特别严重，“那里土匪极多”。对当局来说，根本原因是当地居民的禀性“粗鲁”、“好斗”，他们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他们认为到处流浪是最为快乐的”。 这些评论主要针对黄河南岸诸县，首先是指那些于省界从西北向东南呈弧形延伸的群山脚下的地区。如果你到那里作一次旅行，你就把自己置身于历经一连串大名鼎鼎的匪“穴”的危险之中。意味深长的是，那些地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是造反者的啸聚之处，例如李自成和捻军都在那里招兵买马，他们的行为被参加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们所仿效。1924年和1925年以前，豫中和豫北诸县相对来说尚未受到土匪活动的骚扰，后来，土匪出身的军阀把战乱带给全省。不久以后的一项调查表明，河南省的土人数居于各省之首。从那时起，军阀混战、自然灾难，当时河南成了名符其实的“强盗省”。 贫穷和土匪活动河南西南部的情况为贫穷和土匪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豫北和豫中诸县的土地比较肥沃，有时情况还不错，豫西南诸县与此不同，当局势稳定时尚能维持、但要从破坏中恢复过来却很缓慢。 山地出产无几，生产能力很低。 和华北的一般情况相比，那里的地租很高，尤其在城镇周围的地区。[5]在鲁山县和宝丰县的一些村庄里，大地主几乎占有所有的土地，佃户们在干活时唱着这样的歌谣： 财主坐着说笑，从不动一指头，佃户跑断双腿。 地租要求非常苛刻，地主一般要求得到60%的收成。在收成不好的时候，饥民们就吃不成熟的庄稼（吃青），这是一种奢侈；大米或小米的外皮、树皮、苔藓、甚至鹅粪都可以成为食物。 当灾荒袭来时，正如当地民谚所说的，就出现“妻离子散、白骨遍野”的状况。 那个地区的许多家庭放弃一切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工作，或者到比较富裕的地区寻求帮助。有些人长期离乡背井，有些人则留下来播种春麦，接着到南边去做短工，到收获的季节再回来。还有一些人则从事非耕作的副业以维持生计。 在鲁山县和宝丰县，主要的副业是挖煤和挖沟。特别在鲁山，煤产量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炼铁工业使这个地区到处堆满煤渣。煤矿里的生产条件令人毛骨悚然：矿工们挨打受骂，为了微薄的收入在冒水的危险区域工作。农民们是自愿进入这个地狱的，彰显他们被无情的贫困所缠绕现实。 许多矿区成为人们所回避的地方是无需惊讶的。丘陵地区的灌溉是很重要的，这使挖沟成为另一种非常确定的副业。由于缺乏良好的耕地，靠近山脚下的土地也用于耕种，这需要深沟、梯田以及灌溉的渠道以防止土壤侵蚀。这类工程的兴建和保养在冬天的农闲季节成为标准的男性工作，为此招募的年轻男子被称为蹚匠。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瞠匠。 豫西南部还有一种副业是运送货物。由于劳力大量过剩，雇佣人的价格往往不比租用牲口贵多少，例如把货物运到目的地不过给一顿饭钱。 如果运送货物的市场饱和了，人们最后的希望就可能是成为一座跨越一条不能涉水而过的河上的人体链桥中的一环。如果这种最后的选择也成为泡影，一个家庭的唯一出路就是乞讨或参加土匪活动。一句民谚说得分明：“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丐，强者为匪。” 根据一位当地匪帮首领的说法，如果不鼓励一位或几位家属至少参加一次违法活动，豫西南贫苦的农民家庭很少会存活下来。由于群山或多或少是“职业土匪”常去的地方，他们和贫苦农民的联系自然应该通过瞠匠。 瞠匠不但在山里劳动，而且常常被“杆头”成队地招募.他们对杆头很忠心。当工作减少时，瞠匠们变为匪帮是相当容易的.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鲁山方言称“土匪”为“蹚将”，尽管使用了另一“将”字，但是无疑也反映了挖沟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他们同在山里活动。 虽然拉尔夫·撒克斯顿认为民国时期的总趋势是“道德败坏的地主所有制”，[12]但是在豫南地区，佃户和地主的关系很久以前就处于最低点。1917年以后，军阀统治者的穷兵胶武导致横征暴敛，地主的压力很大，他们开始向农民强行征收越来越多的租税。结果迫使农民种植棉花、烟草和鸦片等经济作物，放弃种植小米、高粱和小麦等传统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在市场上出售之后才能勉强支付军阀摊派的税收，地主也从佃户种植的经济作物中得到好处。这样，地主和佃农的传统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使地主负有一定程度的儒家义务——被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就是地主和军阀的关系。 根据“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和“衰败地区”的概念来观察全省贫穷的状况是十分有趣的（见地图1)。20年代和30年代的全省地图可以使我们一目了然，“发达地区”靠近铁路线，把全省一分为二。相比之下，“衰败地区”主要在河流两岸，这是20世纪初水运向铁路运输变化的结果。在清朝，豫北的卫河流域、豫东和豫东南的淮河流域、豫西南的白河流域是把当地农产品运往主要集市的最重要的水路，集市周围的城镇十分兴旺。 随着铁路的兴建，特别是1906年京汉铁路和1916年陇海铁路的通车，这些城镇开始衰落了。周口（又称商水）曾经是通过颖河和准河运往上海的货物的集散地，除了作为地方市场，许多主要中心都失去了重要性。 这些城市的衰落导致了周围的辅助性市场的衰落。豫西南的赊旗镇曾是通过唐河和白河运往汉口的货物集散地。 从蒙古地区和西北来的商队也在那里逗留，将带来的货物装上船，这些从南方来的满载货物的船只在返回之前先要卸货。总之，赊旗镇一直是全国最富有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直到铁路的兴建给它带来冲击，它被剥夺了所有的商业活动，只剩下麻油、白酒和其他一些产品的地方交易。到了20世纪20年代，该镇已经沦为满是尘土的小市镇了。 在这些“衰败地区”中，有些城镇还比较繁荣，诸如白河流域的南阳和鲁山，它们因为继续生产丝绸而得以生存，豫东南的光山、还有周家口因为比较接近京汉铁路而得以生存，这一切只是加重了周围地区经济衰败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衰败地区”成为土匪活动的重要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豫西南的“衰败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有一片平行的缓冲地带，就是连接洛宁（1912年以前称永宁）和泌阳的传统上落后的通道。