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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政治理论：对外政策分析的古典现实主义经验  作者：Harald Edinger，都柏林大学学院和平与冲突研究教员，曾是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博士后和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理学和俄罗斯对外政策。 来源：Harald Edinger, “Theory of Irrational Politics: Classical Realist Lessons 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3, No. 4, 2021, pp. 1181-1207. 导读 对外政策分析需要理论支持吗？特别是从古典现实主义中又能得到什么？人文与生命科学的发展为分析对外政策中的个体主张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资源，那么，放弃严苛的理论框架而关注行为分析不是更有意义吗？但本文认为，尤其是当涉及到对外政策的子领域时，对理论的原则性承诺对提出稳健假设并根据竞争性框架开展评估很有必要。如果没有传统思想提供的知识基础，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就不能有效地融入到对复杂政治现象的解释当中。作者指出，强化对外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应当以人这一最小社会单元为有利视角，心理学和生命科学也可以深度参与到对社会中个体的探索当中。其中，对情感这一普遍的人类现象的跨学科研究为对外政策提供了一个富有前途的理论视角。二十世纪中期的现实主义学者如汉斯·摩根索就在其研究中提出过一种对人类能动性以及情感和认知之间相互作用的微妙概念。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基于经验和直觉，但其部分主张也已被最新的科学研究所证实。本文通过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试图通过把科学发现和历史分析相结合来将由此产生的假设与流行的理论范式相关联。本文围绕四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问题的层次、情感的“被放大”、对情感的分类与选择以及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研究政治世界的可行性。它们既是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批评，也是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挑战。 情感作为理论整合的工具 本文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解决了将理论应用于复杂实际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找到一个同时适用数量庞大的行为体及其结构的解释框架。因为即使是在表面关注单一行为体及其互动的模式中，理性主义、行为主义和解释主义之间仍存在深刻分歧。据此，本文选择向心理学和生命科学转向，让国际关系学从与其他学科的适度接触中获益。 这其中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纳入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这一问题在古典现实主义著作中可以找到线索。古典现实主义者主要关注个人动机的社会含义。特别是二十世纪中期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如汉斯·摩根索明确指出了“人性”与政治理论和分析之间的联系。然而，即使掌握了有关决策背景和主要行为体性格的全面信息，也无法知道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观察到的行为。也正是由于人类情感的不确定性，这种现象才有进行理论整合的意义。在流行的分析框架中融入情感，可能为理论和对外政策分析提供一个有用的概念联系。 古典现实主义者对情感和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直观理解。相较于描绘一幅纯粹确定的人性及其行为反应的图像，他们更试图将人类情感等现象的复杂性纳入理论框架。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研究为验证和完善古典现实主义的假设和结论提供了知识和工具。 本文首先需要证实两个理论前提：一是为什么对外政策分析以及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都需要关注个体的能动性？二是为什么现实主义思想——特别是古典现实主义——为对外政策分析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方式”？ 这种加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基础的尝试以最小的社会单位——个人作为出发点。用肯尼斯·沃尔兹的话说，个人是我们处理的“第一意象”理论。有趣的是，最近许多学术研究似乎都从以人性为中心的分析转向了第二和第三意象（或分析层次）——分别是国家和国际体系。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沃尔兹在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流行。尽管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巨大，然而沃尔兹本人也承认，他的理论对对外政策分析的实用性有限。还有学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称现实主义者并不关注国内或心理因素。 实际上，沃尔兹密切关注的是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系统需求如何通过国内层面传递。尽管沃尔兹的理论定位是系统性的，但无论结构现实主义还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都是基于对人性的假设。更普遍地说，现实主义思想的不同表现形式是值得探索的，因为它仍在对决策者们施加着巨大的影响。现实主义对一般理论的“双重承诺”和深度的案例研究使它成为对外政策分析的强大工具，为改进分析的一级方法提供了富有前景的模式。 新古典现实主义通过明确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相互联系，强调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研究行为者动机的必要性，对受理论驱动的对外政策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其基本逻辑中，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法仍然是结构性的。本研究回顾的主要学者是汉斯·摩根索，因为他对现实主义核心立场的阐述是最明确和全面的。