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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式的商品—货币拜物教之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研究 张一兵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摘要 价值是在一个商品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中生成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价值本身没有直接的对象性表现形式，不得不通过另一个商品的对象化的“自然形式”表现为“交换价值”实现出来。这样，价值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物性的颠倒表现方式。这个难以理解的颠倒关系，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用“交换价值”遮蔽起来的商品—货币本身的神秘经济拜物教之缘起。这种拜物教不再是自然对象物的图腾崇拜，而是将自己“人手的产物”即商品价值颠倒地表现为物性存在的经济关系作为神灵来供奉。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论》；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 作者简介  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710023） 从1866年1月开始，马克思从头至尾仔细地整理和润色自己写下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第一册，这是他正式开始写作三卷（四册）本[1]《资本论》第一卷的重要时刻。马克思将要向世界宣告，他在经济学革命中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剩余价值秘密的伟大成果，“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2]这个《资本论》第一卷的创作过程，一直持续到1867年4月2日[3]。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写完他精心构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1867年9月中旬，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座不朽理论丰碑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以下简称第一版）问世。[4]下面，我们就来看在马克思这一重要论著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进展，特别是马克思“破境”的商品价值形式上生成的商品—货币拜物教之谜。 一 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论》（Das Kapital）第一卷（第一版）中，马克思在序言中明确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5]这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甚至《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都没有明确的学术主旨。当然，《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代表著作，但其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认识在不断加深，进而也深化了他在科学社会主义构境中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完整的科学认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马克思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就使用了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已经发明的新概念，即资本主义社会。他直接使用了“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unsr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这样的表述。[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三次使用了这一概念。[7]而在1872年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他四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在后来的第二卷中，马克思六次使用这一概念，在第三卷中，他一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些文献学事实，直接反驳了布罗代尔关于马克思没有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误判[8]。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 ），法国历史学家。20世纪70年代，布罗代尔曾提出“马克思还从未用过资本主义一词”的论断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性社会关系共存体。在序言中，马克思再一次强调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一个单一的纯粹生产方式筑模，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历史上残余的各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共存。他说，今天“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überlebter Produktionsweisen）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9]。这是马克思从《大纲》就开始认识到的重要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观点。如果说，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们带来的是现代经济物相化[10]进程中发生的各种灾难，那么，现实生活中也还存在过去封建专制残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这是要突出他眼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复杂社会赋型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支配关系。这也是他聚焦资本关系的根本原因。 其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可跨越的。马克思特意说明，“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Naturgesetz）——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naturgemäße）。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1]马克思的这段表述，根据他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2]中的说明，当然是在说欧洲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出现的情况。然而，它会出现两种诠释的可能构境方向：一是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性发展阶段，人们即便认识到了这一生产方式运动的“第二自然辩证法”规律，也不可能跳过或者用行政手段取消资本主义的必然在场，人们能够做出的努力是减轻它所带来的痛苦；二是欧洲的特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被过度诠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必然经历的必然阶段，因为，它创造了人类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其实，20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关于“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就缘起于此。 另外，马克思特意指出，整个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与自然界的盲目运动是相类似的。我觉得，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直接讨论这个特殊的“第二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先重复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反向物相化编码中人格化的观点，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现代的灾难”，但“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die Personifikation ökonomischer Kategorien sind），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十分复杂的多重异化性关系颠倒的透视。一是经济范畴已经是经济关系的主观映现，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此—彼”错位事物化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的异化，所以，这里的“经济范畴”并非仅指主观概念，而是以颠倒的编码方式呈现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二是看起来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本家和地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是已经事物化的异化关系的再反向物相化中的人格化。这也意指着，资本家和地主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体，而是“主体的事物化和事物的主体化”的异化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过是某种“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Sie wissen das nicht，aber sie thun es）[13]的伪主体，或者类似自然界中大鱼吃小鱼残酷争斗中的经济动物。其实，工人也一样，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也是雇佣劳动关系本身的人格化。