这些地区群山起伏，熊耳山脉和伏牛山脉耸立在其间，当地居民多数以种粮为生，很少有剩余粮食出售。耕地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商业和手工业。大多数贸易在山里的集市中进行。 正如地图1所示，铁路的兴建在河南的中心造成一块T字形的发达地区。 种植经济作物使当地农民的生存成为可能，尤其是棉花和烟草的种植，那里的农民要比其他地方的农民更加面向市场，借助于铁路线上的车站在城镇中进行的大规模贸易。郑州是陇海和京汉铁路的枢纽，在几年时间内就从一个小城镇变成全省最重要的城区。然而，集中生产经济作物，尤其是单一作物，在收成不好的年头会使农民处于困境，特别是佃农。 位于豫中的许昌在20世纪20年代实际上成为烟草种植区，那里的大多数农民通过签订合同为商业公司工作，例如英美烟草公司，但20年代末全球性的烟草业萧条使这个地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总而言之，铁路的兴建把河南变成一块光明和黑暗并存的土地。铁路车站的开辟使豫北的安阳成为主要的工业中心，使豫西的洛宁成为衰败的城市。洛宁是行政中心，拥有12.5英亩的土地，县衙门却年久失修而倒塌。 据说铁路中心信阳的黄包车夫，其生活水平比豫西落后地区拥有100亩土地的地主还要高。*溺杀女婴和缠足的比例颇高，反映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一亩相当于六分之一英亩左右。 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强烈的怨恨的出现，贫困地区孕育的以暴力求生存的策略出现加剧的倾向。位于发达地区边缘的城乡成为豫东和豫西的落后地区和衰败地区抢的目标，这种抢又导致广泛而长期的仇恨，例如在平原中心的市镇孙家塘与西去30英里的山村之间就存在这种仇恨。 河南匪帮和秘密社团分布的情况也反映出经济是一个考虑因素，在省内比较贫穷的地区土匪人数最多，在比较稳定的地区秘密社团则占优势。 经济状况恶化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在比较富庶的地区首先出现了自卫社团红枪会，这很重要。而在1911年，匪帮和秘密社团有时合作得很成功；到了20世纪20年代，豫西的土匪和乡村自卫社团则成为死敌。 总之，土匪活动成为穷人应对贫困的普遍反应，他们攻击掠夺那些比自己富有的人；而像红枪会那样的秘密社团则由比较可靠的富有阶层所支配，以保护代表他们权力的财富，于是秘密社团成为对付土匪抢劫的工具。 ＊实际上匪帮和红枪会的区别是很模糊的。 例如在红枪会的全盛期，土匪经常采用红枪会的外部标志和口号以改善匪帮的形象。另一方面，地区的红枪会往往更像抢劫的上匪那样行动，而不像个自卫团体，尤其过了全盛期之后，红枪会出于长期的地区仇恨去抢劫其他帮会。他们往往根据直接的自身利益来决定对谁效忠，邻近的帮会甚至会发现他们分别代表敌对的军阀保护人而相互残杀，就像匪帮通常的所作所为，他们也是军阀的辅助部队。参阅三谷孝《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野泽1974年）。 1921年到1922年的华北灾荒是数年来洪水和干旱交替出现的高潮，数百万人饿死，数千万人贫困不堪，这是农村经济脆弱的典型悲剧。[16]过去，反复无常的气候往往诱发农民起义，现在则引起土匪活动的爆发。 在豫中旅行的人们指出，在城市中聚集的数千名难民中，几乎没有年轻人。 多数年轻人不是去当兵就是去当土匪，京汉铁路沿线被洪水困住的列车成为饥民和绝望的歹徒的最佳攻击目标。在1922年可怕的夏季，一位被俘虏的传教士同一支匪帮一起行走，他评论说，由于数月滴雨未下，地面上的尘土有3、4英寸厚。越来越多的人去闯关东，这是对这场影响华北的严重社会灾难的最生动的写照。从1927年到1929年，豫西叶县54个村庄移民至东北的人数几乎增加两倍；同时，河南的全省移民人数从1%上升到11%。 很少有人重返家园，因为东北的平均收入是河南的三到四倍。 除了这种持久的离乡背井之外，还有一些人选择从落后地区和衰败地区的季节性外流。 在冬季的农闲时节，贫苦农民从许昌南部向湖北进发，不是乞讨就是当苦力；来自大别山区穷乡僻壤的农民顺流而下，去江西谋生，在鲁山和宝丰，至少也有10%到20%的农户在一般年景离乡沿路乞讨。 一个村庄的村民们回忆说，90%的人不得不在一生中的某个时间离家到其他地方谋生，当地一首民谣题为“逃荒曲”，可以为证。 河南的土匪王国官员们曾经指出河南有四个地区是“好战的”或“勇武的”。有趣的是，他们所说的地区主要是指落后地区或衰败地区。其中最大的“土匪王国”包括豫西和豫西南落后地区的登封、嵩县、伊阳、临汝、鲁山、宝丰、郏县；尤其是那些交界的“放任地区”。另一个地区是豫东，包括柘城、鹿邑、夏邑和永城。第三个地区是豫北卫河流域的衰败地区，包括滑县、浚县、内黄和汤阴。最后是围绕南阳的白河流域的衰败地区，这个地区由于经常洪水泛滥，大量泥沙淤积。 一些到过“土匪王国”的城镇的旅行者会看到高悬在城墙或城门上的木笼中的黄色的腐烂的人头。清朝以来，这样斩首示众是一种很普通的惩罚土匪和造反者的手段，尤其在这个传统的“匪省”。它企图告诫行人或警告当地的年轻人不要走上违法的“危险的道路”，但这种恐怖的示威效果甚微。土匪中有句行话叫做“望城圈”，这种惩罚往往落到那些最重要的匪酋头上，有关他们的经历将在以后详加评述。 正像一句谚语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土匪们一般不在家乡抢劫，因为这样做会疏远他们自己的乡亲；而且因为这些地方太穷了，不值得去找麻烦。于是他们到别处去找目标，以致当地没有匪帮的地方常常要比土匪很多的地方情况更糟。 例如豫西南的镇平县出产丝绸，因此经常成为邻近的邓县（一个“匪穴”）土匪抢劫的牺牲品，但是在我们的土匪分布图表中，该地并非土匪聚集区。 位于豫西陇海线上的陕县出产棉花，经常遭到来自洛宁的土匪的攻击和抢劫。 据何西亚统计，洛宁可怕的土匪人数达6700人，占全县人口的3%，占豫西土匪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极端贫穷的洛宁靠近这个十分繁荣的陇海线下游地区的缘故。 正如以上事实所表明的，那些遭土匪攻击最多的县城，总是处在经济区域的边缘。因此处于豫中烟草种植区边缘的禹县，13年中遭到土匪26次攻击；接近京汉铁路处于落后地区的南部的正阳县，20年中遭到27次攻击：处于豫东衰败地区的淮阳县，11年中遭到22次袭击：处于颖河流域衰败地区的西华县，21年中遭到26次袭击。 然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豫北诸县，执法机构和军事力量比较强大，记录的土匪攻击次数很少。例如安阳在1911年以后的22年中安然无恙，没有遭到一次袭击（除了两次秘密社团的事件）。那些繁荣的市镇犹如贫穷的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土匪自然聚集在它们周围：南阳是丝绸中心，相当繁荣，被匪帮团团包围，他们往往躲藏在附近衰败的像赊旗镇那样的市镇中，旅行者发现，夜幕降临之时，他们便不可能再雇到脚夫运送货物了。 