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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内容提要自中唐以后，李杜一直齐名并称，尽管李杜不可论优劣直到今天仍为学界的主流 意见，但在历代的接受和经典化的过程中杜甫明显占有优势。这一现象引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李杜可否论优劣？二、如何评判李杜优劣？三、杜甫凭什么理由胜出？若从经典 化的视角，结合传统的作家品第论便可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学理进行探讨，最终可以发现：杜 甫的诗歌史意义超过李白的理由在于杜诗创造了一种与古典审美理想相联系的有关“老”境 的诗歌美学。 关键词 李杜优劣 经典化老 诗歌美学 从哈罗德·布鲁姆发明“经典化”这个概念以来，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成为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绕不 过去的问题。虽然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提供多少可阐发的理论生长点，但在具体使用中却不断滋生各种 理论萌芽。比如经典化的决定因素，就是一个充满各种理论推衍的可能性并很容易坐实的问题，无论 从传播、接受的角度还是从文本构成的角度或其中的道德蕴涵，我们都不难就经典化的依据提出若干 切实的论断。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历史远比我们所掌握的事实更丰富、更复杂，有更多发生学意义 上的独特性。尤其是历史上的经典个案，还有许多未及触发的隐赜。比如人们熟知的李杜优劣论，就 还有一些可继续追索的问题：李杜究竟可不可以论优劣？李杜是否能分出优劣？若可能，应用什么方 式来判定李杜的优劣？判定李杜优劣又应该依据什么标准？这一连串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索李杜优劣 的问题，并在经典化的理论视域下诠释这一古老问题所蕴含的理论萌芽。 一、李杜优劣可讨论吗? 在今天谈论李杜优劣，首先就面临一个问题：李杜优劣的问题值得讨论吗？经过历史上李杜评价从 扬李抑杜到扬杜抑李再到李杜并称的漫长过程，这一问题似乎已到了无须讨论或无可讨论的地步。不是 吗？从唐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①，吴融《禅月集序》 称“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②，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一直各有其人，但自韩愈《调张 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③之论出，李 杜不当论优劣的看法逐渐成为主流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两段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 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 白不能作。（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697页） 在严羽这一终结性的论断之后，再经明人对“陇西趋《风》，《风》故荡铁出于情之极，而以辞群者 也；襄阳趋《雅》，《雅》故沉郁入于情之极，而以辞怨者也”的比较，就很自然地得出李杜“趋若异 而轨无勿同，故无有能轩轾之者”①的结论，而“李杜原齐驾，难将伯仲评”②也遂有定论，无论再 作什么争辩都显得多余。清高宗《御选唐宋诗醇》论定李杜“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并称大家而无 愧者”③，更以钦定宸旨迫使朝野论者顿省“诗人评李杜优劣，聚讼不已，殊属无谓”④，只剩下李杜 并重的议论稍可伸张其说。如汪玉珩《朱梅舫诗话》云： 杨诚斋评李杜云：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又曰：东 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杨升庵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骚人雅士之词。比之文，太白如 《史记》，少陵如《汉书》，似为李左袒。胡应麟则云：李犹庄周，杜犹左氏，庶几得之。（汪玉珩 《朱梅舫诗话》卷一，乾隆四十六年[781]刊本，第2a页）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甚至断言“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 风教。”③这都可以看作是恪遵钦定旨意的主流见解。 进入20世纪后，以汪静之《李杜研究》、傅东华《李白与杜甫》为代表，有关李杜的比较和 评论开始在现代作家论的模式下展开，其间经过70年代初郭沫若和萧涤非的争论，最终回归李杜 并提并尊的定论上来。后来马积高《李杜优劣论和李杜诗歌的历史命运》、羊春秋《“一李九杜” 与“一杜九李”的审美差异》等论文以及唐诗史和文学史的论述、评价，大致都以这种不可优劣 论为不刊之说@。近年发表的论文更从时代风貌、现实环境、个性倾向、仕宦出处、美学趣味、艺 术技巧等诸多角度来分析、对比李杜诗歌的种种差异，较有代表性的如罗时进《“前李杜”时代 与“后李杜”时代——唐代诗歌发展的转关与演进》一文从唐诗分期的角度谈李杜并尊的必要， 指出后人多学杜并不意味着中晚唐以至于近古时代李白影响的弱化；陈才智《风流与日常——重 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一文从李白侧重感发情兴、杜甫侧重描绘家常切入，阐述李、杜两家 典范意义的互补性，都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充实了我们对李杜的认识，当然也强化了两家不可论优 劣的理由。 但是以上的论述仍不能消除我的困惑：李杜真的不能论其优劣吗？起码金圣叹就不会给予肯定的 回答吧？他平生最不满“诗妙处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之说，认定诗学里决无不可明辩的问题①。