马克思后来说，“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Verkörperungen，Personificirungen von Kapital und Lohnarbeit），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4]。所以，看起来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主人”，但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vollständigste Anarchie），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Natur Gesetz）”。[1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经济的社会赋型的发展似作为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die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als einen naturgeschichtlichen Prozeß）”。[16]应该指出，马克思这里的“社会的经济赋型”并不是泛指人类社会的一般社会结构，而仅仅是特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那种经济力量对人类主体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历史阶段。马克思的原意是要说明，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人类主体创造出来的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经济力量，颠倒地表现为社会历史的统治者（物役性），人类主体自身不能成为自己活动的主人，而畸变为经济关系反向物相化的人格化伪主体，历史的发展仿佛是在人之外发生和运转，呈现出一种类似自然界盲目“返熵运动”的状态的似自然性现象（quasi-natürliche）。因而，人类主体的社会历史就不正常地异化为自然历史过程（naturgeschichtlichen Prozeß），人类通过历史性的实践创造出来的历史辩证法运动，也就异化为似自然性“第二自然辩证法”自在运动，人类自己构成的主体活动总体也变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运动，人的历史表现出否定人的性质。这种现象最典型的经济构式负熵进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观点，20多年前我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的说明。[17]当然，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直接使用事物化和异化的概念，因为，《资本论》的表述方式，就是以经济学话语完整呈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的阐释性话语构境。所以，所有容易“引起很大的误解（grosser Mißdeutung）”[18]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的基本逻辑构式，甚至对象化劳动和异化等核心概念，几乎统统是不在场的。《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创立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只是弱化为一些能够被通俗把握的颠倒性关系和容易理解的批判话语，比如拜物教和物神之喻境。  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马克思自己小结说：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Die wissenschaftliche Analys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vorhergegangnen Processes）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gegebnen Grundlage）；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historisch vorübergehenden Charakter）。[19] 马克思这里所直接指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Die wissenschaftliche Analys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正是我所指认的作为马克思第三个伟大科学发现的内容。这是一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历史地、现实地和具体地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完整过程。如果从马克思1843年第一次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接触到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现实开始，他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力克无数现实和理论上的困难，最终获得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 本节注释      二 非直观的抽象劳动 与商品的价值形式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物相化透视中的科学认识进展之一，是他以对应于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konkreten Arbeit）和对应于价值（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abstrakter Arbeit）表征了劳动的二重性，并首次提出了价值形式（Werthform）问题。我猜测，这应该是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遗失”掉的那个第一册的前五章中所形成的新成果。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1]这个斯密、李嘉图没有注意到的劳动二重性，一是直接塑形和构序物品用在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二是交换关系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这个以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实体的商品价值关系的呈现形式问题，会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的钥匙。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形式（Werthform）是经济学构境中“最难理解”的部分。这个“最难理解”的背后，会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在《大纲》的思想实验中那些惊心动魄的精神大战。我觉得，价值形式这一看起来通俗易懂的概念背后，却内嵌着马克思刻意压抑的哲学话语编码中才能呈现的商品流通中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颠倒和异化，因为，价值的历史在场必须在一个不是它自身的经济定在他者（货币）身上表现出来。价值形式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学概念，其本质是一种客观发生的不可见的矛盾关系。因为，价值作为一般抽象劳动的结晶，它的表现形式区别于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而成的产品的有用性——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Naturalform），价值形式的呈现方式是非直观的，它“本身是抽象的、没有其他的质和内容（QualitätundInhalt）的人类劳动的对象性，必然是抽象的对象性（abstrakte Gegenständlichkeit），是观念的物（Gedankending）”。[2]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Naturalform），当然是策略性的外部描述，因为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物相化透视中，也可以再捕捉到“消失的”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所以，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已经是社会历史负熵质的物相化结果。然而，这已经不是马克思此处关注的焦点，他更多的是聚焦于商品的价值及其表现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与使用价值的可感的“自然形式”不同，价值背后的这种没有具体物品用在性的“质和内容”的抽象劳动，作为一种在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关系性的场境存在，“价值形式（Werthform）只存在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之中”（Verhältniß von Waarezu Waare existirt），而这种特定的交换关系矛盾场境是非直观的，或者说，只是一种abstrakte Gegenständlichkeit（抽象的对象性），仿佛是一种幽灵般的Gedankending（观念物或想象物）。然而，这个最简单的矛盾关系抽象，却嵌套着之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的全部复杂关系。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对此做过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3]。列宁曾经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评论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4]这是极其深刻的理解和分析。我推测，当马克思在使用这个观念物（Gedankending）时，脑子里很可能会想到西斯蒙第的“观念影子”以及黑格尔的观念抽象本质。这会让马克思更深地体会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逻辑的现实基础。这也意味着，从这个新概括的非直观的抽象劳动概念，可以更精准地思考之后抽象劳动通过商品价值形式的颠倒（商品拜物教），走向货币拜物教以及抽象成为统治的资本拜物教的逻辑。所以，当哈维说，马克思的“价值是关系性的时空中的社会关系”[5]，他是对的。索恩－雷特尔更细致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劳动并非向来就是抽象的，将劳动变成'抽象人类劳动’的抽象也不是劳动自己的作为。劳动并不会使自身抽象化（abstraktifizieren）。抽象是外在于劳动，处于交换关系的一定的社会交往形式（bestimmten Gesellschaftliche Verkehrform）之中。当然，反过来说，交换关系也不会将自身抽象化，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也是相合的。