处于“土匪王国”攻击范围之内的较为富庶的城镇一直担心遭到袭击。 这些城镇根据自己的富裕程度，四周筑起土墙或石墙，为了防务，所有的城墙都经过加固。城门上贴着悬赏告示或者挂着装有新近抓获的不幸者的首级的木笼，黄昏时分城门紧闭，到次日太阳升起之后再打开；面对群山的城门则永远是紧闭的。来往的货物总要经过仔细检查，看看其中是否藏有危险物品或违禁物品，例如偷运进来用以里应外合偷袭的枪支（土匪惯用这种诡计）。 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位于豫中平原的中部，它的城墙在华北所有城市中是最厚的（它长期成功地抵御李自成和太平军的包围），而且在通往开封的所有道路上的烽火台和商店都设有通讯警报系统。村寨的周围也有较薄的装有大门的土墙用以防卫，在土匪迫近时它们无意中也向开封的保卫者发出警报，因为点燃的屋子所冒的黑烟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1261然而，很少有城镇可以抵挡土匪部队的协力进攻，有些城镇长期遭难。豫东有个富裕的县叫太康，在铺设铁路前称作“银太康”，根据记载，李自成在1643年，拾军在1852年、1856年、1861年和1863年对它进行洗劫，黄道会于1911年发动暴动，查天化也在这一年行动，“老洋人”的兵匪在1923年10月，一个姓孙的匪酋在1924年12月，几支来历不明的匪帮在1925年11月，牛绳武的匪帮在1926年1月和6月，几支来历不明的匪帮又在1927年3月、1928年3月、1930年冬天和1932年1月对它进行攻击。 民谣雄辩地说明了土匪时常光顾城镇所造成的恐怖气氛，这些民谣主要流传于新安和渑池一带： 白天不敢离城，晚上怕闻狗吠；听到枪声,人人打颤。 豫西的“土匪王国”上一节首次描述了“土匪王国”的情况，豫西和豫南的情况主要在这部分论述。 这个地区曾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到了20世纪， 则成为“土匪活动的摇篮”。（见地图2）政府总是发现要控制这一地区十分困难，悲叹临汝这一“匪穴”“十分隐蔽，那里的百姓残暴无比，崇尚武术。 在官员看来，临汝民众生性懒惰，情愿抢也不愿干活。 那里总是土匪的庇护所”。传教士也发现这块土地难于传教。 例如，奥古斯塔娜·赛诺德传教团在1908年试图扩展布道活动时遇到性情暴躁的当地人，“临汝位于群山环抱狭窄的平原中，是著名的抢劫活动的中心，到这个城市去的旅行者无法在天黑以后，也无法在太阳升起以前离去，这些话在中国人中间广为流传”。一位在民国时期镇压土匪的资深军官断言，1911年以后没有什么地方像豫西的情况那样“严重”，尽管全中国的土匪多如牛毛。酒店仍然为要冒险穿越群山间的羊肠小道少数旅行者提供饭菜，酒店迷信地放弃通常用来称呼食物的“饭”这个字，因为这个字与“犯”或“反”字同音，会给旅客带来不安，使用其他替代的词可以减轻这种负担。 在群山中，土匪活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代代相传。 “父绍其子，兄勉其弟，妇勖其夫。 其不肯为匪者，妻室恨其懦，其乐为匪者，父老夸其能。” 这些群体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因为匪”与其他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分野，抢劫本身并不被视为一种罪恶：  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土匪”和“百姓”之间真的没有明确界线，而不相信土匪是那些手持武器，站在“战争路上”的人。百姓是在可怜的集市上做小买卖或种地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但是这些人事实上是土匪的父母兄妹，他们活动的收益与那些在工作中活动的人一样，要与家人分享。 如果一个家庭出了一个有名的匪酋，这家人就可以趾高气扬，因为邻居欢迎冒出一个新，并且期望他们也可以在抵御外来的掠夺时得到保护。 据说大多数“上等的匪徒”都是刀客，*“这个名称使人感到自豪”。 ＊刀客或剑客是过去游侠的民间传人，他们专门保护他人，英勇大胆，他们可能最接近于“社会土匪”的理想。清朝末年，虽然这个名称仍然保留着，但是多数人已经由来复枪武装。他们的力量足以使地方官员畏缩不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辛亥革命，江苏，1979年)。1911年以后，随着华北的军事化，他们作为土匪传统中单独的类型也消失了，但是其中较为杰出或幸运的人，诸如杨虎城、陈树藩和胡景翼，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军阀，其他许多人在军队中谋取较低的职位。详细情况可以参阅《广州刀客》。 同样的情况是广西和广东的游勇，这种传统也产生了一些知名的军事人物，包括刘永福和陆荣廷(参阅林宝航的《广西游重》】 土匪和村民之间的联系由当地独特的戏班子的表演而得到强化。这些农村说书人和巡回演出的戏班子扮演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英雄的事迹取自现实生活或《水浒传》；戏的内容是颂扬穷人对富人和特权者的惩罚。看过戏剧的年轻人往往会寻找机会去仿效戏台上的故事，劲头十足，从戏台上的英雄变成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只不过一步之遥。 在豫西的“土匪王国”中有许多不同寻常的附属地区，其中之一包括临汝、宝丰、郏县和鲁山四县。虽然这个地区面积不大，东西不过30英里，南北略长一些，但是这里以土匪猖獗而闻名遐迩，尤其是在那些县界的“三不管”地区，这种名声可以追溯到李自成，民国时期又出现许多著名的匪酋，诸如白朗、“老洋人”、樊钟秀、张寡妇。 民国时期，这里的土匪事件据说每天就有几十起。这个地区的中心是伏牛山麓的大营，誉为“有围墙的匪都”，它那“满是弹痕的围墙”保卫着本地引以为豪的传统。据说，其他村寨“更像要塞，而不像和平的城镇。 事实就是如此……房屋上的枪眼并不罕见，尤其是那些面向旷野和街道的房屋，而弹痕累累的墙壁……破烂的废墟……都在诉说这里曾经发生的凶残的帮派倾轧或狠命的报复。” 另一方面，这里的居民“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个民主的社区，除非在受到军事攻击的时期，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在他们中间有准则、习惯，甚至还有一种语言，这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他们受匪酋的统治，匪酋是选举出来的，而且一旦被选上就有义务'接受公职’，不然就要面临巨大不满的危险……”在这种环境下，对于“升官发财”的传统抑制被更为合适的民谚所取代： 要当官，去架杆。要坐轿，去绑票。 为了避免给人一种过于乌托邦的印象，应当指出，在这些“土匪的民主制度”中，强制的因素显然存在。