此外，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也被认为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巅峰，该书综合了他的前辈们提出的诸多现实主义政治原则。 人性和分析的层次 古典现实主义者重点关注心灵的作用，即什么构成了“人性”，以及它如何转化为政治结果。修昔底德的《历史》就基于构成亚里士多德“心灵”的三种驱动力。他的研究模型和后来的理论家一样，建立在对人类动机的假设之上。摩根索也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灵感。多年来，摩根索讲授关于《政治学》的研究生课程，专注于他对国家的有机概念，以及人性基于政治秩序的哲学含义。 古典现实主义者对分析层次的回应是——层次的选择并不重要，三分法更是多余——这种观点从韦伯主义的角度看来，在方法上是合理的。它通过参考微观基础解释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提供了行动理论的机制。 放大情感 本节研究古典现实主义是否为研究情感从个人到社会群体再到国家层面的“聚合”、“放大”或“集体化”提供了另一个模板。在摩根索的理论中，争取声望的斗争是构成这些实体之间的联系的主要机制之一。心理学概念如声望、地位和尊重也可以应用于国家之间，它们以共同身份和群体成员的情感和认知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人在身份、习惯、兴趣、做法和偏好方面的相似性，反过来导致了统一的、集体共享的认知和情感的外交政策倾向。人们通过他们认为与己有联系的社会群体寻求自身目标的替代性实现。对摩根索和其他古典现实主义者来说，心理学、社会问题和国际政治通过个人的情感状态复杂地相互关联。 情绪的选择与分类 本节主要的方法论问题是，基于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是否有一种便于在国际政治领域开展研究的方式对其概念化。是否存在具有某种独特认知、神经或行为特征的情感现象，让我们能够识别出其中哪种现象对研究目的而言最为重要？ 跨学科研究表明，在人类神经心理学中一些情绪可能是“天生的”，因为适应优势而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基本”情绪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甚至为哺乳动物们所共有。现有的跨学科研究证实了一个观点：大多数文化都承认恐惧、愤怒、幸福和悲伤是四种“主要情绪”。由于古典现实主义者经常关注其中的消极情绪——恐惧和愤怒——常被批评为专注于人性的“邪恶”面。但实际上，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集中在积极情绪和人类对利他行为、合作和伦理行为的倾向上，考虑到现实主义研究被持续性地出版，那些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宿命论的批评难以为继。 政治作为一门科学 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科学方法对政治的可及性，以及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相互矛盾的主张。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的出现是对理想主义思想的回应，后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导了国际关系的学术话语。 对不同学科而言，情感意味着什么取决于各学科对情感的哪方面更感兴趣。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最感兴趣的是产生特定情绪反应的生物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领导者战略性地使用情感表达的方式。由于无法认知决策者的真实想法，国际关系学者们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区分这些条件和方式，但也不一定必须这样做。 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当人们进行推理时，感知已经被情感影响。情感缩小了主观行动的范围，并促进了某些行为倾向。摩根索还指出，自我欺骗对决策者和政治学家都构成了巨大的危险。“自由”理论和更广泛的理性主义哲学不仅成为其牺牲品，还把自我欺骗变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而伪装成了科学理论。 结论 情感作为一种概念性视角，是对其他解释方法的补充。同样，行动倾向对政策的影响不应被误认为是永恒的定律，而需要以概率的方式来理解。情感并不决定决策者的行为，但它相比基于理性选择、认知心理学或建构主义理论的模型发挥了更大作用。改进对对外政策的解释若能利用情感产生一套相对其他概念视角的合理反驳，就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 不同学科在各自研究的情感因素的特定方面有所区别。基于情感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对将它们嵌入因果过程的尝试持谨慎态度。国际关系研究无法真正回避如何区分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对情感的工具性使用和情绪对决策过程的影响的问题，即对情绪产生的生物与社会条件，或者说对情感所导致的个体的行动倾向和出于特定动机的刻意的情感表达的区分。有学者认为情感表达是刻意的，是合作过程导致的结果，体现在国家官员在塑造对方看法的努力当中。然而有时即使这种表现并非刻意，也不是集体的努力，情感仍发挥着一种重要的交流功能，目的是影响他人。若要将注意力转移到情感的经验方面，或许需质疑情感表现对战略行动的服从。 事实上，我们在将情感和社会行为的联系系统化上仍有不足，很可能仍缺少必要的理论要素、方法论甚至是技术来开展对外政策分析的理论整合。国际关系理论和生命科学的联系也并非单向，正是国际政治实证经验和政治理论的争议让我们知道生物学和心理学中的哪些部分存在探索价值。早在20世纪40年代，摩根索等学者就意识到了这些关联，他们渴望将“19世纪欧洲外交实践的格言翻译为美国社会科学中更普遍的规律”，这一长期的知识传统和对决策过程的持续性关注提供了一个广泛而有前途的研究议程——关于人类情感、决策和政治组织之间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试图挑战的则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作为独立的“权力计算器”的形象。 词汇积累 对外政策分析 FPA（Foreign Policy Analysis） 包含 incorporate 重大的 momentous 概率性的 probabilistic 从属 subordination 译者：刘方晨，国政学人编译员。 校对 | 吴文博 王京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邵雨欣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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