交换关系抽象了（abstrahieren）劳动，或如我们所说，它将劳动抽象化（abstraktifizieren）了。这一关系的结果就是商品价值”。[6]这一分析也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这里所指认抽象劳动的抽象，绝非观念的抽象，而是当劳动产品进入交换场境中历史发生的现实抽象，这种劳动交换关系的抽象，是产品使用价值转换为等值产品时生成的“没有其他的质和内容（Qualität und Inhalt）的人类劳动的对象性”。依马克思在《大纲》中历史现象学的解码，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神秘编码的第一步，也是价值关系中发生的异化，它还是之后复杂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自在运动，以及勾连人与万物普遍关联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的逻辑起点。可是，在这里经济学的阐释性话语中，马克思没有再让哲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直接出场。他只是通过发明这个“难懂”的价值形式（Werthform）概念，来表征商品的这种经济定在的不在场的在场性关系场境。应该说，商品价值（抽象劳动）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Werthform）是马克思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新观点，同时也是批判话语构境中的方法论自隐。在认识论层面，这种不可见的矛盾关系场境中的价值形式当然更是难以捕捉的认知对象。一方面，这是因为，马克思不可能在这里复现自己在《大纲》中那些极其复杂的关系脱型和转换过程，这就会让太多的黑暗炼金术场境压在了这个可怜的“价值形式”身上。我以为，脱离马克思从《大纲》一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艰辛理论探索全程，孤立地讨论《资本论》中出现的所谓“价值形式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索恩-雷特尔（1899-1990） 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商品的价值作为一种可见使用价值形式背后的没有具体物品用在性的QualitätundInhalt（质和内容）的场境存在，这种只生成于交换关系编码中抽象的对象性并无法直接映现自身，所以，价值关系场境只有在商品交换中通过他性的可见对象存在镜像式地表现出来。对此马克思分析说， 商品本来就是一个二重物（zwieschlächtig Ding），使用价值和价值，有用劳动（nützlicher Arbeit）的产品和抽象劳动的凝结（abstrakte Arbeitsgallerte）。为了表示出它是哪一种，它必须把它的形式二重化（verdoppeln）。使用价值的形式是它生来就有的（von Natur）。这是它的自然形式（Naturalform）。价值形式是它在同其他商品的交往中才具有的。但是它的价值形式本身又必须以对象的形式存在（gegenständliche Formsein）。[7] 马克思这时关于商品属性的看法，在经济学语境中，显然比《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都要精准了。马克思此时已经知道，先前他借用经济学中常用的“交换价值”概念并非价值本身，于是，原先那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表面关系就现身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使用价值是由工人的具体劳动物相化活动直接塑形和构序的产品的用在性，而价值则是无质无内容的抽象劳动的凝结（abstrakte Arbeitsgallerte。这是一个经济学科学认识中的重要进展。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在场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商品使用价值是客观发生在生产过程具体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后“生来就有的”（von Natur）“自然形式”（Naturalform），即感性对象的存在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知的木桌“可放置物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的产品是直接可感的，这里的Naturalform中的Natural，显然不是人之外的那个自然物质存在之意，而是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功用性的本然之意。而作为抽象劳动的凝结（abstrakte Arbeitsgallerte）的价值，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独立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生产过程，价值的生成，只是在流通领域中一个商品与其他商品的“交往”（交换）时，才会在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客观抽象出一种等质价值关系，也因为这种在场于交换场境中的价值关系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对象性表现形式，所以，价值就不得不通过另一个特殊商品（货币）的对象化的“自然形式”表现为可量化的“交换价值”实现出来。这也意味着，交换价值不过是价值表现出来的带有神秘性的最初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价值形式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最后一句“以对象的形式存在”的复杂经济物相化构境。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生来就有的”（von Natur）和“自然形式”（Naturalform）只是马克思的一个策略性话语能指，它试图反衬价值形式的非直观关系场境所指。这是我们需要切记的策略性认知逻辑凹点。  显然，马克思这里重要的理论进展，是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那个以市场需求为本体的交换价值的假性编码解构了，因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是抽象劳动的交换编码关系——价值。后来，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我以专门的一节详细地考察了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发展”。由此，价值形式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就是“交换价值”。在他看来，“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这个交换价值，即是价值在他性的物质形式上反射性表现出来的价值关系，这也表示，交换价值就是事物化颠倒的价值关系的发端，而价值形式本身也是一个经济定在矛盾状态中的关系场境。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起点，因为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将是他在经济学语境中透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曾经对此发表过如下的评论：“这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8]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价值形式以他性存在隐匿自身的不在场的在场性，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矛盾的经济物相化特征。这也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近视目光中所看到的商品似乎独立具有的“交换价值”，不过是价值（抽象劳动的凝结）在不是它自身的他性存在（Anderssein）颠倒在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经济物相化场境。这就从根基上证伪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基始逻辑支点。这种新的创见，显然是深刻和复杂于《大纲》的相近分析的。当然，这也会是非常难入境的复杂关系。我们一点一点来进入。 在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构境中，商品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分解为商品之间交换关系场境中的等价关系（形式）和相对价值形式。商品的相对价值问题，是马克思在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那里已经看到的东西。[9]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形式 必须把另一种自然形式，把另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变成它自己的价值形式。商品不能直接同自身发生关系，但它能直接同其他商品发生关系，因而通过间接的办法同自身发生关系。它不能通过自身的物体或自身的使用价值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它能够把另一使用价值或商品体（Waarenkörper）当作直接的价值存在。它不能把自身包含的具体劳动（konkreten Arbeit）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实现形式（Verwirklichungsform abstracter menschlicher Arbeit），但是它能够把另一商品包含的具体劳动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实现形式。[10] 这是说，任何一种进入到市场交换关系场境中的商品，必须都是试图换回等价的商品，可是它却无法以自身的物性实在或者差异性功效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同质的抽象劳动），可是，在商品之间的交换场境中，一个商品的价值却可以通过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表现出来，或者说，一个商品不能以自己得以塑形和构序的具体劳动来直接表达自身的抽象劳动，而可以通过交换关系场境中的另一个商品的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结果，来作为表现自己包含的抽象劳动的形式。于是，价值形式也就突显出等价关系和相对关系两个特征。特别是这个“此—彼”错位的相对价值关系，是价值形式本身作为他性存在（Anderssein）的矛盾存在方式：价值关系本身是不可见的，但它却以可见的他物表现出来。对此，哈维的理解为，“如果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总是非物质性的，却又总是对象性的”。[11]这个说法接近真相，却又是不准确的。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关系是客观的经济关系，它是非直观的，它本身并不存在对象性的实在，只是通过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对象性地呈现出来。 