年轻人发觉很难逃避对近邻匪帮的“积极的服务”，当被告知去做什么时，年轻人的家庭就会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一位传教士发现，土匪在转移俘虏时期望得到各种服务。 另一个著名的土匪附属地区是豫西伏牛山脉和熊耳山脉的北部山麓，包括嵩县、洛宁，卢氏诸县、以及洛河与伊河之间的整个地区。嵩县南面9000英尺高的山峰上筑有花岗石围墙，伏牛山脉作为天然的要塞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那里一直是大众的避难处。这个地区备受洪水的侵袭，留下的沙石使农事成为极不可靠的行当；许多村落的农民把陕西的罂粟运到湖北的市场经营赚钱的鸦片贩运，或者就充当职业土匪。 这里的匪酋是当地造反传统的继承人，他们往往自觉地成为当地的斗士。 例如王天纵被称为“河南盗王”，“没有一个都督能抓住他”。他从当地富人那里征税来维持手下几百号人的生计，而穷人则向他们通报敌军的动态。王天纵和他的“农村英雄”利用嵩县有利的自然条件，多次击败前来清剿的政府军，显示了他们的优势。在一次清剿中，新近从河北调来的剿匪专家谢宝胜将军突然看到附近山顶上出现王天纵的身影。王呼谢宝胜名而喝之，说： “谢宝胜，你不要得意忘形，我与你屡次相逢，总念你还是有心作好官的人,所以不忍伤害你的性命。你若不信，向前看。” 举手一枪，将谢宝胜的帽顶打掉。据说谢宝胜大惊，疾驰数里，惊魂始定。辛亥革命时期，这里有很多人被动员起来，10年后的反军阀斗争也是如此。 豫西南与湖北接壤，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四川和陕西，这是河南土匪的第三个相关地区，其中心是昔日捻军在南阳和邻近邓县的大本营。1919年以后，南阳“无一日太平，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人们便摇头叹气，不愿多谈”。这个地区的著名匪酋极为强大，通过山区必须持有他们颁发的通行证，他们还建有自己的军火库。即使是“臭名昭著”的孙玉璋——他极为残暴，无法成为民间英雄——也设法在河南督军张镇芳腐败的血腥统治下炫耀一番，1913年，一个地方代表团甚至要求得到他的保护，来对抗由绅士们控制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勒索。 最后一个相关地区在南阳和邓县的东面。那里湖北省界向北突入，提供了在需要时逃跑的另一途径。 它的中心是著名的桐柏山脉，据说那里“专门窝藏土匪”。 当地土匪从藏身的 3000英尺高的山上呼啸而下，袭击山脚下的唐县、新野、泌阳、信阳和确山等城市。 唐县和新野是臭名昭著的“匪区”。这个地区的公路虽然提供了连接豫南和鄂北的陆路通道，但是实际上这条公路是不可能通过的。 这个地区最有名的匪穴之一在泌阳县境内一座名叫“母猪峡”的山里。 这个天然要塞四面绝壁，只有一条小道与外面相通。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体现在它的位置接近6个不同县城的边界，与遂平和确山的距离使袭击很容易进行。占据母猪峡的匪帮可以阻止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且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越过山顶的小路溜走。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是大众的避难所，也是拾军活动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心之一。 1913年，白朗在这里设埋伏打败了前来剿匪的指挥官张锡元；10年以后，“老洋人”的兵匪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追赶之后在这里扎营休整。“老洋人”从长年征战的艰苦生活中恢复过来，当吴佩孚的军队无效地在外面转悠时，“老洋人”显然感到十分安全，还叫途中抓来的演员们唱戏作乐。1923年底，这个藏身之地被一支臭名远扬的匪帮占据，他们杀死了一名被俘虏的意大利牧师导致外国人的愤怒抗议，使数千名政府军尾随其后寻找这些匪帮。 白朗起义遍及豫南和豫西，土匪的力量得以确认。官员们承认：“有相当数量的城镇和村庄自愿服从白朗的法律……人们乐意接受他的保护以反抗正规军，拒绝服从当局或约束，因为正规军毁坏了农村。”即使在白朗失败以后，这个地区依然是犯罪分子的领地。1922年，土匪竟能闯入吴佩孚设在洛阳的戒备森严的司令部，他们警告4000名卫兵不得干扰，然后杀死了一位著名的商人，因为他拒绝支付贡金，土匪甚至威胁要带走吴佩孚本人。 虽然四周都是精锐部队，但是吴佩孚承认他无法保证城外传教士的人身安全（或者甚至是城里的，他应当这么补充)。 从白朗到“老洋人”随着清王朝对19世纪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河南有一个时期显得比较平静。然而反清的秘密社团，如“哥老会”，依然保持着反抗精神。1875年到1878年一场骇人听闻的大灾荒之后—估计有950万人死亡——骚乱再次蔓延。在鲁山，在地主拒绝提供粮食救济灾民之后，传统好战的蹚匠领导数万饥民打开了地主的粮仓。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匪帮继续统治着当地的群山，向地主征收保护费，绑架富人以捞取赎金。 在19世纪末，骚乱又开始达到顶峰，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推行所谓的新政策，这项政策以加强当地豪绅的权力来努力支持当局的统治。即使在比较富庶的豫中地区，据说：“物价飞涨；谋生日益艰难，流浪者日益增多。富人变成穷人，穷人变成土匪。” 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新政”引起的长期骚乱和“庚子赔款”带来的沉重负担使许多民众团体得以创建和复苏。在豫南，小股土匪暴动，大胆攻击当地的地主，他们喊着“杀富济贫”的传统口号——具有社会土匪活动的味道。当军队卷入反鸦片运动时，他们拔掉罂粟，但是又不向种植者提供任何东西，这使农民的情绪更加高涨。在1902年和1911年之间一连串的暴动是民众愤怒的最好证明，并且为革命的到来打下了基础。1905年，一个传教士团体发现河南正处于“造反”的状态中，两年之后，河南巡抚宝禁注意到，他的任务“不但要处死政府中因不和而进行报复的自私者，甚至还要对抗我们自己的军队，建筑城墙以自卫”。 到了1911年，河南的官员抱怨控制境内的“匪区”困难重重，他们茫然地注意到“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匪帮过去都在夜晚 对边远的村庄动手，现在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城镇，结果这些城镇一到下午4、5点钟就开始关闭城门。一旦流浪成为最后的出路，土匪活动也就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被抢劫的牺牲品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敢报案。 