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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前书后》是钟叔河先生第一本散文集。书前有黄裳和张中行先生的序言。
黄裳先生对钟叔河先生的评价非常到位，中行先生也进行了引用。“叔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从他经手编辑的书和写下的序跋中，很可以看出一种特色。这里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走向世界丛书》，有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凤凰丛书》，而数量最大，用力最多的则是重刊周作人的遗著，除了散文集的单行本外，还辑有《知堂书话》等六七种。”
六十年代，钟叔河被打成“右派”，在长沙拉平板车。他给知堂老人写信，意外得到回信和题赠的书，后来又收到知堂老人的自题诗。钟叔河说：“七十老翁何所求，一位在五四运动中'出入新潮’的老作家，居然认为我这个板车夫还能懂得他的文章，我又怎能不怀着知己之感，努力去理解他的'誓愿’，让'诚心期法施’的气力不至于东风吹马耳般地浪费掉呢？”他后来编印的一系列周氏著作，应该算是一种回报吧。
1986年4月，钟叔河出版了建国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知堂书话》。他说：“我所明白无误确确实实晓得的，也就只有这两点：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读得书多’。至于别的方面，还是留待能够说和愿意说的人去说吧！”这本书再三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偏爱。
1961年的一天，钟叔河路过书店，看到一男子手捧郁达夫翻译的《查莱特夫人的情人》，他原想等男子看完后买回来，可等了半天，该男子并无放回书架的意思。于是他急中生智，一把把书夺了过来，并质问店员：“你们收书不看证件吗？”店员很有底气，“怎么不看？收到的每一本书都核对过，每本书都来历清楚。”钟叔河说：“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这书是我儿子背着我偷偷卖的，我要收回。”店员刚想拒绝，钟叔河继续说：“算了，也不能让你们吃亏，这书标价一块，那我就一块钱再买回去，算我倒霉好了。”店员本以为他想直接将书拿走，没想到他愿意出钱购买，就同意了。后来，钟叔河联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朱正，翻印出版，没想到首发当日就被抢购一空。
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圈有了特别流行的一句话“湖南出了三种人，查莱特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其中“两种人”与钟叔河有关。
回到《书前书后》，此书文字皆与书有关，顾名思义，汇集文字六十二篇，约十二万字，均耐读。王稼句说：“钟叔河的文字是很可供欣赏吟味的，有的虽是短章小篇，然其中滋味往往咀嚼不尽。因此每当我读罢钟叔河的文章，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时至今日，既有如此笔墨，又具如此文体，且能把握如此火候者，实在已是不多见了。”
再说《书前书后》的书名。在《旧锻坊题题题.钟叔河卷》中，钟先生为萧跃华在《书前书后》上有段题跋：《书前书后》这个书名，自己觉得也还别致，但随后便见到同名的书一种又一种的出现。有的人不知道我有这本书，属于“撞车”，犹有可说；有的人明明知道有此书，还要故意重复，事后又以“陶渊明年谱”和“中国文化史”也有重名的来强辩，那就太没意思了。
2011年8月12日，钟叔河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书前书后”这个书名》的文章。他写道：《书前书后》的书名，是二十年前我自己取得。当时即知书名非商标不受保护，和尚用得，阿Q用得；但我只习惯用自己的杯子喝水，不习惯与别人共饮一杯水，为了不错拿杯子，曾经认真检查，并未发现有珠玉在前。
这“撞车”的是1997年8月山东画报社出版的，“故意重复”的是2009年8月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后来，“故意重复”的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与其让别人瞎猜，不如自己投案自首，求得从宽。因此，我在这里向老先生唱个诺，道个歉吧！”
可是钟先生似乎不太认可，在《书前书后》新版序言中，他说：“那么好吧，爱用《书前书后》作书名的都来用吧，物竞天择，就让时间和读者来'择’好了。”
晚年的钟叔河，梁由之是这样评价的：晚年，这么一个“独具先知之明，颇有商业头脑，极有主见，极为抗上”(周实语)的人，这么一个“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内心非常骄傲，行事外圆内方”（王平语）的人，这么一个“国内编辑出版界单兵作战能力及综合正面效应，罕有其匹”（梁由之语）的人，这么一个“精明，高明”（曾德明语）的人，常年宅在长沙城北之念楼，冷静而不失热枕地打量着户外的大千世界，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说些自己愿意说的话，很少下楼，更少外出，关切现实而又与滚滚红尘若即若离。这种存在现象，既有意思，又有趣，值得深入探究。
《书前书后》遇重名，
念楼主人不高兴。
只拿己杯来喝水，
休做附枝来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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