大卫·哈维（1935-） 这里，马克思用简单商品交换中的“20码麻布＝1件上衣”的物物交换为例来说明，其中，麻布的价值通过上衣的使用价值镜像式地编码起来。他说，在这种最直接的交换等式中，等号前后的两个商品在交换场境中的作用是不同的，“麻布是以使用价值或有用物的形态来到世界上的。因而它的硬麻布的物体或自然形式不是它的价值形式，而正好是它的对立面。它首先通过把另一商品上衣作为自己的等同物，来表示自己的价值存在”。[12]一是这个交换等式呈现了一个两种商品之间的等价形式，它表明两者都包含相等的无质无内容的抽象劳动；二是这个交换等式也表示了一种相对价值形式，这是说，商品（麻布）自己的价值关系是无法由自身直接显现出来的，它不得不以另一种商品（上衣）可见的使用价值形式反射性映现出来，并且，这种价值形式“此—彼”错位的更深一层的复杂关系为，在上述抽象劳动的等价形式中，一个商品价值内含的抽象劳动却由另一种商品的具体劳动表现出来。这是奇特的双重反射中的“此—彼”错位矛盾关系。马克思这里的观点，从话语逻辑上看，此处的隐性参照系当然不是黑格尔的那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构序，而是《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通过他性关系反射自身的逻辑构式。这可能会让人想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对自我意识确证自身的表述。在《巴黎笔记》时期马克思写下的《〈精神现象学〉摘要》中，马克思在自己的重要思想实验中留意到了黑格尔的如下表述，自我在作为有差别的东西的内容中反射到自身。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是为了自己的劳动异化逻辑寻找构序支点，而在此，他是为价值形式的不在场的在场性寻找表述逻辑的出口。也是在这里，马克思还专门做了一个类比：“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来说，这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13]其实，这个比喻的背后，还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那个他性反指关系中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将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换成了人。用拉康的话语说，就是人看不到自己，所以只能通过镜像小他者和象征性大他者的他性反射关系来确证自我和主体性。商品的价值形式，有如人的关系性场境本质，只有在社会关系的他性反向映现中才能确立。齐泽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夸张地说，马克思竟然“预见到了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只要通过被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即只有另一个人为其提供了整体性的意象，自我才能自我认同；认同与异化因而是严格地密切相关的”。[14]仔细去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制定这个价值形式的理论，原来的最初目的是想更加通俗地说明自己在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上的全新认识，但当他用比《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相近表述“强烈得多”的哲学辩证法话语来进行表达时，却将事情愈益复杂化了。马克思自己后来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5]长久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在价值形式问题上究竟“卖弄”了什么黑格尔的特有表达方式评说不一。我的观点有二：一是马克思这里对黑格尔的援引，主要是《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他性反指关系观点的运用，更深一层，还包括了观念通过物的形式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异化逻辑。只是在这里，马克思刻意遮蔽了后者。我注意到，科西克也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关系，但他认为，二者在逻辑构式上的接近是通过总体逻辑中的“奥德赛式”的历史游历。[16]二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写作过程中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思想实验之后，马克思这里的价值形式理论也可能关涉经济定在自我否定性。于是，马克思不得不专门写了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教科书式”的附录放在第一卷（第一版）的最后，还在序言中提示让读者跳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的上述表述，先阅读附录，再回到文本的接续语境。这里实际发生的历史故事为：在马克思于1867年4—5月间在库格曼家里作客时，库格曼说服了马克思写一篇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7月11日，马克思完成这一附录并寄给出版社。[17]可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修订中，他还是取消了这个附录。 下面，我们就按照马克思的引导，先到附录中去看他“更加通俗”的说明。在那里，我们看到马克思还是在以上衣作为麻布的价值等价关系为例。首先，这里的简单商品交换中麻布通过上衣实现出来的价值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物性的颠倒表现方式。他分析道，此时的麻布不可见的价值是以上衣可见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上衣的具体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可见用在性，呈现了麻布中不可见的由劳动者的抽象劳动所结晶的价值，这个通过不是它自身的他性存在（Anderssein）物性在场的 价值是耗费在它的生产上的人类劳动力的物的表现（dinglicher Ausdruck），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抽象劳动（abstracte Arbeit），是因为在上衣中包含的劳动的一定的、有用的、具体的性质（bestimmten，nützlichen，konkreten Charakter）被抽象掉了；人类劳动，是因为劳动在这里只是被当作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18] 作为体现麻布价值的抽象劳动，是被抽象掉一定的、有用的、具体的性质（bestimmten，nützlichen，konkreten Charakter）的一般劳动力的耗费，它无法在自身的物性实在中直接在场，所以，它只能通过上衣的物性存在反射性地间接在场，可是，这里上衣只是代表了“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上衣自身由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的使用价值。这样，“在这种关系中，上衣只被当作是价值的场境（Gestalt von Werth），从而被当作是麻布的价值场境（Werthgestalt），是麻布价值的可感觉的表现形式（sinnliche Erscheinungsform）。这样，通过价值关系（Werthverhältnisses），一种商品的价值就表现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表现在和它自身不同的另一种商品体上”。[19]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又集中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那个重要的场境（Gestalt）概念。据概念考古的词频统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共计122次使用了场境（Gestalt）概念，而在整个《资本论》三卷中，他共计261次使用了该词。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Gestalt不是可直观的形态，而是不可直观的关系场境存在，麻布这种在劳动交换中客观抽象且生成的不能直接呈现的等价和相对关系场境，只有颠倒地表现为另一种商品（上衣）“可感觉的表现形式”上。在我看来，这种关系颠倒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透视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关系编码的起点。在《大纲》中，它被直接指认为事物化和价值关系异化。而在此，马克思却试图用一个价值形式概念来表达这一复杂的经济物相化中经济关系转换。这必然会造成之后对这一概论无根性诠释中的语义混乱。马克思认为，“这种颠倒（Verkehrung）是价值表现的特征，它使可感觉的具体的东西只充当抽象的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相反地使抽象的一般的东西充当具体的东西的属性。这种颠倒同时使价值表现难于理解”。[20]所以，在经济学语境中这个难以理解的颠倒关系，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用“交换价值”遮蔽起来的商品本身的神秘经济物相化编码之缘起。由此，商品的价值形式就作为经济定在自我否定且隐匿于“交换价值”的表象之中。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马克思在这里面对经济学家和普通读者的阐释性话语实践中，他刻意避免使用一些深刻的哲学术语，而尽可能使用他觉得属于实证性的经济学的概念，所以才会出现“可感觉的”代替非直观，“一般劳动力的耗费”代替对象化的劳动，“颠倒”代替异化。最后，以拜物教批判话语取代劳动异化关系批判。甚至我推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似乎是刻意阻止哲学构境中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的出现。其直接目的，是为了阻止哲学话语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这当然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文本学研究的主体视位。 其次，商品的价值形式的本质，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人与人社会联系的物质表现。这还是解释性话语中十分平实的表述。但这一表述背后的复杂构境却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以不是它自身的颠倒的物性方式矛盾地呈现出来。其实，这也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经济构式负熵进程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说，当一个社会出现了社会分工下的私人劳动， 这种私人劳动的社会关联（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ng），是在物质上存在的（existirt stofflich），因为各个私人劳动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naturwüchsigen，gesellschaftlichen Theilung der Arbeit）的各个环节，因而它们的产品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的总体（Gesammtheit）又构成了同样是自然形成的社会需要体系（naturwüchsige System der Gesellschaftlichen Bedürfnisse）。