不久，“杀劣绅”、“劫富济贫”等新的口号使当地的权贵即使锁上大门也感到恐惧。最糟糕的情形是宝禁气急败坏的言语，他认为，这些土匪实际上是与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权贵）的所得，而不仅仅是内部分赃。 鉴于上述背景，豫西南成为中国最后一次主要的农民起义的诞生地就不会使人惊讶了，它由白朗领导，即所谓的“白狼”*。白朗1873年出生在宝丰县大刘庄，年轻时常与当局发生冲突。1911年年末，无数小股农民队伍中就有一支是他领导的，因此他激怒了当地的官僚。白朗和他的伙伴最初衣衫褴楼，武器也很简陋，他们的活动牢牢扎根于农民对现状的不满，不久他们强盛起来，迫使当地的卫成部队龟缩在城墙之内。他们主要的目标是传教士的财产和在尚未普及的新政策下建立起来的某些机构，诸如电报局和邮局，西式学校，地方自治政府的所在地等等。 最后白朗的大名开始出现在焦虑的政府的特急电报中**。 *白朗起义期间，关于他的出身的说法源源不断；从那以后，不同来源的说法不断重复：有的说他以前是个军官，有的说他是个穆斯林，有的说他是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学生，有的甚至说他就是日本人。参阅来新夏《谈民国初年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史学月刊》1957年6月）和岛本信子《透过白朗起义看辛亥革命和华北民众》（《中国民众叛乱的世界》东京，1974年）。莱伯格赫和蒙瑟特的《有关中国革命史的笔记、文献和考察》（北京，1915年）认为白朗和山西革命者仇亮是一路人，仇亮是吴禄贞的同伴，1911年11月吴禄贞被暗杀以后不久仇亮就消失了。可惜这种迷人的断言没有其他证据来证实。尽管有些说法没有谈到仇亮，却暗示白朗曾在吴禄贞手下服务过。所有的假设最终都消失了，1960年出版了对于白朗故乡宝丰县的调查报告。1959年11月，由开封师院11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在宝丰、鲁山和临汝进行了几周紧张的实地调查。他们访问了白朗的两个女儿和许多朋友，并且招集当地农民进行座谈，尽可能多地了解信息。 他们的报告（《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5月）现在是研究白朗的主要的信息来源。奥古斯塔娜传教团中有一位信徒，他的邻居之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匪酋'白狼’为个人说起白朗就像是他年轻时候的一位好心肠的游戏的伙伴（参阅奥古斯塔娜传教团《我们在中国的第二个十年1915—1925》罗克岛，1925年）。 **提到白朗的第一份官方材料（《政府公报》1912年10月27日）以及当时的各种评论（山崎诚轩《中国的宗社党》，《东亚》1913年12月和《白狼之真相》，《庸言》1914年4月），给他的姓名的最初特征与同音词“白狼”的意义不同，后者是当局后来故意取的.为了使白朗的活动具有更多的恐饰气氛。这也是过去清剿宜传的惯用手法（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卷二)。 1959年的调查确定，白朗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白狼”这个名称（《白朗起义调查报告》）。 1912年秋天，河南当局宣布一项“结社和整编”政策，实际上是屠杀的代名词。白朗是当地少数对抗军方这一诱人建议的匪酋之一，他的警惕立即得到了证实，在10月，18名接受建议的主要匪酋被处死。只有这一位有声望的农民领袖得以幸免，白朗自然成为此后反抗力量的中心，他的人马很快发展到数百之众。 第二年，白朗的力量越来越大，它逐渐发展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当地最强大的农民武装，因为白朗反对现有制度，报刊杂志指责他掀起了 一场反对权贵的“复仇运动”。当地留下的其他许多匪酋和部下纷纷投奔白朗，不久白朗成为数千名战士的最高领袖，这些战士主要包括无地的农民，失业的农业劳动者、矿工、挖沟的苦力和心怀不满的地方兵。1912年12月官府首次过早地宣称他的死亡，以后又有多次。 白朗的经历也说明了一名成功的匪酋可能有着充满的矛盾心理。即使乐于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白朗同时也不得不向那些基本上是威胁民众主动权的势力献殷勤，例如忠于清朝贵族。白朗本人是否对君主制度抱有同情还不能确定（作为一个来自长期梦想“恢复天命”地区的农民造反者，君主制对他来说一定会比任何新奇的“共和制”更有吸引力）。白朗在险恶的极端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为了自立，为了保护追随者的生命而拼命奋斗，他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支援，包括枪支和现款的物质支援。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后来转而忠于共和制显然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他只是在一个反对他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促使白朗与拥护君主制度者建立联系是亲清朝的“宗社党”。它组建于1912年，目标在于恢复被推翻的清王朝统治。它有两个派别，由于共同期望袁世凯的垮台而走到一起。 虽然极端分子坚持恢复大清统治，但是温和派则显然倾向于建立某种形式的君主制度，不论是满族人统治还是汉族人统治。 由于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之职，宗社党遂在华北蓄谋滋事。参与其中的成员主要来源于那些参加辛亥革命后未得军饷或遭遣散的老兵。 例如1912年7月，在宗社党的煽动下河南第6师的士兵在鲁山兵变，白朗早年的同伙秦椒红的匪帮在那里参加了暴动。宗社党对1913 年政府的反鸦片运动开展的煽动性宣传从而引起民众的敌对反应似乎也是可能的，因为根据《北华捷报》的记者的报道，村民们宣布：“如果这就是共和国的办法，那么我们越早起来要求君主制就越好。”袁世凯非常关注这种不断的诽谤，因为有些政治人物卷了进去，据说还包括江苏军阀张勋。 白朗和宗社党的联系显然是在1912年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具体的证据是在1912年冬天，白朗和他的伙伴们逃脱了由豪绅领导的“守望社”的反对农民的屠杀，向南退至鄂北的群山中。湖北是宗社党活动的温床，从那时起白朗开始扩充他的势力。1913年4月，他已经和“海湖会”联合——“海湖会”是湖北随县九龙山中大刀会的分支，开始公开支持被推翻的清朝。*白朗和他的伙伴们不时下山袭击居民的住宅和商店，从当地民团手中夺取武器；不久他们逐渐强大起来，重创省政府派来镇压的两个团的军队。 