但是，彼此单独进行的私人劳动所形成的这种物质的社会关联（stoffliche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ng），只有通过他们的产品的交换（Austausch）才间接地得到实现，因而只有通过这种交换才能实现。[21] 马克思这里关于价值形式的“通俗说明”，显然是在援引斯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或者说，他试图再一次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中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我以为，这当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特有表述形式的卖弄”。黑格尔这段解读斯密《国富论》的原话为，分裂为原子化个人的市民社会的交换中介本质即是“通过个人的劳动（Arbeit）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Vermittelung），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System der Bedürfnisse）”。[22]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交换中介建立起来的社会关联是“自在的自然状态”。[23]这一观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经理解了。在此，马克思没有援引《精神现象学》，而是《法哲学原理》，这是有深刻用意的。因为，后者的话语更接近实证的社会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不同个人那里，他们各自的产品如果要满足相互的需要，就只能通过市场交换，这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缘起，这种通过相互之间的产品交换所“自然形成”的社会关联，不是他们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是通过“自然形成”的交换中介间接地完成的，并且，这种自发生成的社会关联表现为商品物与商品物的物质的社会关联（stoffliche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ng）。依概念考古的词频统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共计49次使用这一重要的关联（Zusammenhang）概念，在整个《资本论》三卷中，共计146次使用该词。由此，人与人的关联畸变成外在于自己的“自然辩证法”的物性关联，这当然是“第二自然辩证法”的运动和普遍关联。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物质（stoffliche）一语，虽然接近常识阅读的直达性，但却明显不如事物（Sache）更精准，我想，这是为了读者理解所做出的在构境深度上的牺牲。在正文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用自己的话语对此重新概括为，“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事物与事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System allseitiger sachlicher Abhängigkeit）所补充”。[24]这当然是事物化的关系场境颠倒。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卢卡奇分析道，“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联系（eine Verhältnis，eine Beziehung）获得物的性质（Dinghaftigkeit），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Gespenstige gegenstandlichkeit）’，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联系（Beziehung zwischen Menschen）的所有痕迹”。[25]这是正确而深刻的分析。 本节注释 三 物的关系蛹化：替代异化 理论的商品—货币拜物教 与价值形式一类经济学概念对价值关系异化的策略性隐匿意向接近，马克思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在经济学的阐释话语中同样被策略性地遮蔽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看到了一个替代异化理论的完整的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可以说，这也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后，第一次系统地表述自己的三大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依我的观点，从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这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编码中策略性写作的最外层。我注意到，普舒同也提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策略性写作”问题，只不过，他是在解释马克思对价格与价值的差异时谈到这一点的。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写作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论证策略”，“这一策略一方面证明了商品与资本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核心，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价值的范畴缘何在经验貌似与资本主义并不相符”。[1]实际上，马克思的阐释性话语编码中的策略性写作，远不止这些。下面，我们先来看出现在附录中的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讨论。而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马克思关于经济拜物教的这前两种形式的批判，直接整合进第一章的正文之中了。 首先，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商品形式的拜物教（Der Fetischismus der Waarenform）。这是与上述以他性存在（Anderssein）的物质的形式颠倒地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的讨论域是基本重合的。这还没有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和一般等价形式，后者将会生出货币形式的拜物教。我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正文中，已经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观点，并且从经济物像层面上，指认了商品这种外观上的神秘性： 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metaphysischer Spitzfindigkeit und theologischer Mucken），作为单纯使用价值，商品是一种可以感觉的物（sinnliches Ding），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毫无疑问，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Formen der Naturstoffe in einer ihm nützlichen Weise verändert）。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式（Form）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sinnlich über sinnliches Ding）。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2]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拜物教问题非常著名的一段表述。但是，马克思这里并没有使用拜物教概念。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商品物像证伪开始的。作为面对人们直接需要的用在性的物品，商品是自身可以触摸到的可感觉的物（sinnliches Ding），就像一张木制的桌子，它从木匠通过劳动物相化活动，使有目的的“爱多斯”对象化到木头失形和重新塑形的“形式改变”之中，成为我们生活中可放置物品和工作的桌子，这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可是，当它一旦标价，成为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时，它立刻就变成一种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sinnlich über sinnliches Ding），即在前述可以触及的用在性存在之外，又多出来一种不可触及“值多少钱”的社会经济定在质性——实际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的抽象劳动的价值关系。马克思形象地比喻说，正因为这种不能直达的价值关系场境，作为商品的桌子就会“用头倒立”，成为一种非直观抽象劳动社会规定的价值形式中神秘的存在。马克思说，这就是“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Fetischismus）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对象性的外观（gegenständlichen Schein）”。[3]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形式作为经济定在本身就是商品拜物教观念得以发生的基础。 回到这里附录中的讨论线索，商品拜物教的发生与上面马克思讨论社会分工下出现的私人劳动者之间的产品的交换问题相关，他具体分析说，处于交换中的“劳动产品，如上衣、麻布、小麦、铁等等这些有用物都是价值，是一定的价值量，总之是商品，当然，只有在我们的交易中，它们才能获得这些属性，而不是像有重量、能保暖或能充饥这些属性是天然就有的”。[4]我已经多次辨识过，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天然”，当然不是指物品的自然属性，而是特指可感的使用价值的客观用在性，因为这些物品的功用性业已是“非天然”劳动的产物。而交换中的劳动产品之所以转换为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量，恰恰因为它们之间发生的劳动交换关系，这是一种由于交换彼此的需要才获得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的社会属性，这并非这些产品的物性。这是容易理解的。 马克思说，当人们在因为满足不同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产品交换中，出现“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个交换等式时，首先实际发生的社会关联为： （1）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不同种（verschiedenartigen）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具有同等意义；（2）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规律来计量的；（3）裁缝与织工结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正是在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者们才把他们不同种的有用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等同起来。[5] 这是说，首先，私人劳动者手中生产不同种的产品中的有用劳动，通过相互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一般的人类劳动量等同起来，生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即价值关系中的等价形式。其次，也就是在20码麻布的抽象劳动（价值）表现在一件上衣用在性的关系中，同时生成了二者之间的相对价值形式，即“在我们的交易中，在生产者们面前，他们自身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却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天然的社会属性（gesellschaftliche Natureigenschaften），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规定（gegenständliche Bestimmungen）”。[6]麻布中包含的社会属性——不可感的价值关系（Werthverhältnisses），直接通过上衣的物性实在表现出来，仿佛这种社会属性是商品的自然物质属性一样。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也是马克思的事物化理论中的物化（Verdinglichung）误认。这恰是上述那个价值形式在场时的奇怪颠倒。仿佛真的出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的那个商品劳动价值之外的“交换价值”，并且，这个由需求决定的“交换价值”成了商品天然的社会属性（Gesellschaftliche Natureigenschaften）。在这里，马克思再次说，这种关系颠倒可以借用拜物教的观念来比喻。他分析道， 劳动产品表现为商品，表现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sinnlich übersinnliche）的物或社会的物（Gesellschaftliche Dinge）。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对象形式（gegenständliche Form eines Dings）。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physisches Verhältniß）。相反，商品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Werthverhältnisses），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ß der Menschen），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的关系（Verhältnisses von Dingen）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Fetischismus）。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7]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附录”中比较重要的一段表述。因为，这是马克思正面讨论商品形式的拜物教。这里出现的可感觉又超感觉（sinnlich über sinnliche）的物（Ding），是难以理解的。可这个物，却是入境于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关键。因为，商品作为具有一定用在性的物品当然是可以直接感觉到的，但作为商品的这个物却又是无法直观的经济关系场境。这就再次出现的黑格尔所指认的，不是它自身的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依我的理解，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经济拜物教中的“物”，是以看起来自在的sinnliches Ding（可感觉的物）为外观而隐匿起来的社会关系场境。这个物（Ding），不是一般物像中现成的直观对象，而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经济物像）。这一经济物像本身就是双重社会关系的遮蔽：一是在商品的历史发生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物品用在性（使用价值关系），在进入交换那一瞬间已经被祛除了，二是抽象劳动被客观抽象出来之后的价值关系，在畸变为商品的自然属性中被遮蔽。由此，经济拜物教的本质是对经济物像的虚假图腾。这是一种以否定性的经济物相化存在论为基础的复杂事物化颠倒和劳动异化关系场境的虚假外观。在之后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上，这种虚假图腾的假象则表现得更加“耀眼”罢了。如果返回到《大纲》的语境中，这会是商品—价值关系的异化。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释性话语中，才出现了常识中容易理解的拜物教理论。有趣的是，这一重要的指认竟然没有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正文中，而是无意识在场于为了通俗地说明价值形式的附录之中。如果库格曼没有动员马克思写下这个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那么，马克思这个关于商品拜物教的重要说明就不会出现在《资本论》正文之中。也由此，我才推断马克思《资本论》中出现的经济拜物教理论，是在通俗阐释性话语中替代异化批判理论的话语代码。我们看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修订中，这一重要论述被重新改写在第一卷第一章的正文之中。马克思在第一章中，增加了“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目。 在此，马克思将商品形态上的二重性，特别是价值关系中的相对价值形式，当这种“不可感的”在交换中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得不颠倒地表现为“可感的”社会的物（Gesellschaftliche Dinge）之间的关系，比作众所周知的宗教领域中的拜物教观念，当然，这种拜物教不再是自然对象物的图腾崇拜，或者宗教神学中证伪的偶像崇拜，而是将自己“人手的产物”，即商品价值颠倒地表现为物性他性存在（Anderssein）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关系作为神灵来供奉。对此，阿多诺说，“马克思把商品的拜物教特性定义为人对他自己制造出来的物的崇拜”[8]，这是对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拜物教的发生，也恰好为人所创造的东西作为外部力量统治自身的经济物役性现象提供观念前提。你崇拜，才跪下。马克思说，这就像我们的视觉塑形一样，一物在光的作用下，其影像传递到人的眼睛中，可这种光影投射在我们视神经中生成的“主观兴奋”，却表现为外部物的对象形式（gegenständliche Form）。这一比喻，最早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那里，这种倒置显像是指认意识形态的颠倒本质，这种颠倒同时被比喻为照相机的倒立成像，以及在生活中“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9]马克思这是提醒我们注意，拜物教本身是一种观念幻象伪境，但它却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歪曲映现。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这应该是经济物相空间中意识异化论的替代话语。所以，阿多诺说，“商品的拜物教特性（Fetischcharakter der Ware）并不归罪于主观上迷路的意识，而是客观地从社会的先验（Gesellschaftlichen Apriori）、即交换过程（Tauschvorgang）中演绎出来的”。[10]商品拜物教不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经济物相化编码结果，特别是在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交换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先验中建构成的。这是正确的。而当巴利巴尔在《马克思的哲学》一书中，将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直接视作一种客观现实，他说，马克思的“拜物教与光学幻影或某种迷信不同，它不是一个主观现象，不是对现实的错误认识（perception faussée de la réalité），而是现实（réalité，某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和结构）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方式”。[11]这当然是不准确的。拜物教观念的意识形态作用，是使拜物教徒在现实生活扭曲为颠倒的世界中如鱼得水，比如原始图腾文化编码的巫术世界。而在马克思所指认的商品拜物教现象中，这种商品拜物教是商品生产的历史产物，作为一种观念幻象，它的现实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商品自身所内嵌的劳动交换关系（价值），“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价值形式（异化了的“交换价值”）。可怕的是，这种虚幻的商品拜物教观念却统治着现实生活。 其次，作为一般价值形式社会蛹化的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说，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脱离了使用价值的价值关系，以不是它自身的“交换价值”的价值表现形式，价值形式从简单价值形式、经过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的过渡，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不断发展和结构化的历史结果。