白朗在布告上说：“大清王朝回来时，将杀死所有的共和叛逆。”他的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为1911年被大清王朝误害者复仇！声明白朗是“清除大清新国叛逆的统帅”，并在旗帜上画一条睡龙，暗示象征帝国权力的睡龙不久就会醒来复仇。1913年初，白朗的部队据说已有5000之众，拥有机枪那样的现代武器。 他们北上进攻河南的唐县和禹县，继续讨伐新的道义，杀死所有不留长辫的人，同时还袭击西式学校。（见地图3)  *山崎诚轩在《中国的宗社党》一文中提出了牵强的说法：白朗是中国东北人，就读于日本，曾当过职业军官。1912年的和平协议说明清朝不再具有能力打击它的敌人，白朗辞去军职进入深山，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帝国的事业而战斗。 由于他的军事才能，不久被郭北的秘密社团选为首领，白朗利用同拥护君主制度者的联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 1913年7月，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他们立即开始向白朗献殷勤，因为那时白朗是河南这一战略要地的最强大的民众首领。这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国民党不仅寻求土匪的支持，而且寻求一个显然有罪的信奉保皇派的支持；事实是国民党和保皇派共同仇视总统袁世凯。袁世凯对于“二次革命”的反应是加强华北的军事部署，在河南颁布“军事管制法”，并且采取行动把宗社党的领袖予以逮捕和处决。结果同情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流亡者都遁入群山之中投靠白朗。现在我们只能猜想在白朗部队的倾向问题上可能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有两件事情可以支持这种假设。第一，1914年初，拥护君主制的军阀张勋在徐州的督军府“颇有礼貌”地接待白朗的密使，这个消息曾被广为报道。第二，白朗在甘肃时曾攻陷当地一座有城墙的城市，目的在于宣布复清或者自封为帝，但受到某些不明因素的强大压力。这些事情说明宗社党中的温和派在匪帮中做了很多工作。同时在河南，新闻界曾提及匪帮中有一名幼童，他将是下一任皇帝；当地记者报道说，突然又出现了辫子，据说人们是为了讨好正从甘肃返回的“狼匪”。 然而与某些迹象或谣传相反，白朗从1913年中期开始与国民党进行合作。 反激进迫害的流亡者带来了新的凝聚力和方向，1913年夏秋两季白朗发动了重大的军事行动，10月抢劫了鄂北重镇枣阳，使事态达到高潮。 他们于次年1月在安徽六安意外地处死一名法国牧师并捕获了几名传教士，使这次军事行动蒙上一层危险的政治色彩。*袁世凯在外国势力要求立即根除造反的重压下，被迫开始了他们的清剿计划。 当叛乱者远离他们在皖西的巢穴时，当他们满载着从豫东南诸县抢劫的鸦片和崭新的衣物返回时，第一次战役的行动开始了。剿匪部队包括从三个省调来的10万士兵，在袁世凯的得力的将军率领下，还有一群外国军事顾问，不过袁的军队最终却不光彩地失败了，白朗则带领他的匪帮悄悄地沿着山间小路安然返回河南，甚至连在头上嗡嗡盘旋的从法国借来的飞机也没有发觉。** *六安的插曲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继续引起反响。 1924年六安大刀会的占领使目击者旧事重提，他们说：“因为白狼的骚扰，安徽的土匪最为严重。”（星北《六安匯患始末记》，《国闻周报》1924年8月）1935年报道的调子也相同（卓然《冀豫会匪志》 《正风半月刊》1935年7月29日）。亦可参阅阿林顿的《通过龙的眼睛》（伦敦1931年) 黄广廓《有关帝国主义对白朗起义干涉的资料》（《史学月刊》1960年4月)。袁世凯调集的军队被认为是多年来华北最强大的，它还得到一个空军中队，一些炮兵部队，法律机构、医药站、流动电报局和红十字会的支援，所有这些显然都是那些留在袁世凯卫队中的英国和俄国观察员为增加袁的威望而谋划的（熊宾《商城失陷记》，收入杜春和编纂的《白朗起义》，北京，1980年）。参加军事行动的高级将领包括孙传芳，他的名声就是在围剿白朗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蔡东藩和许座父《民国通俗演义》）。 就在这个时期白朗在他的主张共和制的顾问的推动下，说服了手下的小头目，决定在四川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他们穿越半个鄂北，中途成功地袭击了富庶的河港城市老河口，在那里抢劫了英美烟草公司和辛格缝纫机公司等外国企业，受到当地本国商人的欢迎，但是，这样的行动也足以使英国人警觉起来，英国人从汉口派出英国舰艇“林雀号”溯汉水而上，以显示他们的“炮舰外交”。尽管这次抢劫获得许多军需品，但是事实表明，四川是很难进入的，白朗和他的伙伴们长途跋涉600英里，穿越陕西和甘肃，从西北方向接近四川。[76]至少有20万协力围剿的袁世凯的士兵尾随其后，白朗队伍于5月初到达四川边境，几乎未遇抵抗，但是发现洪水暴涨，河口已被敌对的军队把守。* 这次大胆转移的战略失败了，加上很难同当地穆斯林农民和睦相处，都严重影响了匪帮的士气。 他们不顾对于放纵的严格禁令开始对当地的村落发泄他们的沮丧，而白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梦想没有实现，他们开始盼望返回老家。最后，白朗决心打回河南，以免为时过晚。从人数上看，他们仍然是一支令人可畏的力量：行动敏捷，在数周之内安然返回豫西南。除了陕西人在途中离去之外，一些落伍者转而参加了陕西和山西的各路土匪，他们或多或少还是一支队伍。只是返回家乡之后白朗队伍的瓦解才真正开始。 他们发现主要通道由重兵把守，在山间小路上又受到民团的骚扰，[77]他们很快屈服于地方含义所具有的离心作用，而地方主义总是白朗自身发展的一种限制力量。8月初，白朗溜回宝丰时，身边只剩下100多个战士。 他们最后与数千名政府军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战斗，政府军被这支隐蔽在山间的伟大的叛乱队伍——几十名疲惫的幸存者所阻止。这场战斗是政府军对白朗那令人惊讶的超凡魅力的最后的、却不情愿的赞颂。 8月7日夜晚弹尽粮绝，白朗遣散了所有的战士只留下贴身保镖，希望借助夜幕得以逃脱，但是他意外地被一支巡逻队打死。”他的头颅被割下来，验明正身后送往开封，头颅被放置在一只木笼中悬挂在开封南门示众，警告所有梦想步“白狼”后尘的人们。  然而，豫西南的农民对白朗的记忆是难以抹煞的。不顾残酷的屠杀，白朗的旗帜在数周内又被无数小股的贫苦农民队伍举了起来，他们继续在夜晚劫富济贫，而在白天耕种田地或躲藏起来。其中许多是白朗的余部，包括由别名为老洋人的张庆领导的一支匪帮。1893年张庆出生在伏牛山下临汝县中一家极端贫苦的农民家里，20岁时他已经是当地最有希望成为白朗传统的继承者之一。 *一种说法（蔡东藩和许库父的《民国通俗演义》）认为，一名老人领着士兵（在刺刀的逼迫下？）来到一条通往叛乱者营地的鲜为人知的小路，五十年以前，清朝军队也从那里袭击隐蔽在山上的太平军起义者。 **老洋人抢的叙述可以涉及他的各种名字，包括张国威（《北华捷报》1923年8月11日）和张国信（《鄢陵县志》：“大事记”)。根据1959年所访问的他的遗孀的说法，他的队伍每次到达一个新的地点，他都喜欢变化他的名字（《白朗起义调查报告》）。 “国信”这个名字是1923年为了庆祝他的队伍改编成军队而采用的（长野朗《中国的土匪和军队》）。另一方面，张国威根本不是老洋人的名字，而是他的一个小头目的名字，这个小头目最初叫张德胜，也是为了庆祝他们的合法化而决定改的名。另一个小头目李鸣盛取了新的名字叫李保国。 顺便说一下，前级“老”是河南人在称呼熟人或有声望的人时经常使用的，而不论年龄或伦理是否合适。例如白朗常被称呼为“老白朗”，剿匪司令赵倜（后为河南督军）被称为“老赵”，并不管他们声望的迥异 张庆的绰号引起许多夸张的故事。记者厄普顿·克洛斯声称与老洋人会过面，把他描绘成：“戴着高高的毛皮帽子、满脸胡子，是个纯粹中国血统的大个子。”土匪们告诉克洛斯，他们称呼他们的首领为老洋人是因为他的胡子、他的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他在台湾待了几年（克洛斯《在笑脸佛陀的土地上》，纽约和伦敦，1924年）。克洛斯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老洋人，他大概受到别人对“临城劫车案”评论的启示。但是，至于他遇到过谁还是一个谜。 张庆的崛起正值全国政局出现大规模的变化——袁世凯之死和军阀混战的兴起——这使土匪活动又进入一个新高潮。1922年数千名直奉战争中溃散下来的士兵涌人豫西南的群山中，“兵匪活动”的时期来临。张庆，现在人们知道更多的是他的别名，*是这个土匪活效新时期的第一名代表。同年夏天，他已拥有数千名追随者，使河南一批主要城镇化为废墟。由于军阀混战，官府镇压的企图悲惨地失败了。 兵匪的主要目标是与军队合并，“老洋人”也不例外。1922年秋天他率领他的匪帮沿着以前白朗走过的道路，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精心策划的快速转移的破坏活动。（见地图4）在他们回到老巢时，不仅在他们穿越的河南和皖西留下一片废墟，而且还俘虏了12名外国人，作为与军方讨价还价的筹码。 外国的压力再次使问题得到解决，1922年底“老洋人”终于成为一名军官。 这些土匪出身的军官具有的日常危险之一便是他们的叛变，在这方面“老洋人”也是一位典型。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半年之后他又成为一个土匪，他躲避围剿部队的钳形攻势，横扫河南全境，西到陕西和湖北边界。 据目击者说，他的匪帮有2万之众，兵强马壮，今非昔比，他们再一次抢劫当地一连串的城镇。1924年1月，突然传来消息，他被手下的一个小头目所暗杀，这个小头目是为了得到一大笔赏金和军功勋章。“老洋人”的第二次抢劫仅延续了三个月。他的那些未被当地军阀吸收的部下则分散到山中继续为匪，等待着能够领导他们实现军事野心的新首领的出现。未来比他们想象的要美好得多。 河南成为“土匪世界”1923年，河南的政治几乎完全由军人把持。这年，84%的省财政预算为军费开支，士兵的人数也增加到前所未有的地步。[831而土匪活动程度也相应地上升：1924年，河南一般的匪帮——由于吸收逃兵而强大起来——达到数千人，相比之下数百人一股的土匪简直微不足道。由于省最高军事集团的严重的权力平衡问题使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是1911年国民党与土匪之间的结盟所遗留下来的结果。  许多土匪头目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们随后当了军官，与以前拥护共和制的顾问联为一体，在以后的十年中成为当地的显要人物。 其中最典型的联合要数憨玉琨和刘镇华。刘镇华提升为陕西督军，他趁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希望他的门徒憨玉琨就任河南督办之职。 他们的野心不幸遭到另一位土匪出身的军阀胡景翼的反对，由于胡景翼和另一位军阀冯玉样结成联盟，实力很强。最后，胡景翼被任命为河南督办，而憨玉琨作为豫陕甘剿匪司令只具有豫西的管辖权。 毫不奇怪，他们都极其憎恨对方的存在，不久双方开始积极备战。1924年1月镇压老洋人使他们吸收大量土匪，兵力猛增至8万人。 任何头目只要有八、九百人就能被封为团长，有两三百人就能出任营长。 到1925年初，省内的“正规军”有20多万。由于不可能支付军饷，这些部队受命在长期受难的农村地区生活，憨玉琨和胡景翼都在寻求刺激对方采取错误行动的机会。 1925年3月战争终于爆发，这场战争虽然短暂，但是十分激烈。由于憨玉琨过去匪帮中的首领张治公的怠战，刘镇华和憨玉琨被打垮。战争之后，刘镇华督军一职被撤，憨玉琨逃回嵩县自杀，而胡景翼则巩固了河南督军的地位，河南落人冯玉样的牢固控制之下。[85] 军阀混战以不断叛变和反叛变为标志，除了一种重要特征：最终就成为双方都是土匪的敌对势力之间的角逐，他们的首领都是土匪出身，他们都宣称自己代表合法政府，都以“剿匪”的名义来反对对方。虽然军阀和土匪的界线往往是难于划分的，但这或许是全国第一次由土匪和土匪出身的敌对力量夺取了所有的地方权力，并且为了合法化而进行全省规模的战争。因此，河南的土匪亚文化早已出现了。 同时，在农村，土匪活动的水平已经达到前所未闻的程度，其残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25年，当全省完全陷入“混乱的时代”时，人们回顾过去一年那些混乱的事件，那段时间反而变得平静了。 这一年的军费开支超过了过去一年直隶、山东和河南三省军费的总和。[86]为了重建秩序，附属于冯玉祥的新的军事首领求助于通常的策略，将他们过去的敌手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当年夏季，河南的军队总数超过50万，绝大多数是以前的土匪。人们通过民谣对这种现象进行讽刺： 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那些不愿或无法收编入伍的土匪就返回离开不久的山区，他们经常声称忠于军队，只是没有等到被正式收编。在京汉铁路东面的正阳，有两位传教士*给汉口的美国领事送上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报告，他们形容那些占领城市的兵匪“是最恶劣的破坏者……相比之下，'老洋人’和他的强盗可算是绅士了。” 土匪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混乱使河南完全“土匪化”。1925年，一位作家对河南长期的土匪人数作了保守估计，他们超过5.1万人，这不包括那些为了生存而为匪的，以及数万被收编入伍的土匪。 其中3.4万人在豫西群山中活动，1.1万人在豫南和豫东，6000人在豫东和豫东北的安徽和山东边界。 在平原地区的许多豪华住宅，曾经为省里的文化贵族所有，现在不是化为废墟就是成为无数匪帮的司令部，这些土匪已在农村建立起统治地位。 那些没有逃走或被杀的房主人在得到邻近的匪酋的默许和保护后依旧过得舒舒服服。 于是情况越来越糟。 1926年在中国内陆会的年会上一位在河南生活了30年的传教士述说自1911年以来，河南的形势如何每况愈下。他说，过去土匪只袭击富人，而穷人欢欣鼓舞，因为土匪经常沿街散发钱物；土匪也保护传教士。然而现在土匪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发现谁有油水就绑架谁。 *两位传教士，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是“有经验的土匪”其中一位是雷维伦德·博格-布林，他在1922年末被老洋人劫持；另一位是雷维伦德·霍尔姆，他于1913年12月在鄂北枣阳被白朗俘虏。 军阀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压迫使土匪越发疯狂。虽然1926年又是一个灾难的饥荒年，但是河南的军阀统治者为了支付他们最近的内战费用，开始提前征收1929年的捐税，有的地方甚至收到1930年。土地税暴涨，并且强征过境税，特别是军税，超过了其他一切税收。 虽然烘草的收成价值约1500万英镑，但是也被预期为“积压的亏损”，因为所有铁路车辆都被扣押，只有在支付了极高的“佣金”以后才能使用；总之，由于军事行动，交通运输可能被推迟数周。不久，甚至连中农也处于破产的边缘，像红枪会那样的乡村自卫组织遍及全省。 1926年秋天，一位美国旅行者从接近安徽的永城发出的报告说：“当我在大道上行走时，无时无刻不看到难民。他们就这样度过了整个秋天，而且境况越来越糟，在麦收之前他们将一直如此。” 在这一片苦难中，皖北一名叫“王老鸡”的匪酋率领一伙土匪占领项城县政府达一月之久，焚毁2万间房屋，这座城市蒙受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 第二年，他们又攻击这个城市达两月之久，杀死3000多人，烧毁3万间房屋，造成2000万元的损失。1928年，项城又遭另一股匪帮的掳掠和霸占。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土匪失去了过去不得不进行“社会土匪活动”的任何借口，而且像红枪会那样的自卫组织也失去了自卫的性质，而成为掠夺者。这是一场全民对抗全民的战争。 20世纪20年代末期，令人沮丧的报告说，河南土匪已经无所不在，甚至已经波及过去未曾遭难的豫北地区。许多人在盗窃豫西众多的古墓。正如一份当地报纸所指出的，在这个“黑暗时代”，人们只要离开开封城门几里路，就可能遭到寻找枪支的农民的袭击，这是河南唯一可以获得安全的护照，因为有了枪他们就可以加入军队或匪帮。 据说当地新版的词典已不再列上这条传统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当社会经济崩溃时，土匪和乡村自卫团体一起使河南农村几乎完全军事化；造成了外人进入要由自己负责这样一种情形。1927年，黄河南岸过去一度十分富裕的17个县中90%的村庄已经荒无人烟，当地居民全部迁人城镇，京汉铁路上的遂平由于难民的涌入，人口增加了3倍: 当家难，当家难， 不敢在家逃到城里边， 恐怕混鬼(土匪)架了拿大钱。 当家苦，当家苦， 赁间房子两块五， 兵丁变了还得丢包袱。 那些鬼魂出没的村庄死一般的沉寂，即使是树上的小鸟也要展翅寻找更好的风水。 1928 年的人口调查发现，邓县的人口仅有清朝中叶的一半，这完全是土匪活动的结果。 1928年国民政府的建立并没有改善上述情况，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那么就是相反的变化。 过去三年的内战使全省到处都是散兵游勇，当地局势的紧张前所未有。而且河南的经济遭到如此的掠夺，即使加上同样遭到难的甘肃和陕西，也无法提供新的统治者冯玉祥所需要的全部金钱和资源，于是，冯玉祥开始盯上邻省山东。 以无情的税收来补充省里的财源，加剧了遍及整个华北的一场新的饥荒程度，使这场饥荒成为“新时代”的可耻开端。1929年和1930年针对政府的所谓“军阀联盟”的反抗之后，冯玉样发动反对地方军阀的战争终于使人再也无法忍受。战争主要发生在豫南和豫西，那里已经痛苦地经历了又一次饥荒，至少700万人陷于赤贫，涌入城市的饥民有成千上万。为了支付战争费用，军事征用超过地税40倍。应征的数千名农民士兵被屠杀，庄稼留在地里枯萎。 到处都是饥荒，1931年，全省的土匪人数达到10万。 1933年的一份乡村调查哀叹，在某种程度上，豫西诸县“几乎人人”卷入土匪活动；不仅每家都有枪，而且更幸运的人家自称拥有机枪，仅临汝一地私人手中就有8万支枪。土眶最多的地方，土地荒芜，落入富裕的（不在)地主手中，这又导致了更多的土匪活动。1937年，据政府剿匪司令张估计，河南土匪达到40万，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豫南和豫西诸县仍然受到这些土匪很大影响。1938年，一位精通土匪问题的日本记者评论说，河南境内只有在黄河北岸和开封附近才是安全的。 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指出，只有携带精良武器的人们才敢出门。几乎人人都在长期牢固设防的当地堡垒中过夜，那是仅存的安全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匪帮和军事秘密社团获得一种新的意义。随着村庄的破坏、家庭和社区的消散，它们支持的社会关系彻底崩溃了。这时掠夺集团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甚至能够通过聚集力量和其他非法的生存手段而兴旺起来。这样的集团体于是就能接过迄今为止是由家庭和村庄来行使的约束职能，当社会状况使生存和灭绝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更加脆弱时，这种职能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拦路抢劫过往行人，是为了要钱去买武器，根据确保生存而留给他们的选择来看，这样干是相当合理的。在20世纪30年代河南的条件下，加入匪帮的前景似乎并不比正常年景更可怕。 河南的情况表现出一种影响民国大部分地区的趋势。虽然各省的发展速度和安全程度并不相同，但是由于军阀主义的存在，官方的权力结构日益削弱，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土匪活动都在兴起。从过去边界的匪区扩展到几乎全省的范围——可以把它看作民国时期河南土匪活动的顶峰的象征。革命派和保皇派拉拢白朗，引起了一种趋势，不久，那些谋求或握有权势的人都发觉土匪的存在无法忽视。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新的机会的成熟转而刺激更多土匪的出现。 结果土匪活动本身达到了顶峰。 资料来源： 《民国时期的土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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