在慢慢扩大起来的价值形式中，交换中的商品“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12]这是一种基于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勾连人与万物的物性普遍关联。于是，前面马克思所例举的简单商品交换中的“20码麻布＝一件上衣”，现在则转化为：“20码麻布＝一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1夸特小麦＝2盎司金等其他无限交换链中的商品群”。这里，首先是原先那个两个商品之间的等价形式变得复杂了，这个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关系中的等式被拉长了，其中发生的关键性变化为， 特殊等价形式（besondere Aequivalentform）现在进一步发展为一般等价形式。或者说，处在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现在是一般等价物（allgemeines Aequivalent）。——因为商品体的自然形式麻布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形态（Werthgestalt），所以麻布的自然形式就是麻布与商品世界的一切要素没有差别的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因此麻布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它的一般的社会形式（allgemeine gesellschaftliche Form）。[13] 当上衣作为麻布的等价形式时，它是特殊等价形式，可是在后面那个复杂商品交换的等式中，当“麻布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形态”时，它的物性使用价值则转化为商品价值形式中的一般等价物（allgemeines Aequivalent）。马克思说，“如果一个商品具有一般等价形式或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那它的自然形式或物体形式（Natural-oder Körperform）就充当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即一般的社会的蛹化（Verpuppung）”。[14]这里，马克思专门选择了一个常识能够理解的蛹化（Verpuppung）概念，以此来表示发生在货币关系生成的奇特本质，即不可见的社会关系场境隐匿于像虫蛹一样的物质外壳后的变身和脱型中，以代替原来他在《大纲》中使用的哲学化的“我—它”自反性关系的货币异化概念。在后面关于货币成为商品一般价值形态的讨论中，马克思还说过，“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15]我们知道，在动物学中，所谓的蛹化是指完全变态类的昆虫在由幼虫老熟后变为不动的蛹期和蜕化的过程。马克思将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形态比作活动中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为货币的事物性存在，比作蛹化，以此表征社会关系的颠倒和异化本质。生物学上的蛹化现象，自然是比哲学话语中的异化要容易理解。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时，它是不可直观的社会关系，但在一般等价物的自然形式中，价值却通过“一般的社会蛹化”物的颠倒价值形式直接显现出来。其实，当这个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中被逐渐集中到某些特殊商品身上时，货币关系就作为一般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从一般商品中脱型而出。在马克思看来，当“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商品成了货币商品（Geldwaare），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gesellschaftliches Monopol）”。[16]麻布自身的物质自然形式，直接充当了其他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于是，麻布就成了货币商品（Geldwaare），从而麻布则居有了代表一般财富的社会独占权（gesellschaftliches Monopol）。在《大纲》中，这就是货币权力的异化。这样，货币作为一种同样可感觉又超感觉（sinnlich über sinnliche）的物（Ding）就隆重登场了。于是，马克思立刻调整了上述的商品价值形式的等式，黄金取代了假设中麻布的位置，现在是黄金等于等式中其他所有商品。因为，“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体金（Waarenkörpers Gold）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17]其实，从麻布转到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只是马克思此处理论逻辑编码中的便利性假设，在货币的历史发生中，不同民族在原始的产品交换中，开始通常可能会以耐磨的石子、骨片或贝壳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然后逐步过渡到一般金属铸币（铁和铜），最后，货币才会集中于金银等贵重金属上。 至此，马克思结束附录，并告知读者“下接本书正文第35页”，即中译本的第65页。说老实话，在这一附录中，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讨论变得更加通俗，只是他去掉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那种特有的表达方式，主要是价值形式的多重反射关系和颠倒的提法。所以，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马克思重新修改了这个附录，并将其直接融到整个第一章中。 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65页起，马克思开始讨论商品的交换过程，这亦表明，上述他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更多的是从纯粹的理论逻辑演绎出发的，并没有将其放置到商品的交换过程中来，而如果要讨论货币问题，脱离了具体的商品交换过程却是不可能完成的。实际上，这也正是《大纲》正文开始的地方。我们看到，马克思先对货币与商品交换的关系进行了一个重要的概括： 货币结晶（Geldkrystall）是商品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它是有用的私人劳动（这种劳动只是有用劳动或分工的自发总体系（naturwüchsigen Gesammtsustems der nützlichen Arbeiten oder der Theilung der Arbeitbildet）的一个个别环节）的产品，又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物性化身（unmittelbar gesellschaftliche Materiatur abstracter menschlicher Arbeit），商品的这种内在矛盾（Widerspruch）一直存在，直到商品二重化（Verdopplung）为商品和货币。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18] 我得说，马克思这里的表述其实是难以入境的。因为，这里在分析货币关系结晶的构境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矛盾关系，已经转换为新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这里的交换价值，显然不是《大纲》中那个不够准确的经济学概念，它已经是价值关系（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物性化身（unmittelbar gesellschaftliche Materiatur），也就是表现不在场的价值关系的价值形式。这才有了走向货币结晶的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具体有用的私人劳动与抽象的人类劳动直接物性化身的内在矛盾，以及这种商品在交换关系生成的矛盾中直接“二重化”为外部对立的商品与货币。马克思在后面说，“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19]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刻意使用的货币结晶（Geldkrystall）和社会化身（gesellschaftliche Materiatur）这两个概念，它都表征出货币作为一种可见的到场熟知的东西（Bekannt），它只是一种不可直观的社会关系场境的物性结晶，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塑形和构序产品的一般社会负熵质上，它不是指黄金自身的金属功效或者一张纸币被生产、印制的一般社会历史负熵的用在性，而是它象征和入序商品—市场交换活动中生成的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经济构式负熵质。这使得货币物的到场再一次加深了商品关系场境的神秘性。 马克思告诉我们，货币是商品，但它与一般商品不同。货币商品自身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关系是更复杂的。因为，“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做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特殊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20]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就二重化了，作为货币出现的黄金（开始可能是石块、贝壳或者其他一般金属），当它们作为货币时，它们自身作为某一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有用性物品的特殊使用价值都是存在的，比如打磨石块和铸造铁制或青铜制钱币等，但同时，它们又获得了一种其他商品没有的特殊的社会职能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必须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使用价值，并非开采和制作金币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生成的直接用在性，而是原先镜像式映现在那个上衣中的麻布内嵌的抽象劳动，现在成了所有商品中嵌套的抽象劳动在黄金货币上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生成的一般等价功效。如果回到上面已经讨论过的等价物关系中去，我们就会发现，黄金的实物形态，成了其他商品的通用价值表现形式，即一般等价物。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21]在马克思附录中已经出现过的等式中，一大堆商品等于黄金，物性的黄金则反过来代表一切财富。马克思说，也正是在这个等式后面，发生了一件与商品拜物教场境中的神秘性相类似的奇怪事情。当物性的黄金在交换的无数次反复的经济物相化编码中逐步成了所有财富的代表时，我们渐渐地遗忘了一件事情：“货币形式（Geldform）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Reflex）”。这个反映（Reflex），当然不是西斯蒙第所指认的商品的“影子”（Schatten）[22]，或者只是反映商品的“纯粹观念性的”（rein ideal）“抽象单位”（abstrakten Einheit）。[23]在传统哲学话语中，反映（Reflex）通常是指人的主观思维对现实的经验或者观念映照，可在这里，马克思却用它来指认一个物客观映现另一些物的社会关系，这个Reflex与前述马克思指出过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客观抽象一样，都是客观的现实关系场境。这里，也可借用海德格尔的遗忘存在说，只是这里我们遗忘货币存在者的存在，并非直接塑形和构序货币的具体劳动物相化活动，而是劳动交换关系场境的历史性客观抽象活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不管是黄金还是纸币，“物的货币形式（Geldform des Dings）是物本身以外（selbst äußerlich）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事物性外壳（sachliche Hülle）”。[24]我们又一次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社会场境：由那个神秘的价值形式历史演变而来的货币形式，是货币的物性实在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看到的到场的它，这个可以直观到的物不是它自身的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而是一种经济物相化编码反射关系性中的他者，即颠倒地表现人的劳动交换关系的物性外壳，或者说，抽象劳动为基础的价值关系的反向事物性外壳（sachliche Hülle）。这也是齐泽克所说的那个“金刚不坏”的崇高对象。[25]这里，马克思特意使用了不同于直观中的物（Ding）的Sache。这个Sache当然也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构境中那个“消失了的对象”，可这并非是指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一般物相化透视中“遗忘”的塑形和构序物品用在性的具体劳动，而是经济物相化伪境遮蔽起来的抽象劳动的价值交换关系。这是上面我所指认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那个特殊的物（经济物像）的升级版。但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像《大纲》那样仔细讨论这个“事物性外壳”背后的事物化关系颠倒和异化问题。马克思专门提醒我们注意，与他前面已经揭露的商品拜物教一样，人们在遭遇事物性商品时，往往会忘记商品自身所内含的人类抽象劳动——价值，而迷入商品物性外壳之中；在货币这里，黄金等货币本身并不是直接的财富，而是黄金的物性存在之外的人与人劳动交换关系的一般价值的颠倒表现形式。然而，恰是在这个实际的商品—货币交换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在商品拜物教之上“更耀眼”的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分析说，当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同黄金等贵金属这样一些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时，就出现了一种经济物相化编码中出现的假象，“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26这也就是说，前面马克思已经揭示过的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和等价形态的转换关系统统消失了，现在的幻象为，货币就是天然的财富的代表，所有商品都只能通过货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他分析说， 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bloß atomistische Verhalten），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事物性场境（sachliche Gestalt），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Geldfetischs）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本身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27] 显然，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阐释性话语中相近表述的重写。[28]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商品—市场所生成的事物性场境（sachliche Gestalt）中，原子化个人相互隔离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在盲目返熵的无序竞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畸变为一种“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外部“第二自然辩证法”的力量。这几乎回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构式不在场时的经济物役性观点。回到此处的语境，这亦表明，货币的本质恰恰是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颠倒，它从人们之间的关系颠倒为统治性的权力。而一旦人们将货币看作是财富的代表，并在这种颠倒的经济物相化幻象中发疯般地追逐金钱时，这就是货币拜物教，俗称的拜金主义。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信仰使人得救（Es ist der Glaube）。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immanenten Geist）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构序（prädestinirte Ordnung）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29]这里马克思反讽语境中引述的圣经福音中的这句“信仰使人得救”（Es ist der Glaube）[30]，当然只是借喻，因为货币拜物教不是一种主观故意，也非宗教构境中的救赎，而是人们身处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无意识生成的金钱拜物教信仰。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拜物教的本质，是对商品内在精神（immanenten Geist）的追逐，也是资本关系人格化的资本家的世俗至尊化（有如福布斯排名），无形中，这特殊的经济定在也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预定构式（prädestinirte Ordnung），在德语中，这个prädestinirte就有命中注定的意思，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愈益耀眼的形式，当然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中的表象核心。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为，“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做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Goldgier）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absolut gesellschaftlichen Form）——的权力增大了”。[31]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的一个不同点，在于独立出来的货币权力，即随时随地可以编码一切存在和支配一切财富的巨大权力。在《大纲》中，马克思曾经详细分析过这种货币权力的异化问题，这里，马克思显然是压抑了普通读者和工人不易理解的异化话语。马克思说，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große gesellschaftliche Retorte），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Geldkrystall）。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32] 处于货币拜物教幻象核心的至上货币神威在于：一是在作为人们熟知的东西（Bekannt）货币身上，人们已经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而成的”，作为黑格尔所说的“消逝的对象”，抽象劳动的结晶、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和颠倒、价值等价关系的事物化等所有历史真相统统被遮蔽起来了。金钱是没有臭味的。哈维曾经十分形象地谈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遇的事情，我们走进商店用货币买一根莴苣，“货币与莴苣间的物质关系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因为价格的'高低’是由社会决定，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在这种物品交换中所隐藏的，是你、消费者和直接生产者，即那些为种植莴苣而付出劳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了购买莴苣，你不仅不需要知道关于劳动或即将在莴苣中凝结价值的劳动者的任何情况，而且在高度复杂的交换体系中，你也不可能了解关于劳动或劳动者的任何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拜物教在世界市场上是不可避免的原因”[33]。这里，哈维是更加通俗地解释了马克思的观点。二是货币将一切东西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中都转换为无质的金钱，一切都可以编码为被买卖的可估对象，无形中，这也可以夷平所有等级化的存在本身。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铲平封建专制等级的重要法宝。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扩展了马克思这一重要观点。三是这种货币会成为支配所有财富的权力，有钱就拥有了世界，所以这种货币拜物教的隐性本质是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欲望和冲动，这与商品拜物教那种单纯的占有欲是不同的。在此，马克思第三次援引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关于拜金欲的反讽诗句。[34]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统治本质来说，货币拜物教批判是更加重要的层面。 本节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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