我 也不相信竟有无法评判两个作家高低优劣之事。泛泛而论、统而言之，肯定是不行的，如果采用单项 记分制，按体裁来分别对比，或许就可以分判高下优劣了。当然，应该承认文学评价有时是很难用量 化的形式来说明的，但在没有更好方式的前提下，我们不妨试试。按体裁来计算单项分，我给李杜两家打出的比分是： 乐府，李白自是一百分，杜甫八十分应已满足。要论对乐府体制的掌握及艺术突破，杜甫本来就 不多的作品固难以同李白相提并论。即使他被认为有开创新题乐府的功劳，那些新题乐府也难与李白 的成就相比。五言传承了汉乐府的现实精神而神理、气味还有一定距离；七言除了《兵车行》等少数 作品之外，风格多近于古诗，不像李白乐府与歌行相出入，更具乐府风神。 五古，杜甫一百分，李白九十分。也可能有人会认为李白分数打低了点。但五古是杜甫的艺术独 创性和重要成就之所在，尤其在开拓体裁的容量、章法严整、语言精警等方面独步一时。李白五古虽 也写得不错，却少点鲜明的特色，名篇也不如杜甫多。 七古，李白一百分自不待言，杜甫恐怕九十分就已满意。平心而论，两家七言古诗各有千秋：李 以气势飘逸胜，杜以骨力沉郁胜；李近于歌行之恣肆，杜则邻于文章之开阖。所以胡应麟论七古即以 李杜并举，说“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①尽管如此，李白脍炙人口的名篇远多于杜甫， 却是不争的事实。 七律，杜甫自是一百分，李白不喜欢作七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 两首打个八十分应无问题。 五律，两家打平手，杜甫必甚满意。事实上，李白之神奇飞动、自然名隽，杜甫之精工雅切、妥 帖浑成，无不各造其极，实在难以轩轾。 五绝，李白必一百分，杜甫八十分已勉强。李白之作多神韵天然，含蓄不尽，二十字中有无限意 味，耐人吟讽。杜甫之作或出以速写之笔，意无蕴蓄；或流于拙重大，不合五绝之体，历来鲜有好评。 七绝，则更无须较量，李白必一百分，杜甫至多七十分，许多批评家可能给分更少。主要是七绝 专主风神，以思致奇巧，摇曳多姿取胜，杜甫每驭以大力，又喜欢对起对结，遂给人切取七律半截、 收束不住的感觉。胡应麟论唐代绝句说“五七言各极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无所解者，少陵。” （《诗薮》，第116页）相信代表了古代大多数批评家的看法。 这样合计下来，李白总分起码高出杜甫五十分。虽然有点像是戏说，倒也是所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相信大体不悖于诗家定论。元代诗论家陈绎曾《诗谱》列举各种诗体的典范作家，李白各体均有其 名，而杜甫却不见于七绝中②，可见杜甫那五十分主要就输在绝句上。如果再考虑直到中唐诗坛犹 “以为律体卑下，格力不扬”③，普遍崇尚古体的观念，李白总分高出杜甫几乎是不用怀疑的。但问题 是两人身后获得的评价和重视，绝对是杜甫占了上风，宋代以后对杜甫的推崇几乎呈一边倒的倾向。这又怎么解释呢？ 二、李杜身后之显晦 由中唐韩愈等人鼓吹而形成的李杜齐名的均势，到北宋中叶终于被打破。李白诗歌被污名化与杜 甫备受江西派尊崇，最终造成了两家诗歌评价的落差。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罗大经《鹤林玉露》的一段 议论略窥唐宋间李杜评价的消长： 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 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唐人每以李杜并称，韩退之识见高 迈，亦唯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无所优劣也。至本朝诸公，始至推尊少陵。东坡云： “古今诗人多矣，而唯以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饥寒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又日“《北 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朱文公云“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 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1页） 其中竟未提到王安石对李白的酷评。王安石曾说“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 九句言妇人酒耳。”①这一论断对李白诗歌的污名化产生很大影响，由此奠定宋人评价李白的基调。而 相反杜甫经过苏轼《王定国诗集序》的推崇：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孔凡 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318页） 及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的神化：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475页）再加上宋人对孟棨《本事诗》“诗史”概念的改造②，以及宋人攀附《诗经》与《春秋》解杜诗，借 汉儒说《诗》“主文而谲谏”的批评策略和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为杜诗叙时事、寓褒贬寻找到一 个含蓄风格的合法性依据③，却获得不少道德加分，从而大幅度提升其伟大性，并同时使这种伟大性 变得更加具体。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就有以伦理性为经典化依据的主张④，那么将杜甫推为陶渊明之后 又一位凭借难以企及的伦理品位而成就其伟大性的诗人，本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但问题是事情并不如 此简单，尽管杜甫的艺术分值一直在持续攀升，可是对他的实际成就及伟大性却始终存在质疑的声音， 他绝句的短板和诗歌语言的疵颢也一再为人指摘，屡遭批评⑤。在一味追摹晚唐的南宋，在诗必盛唐 的明代，杜甫都曾被排斥在“唐诗”的主流之外，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当然不否认许多名诗人宗法 杜诗，但姚合、贾岛或王维、李颀在当时可能更受追捧，在典范性上比杜甫更占据主流地位。历史地 看，从宋元到明代后期，诗坛于唐诗名家一直是取法多途，直到明清之交始形成万川归海之势，将杜 诗艺术的典范性定于一尊。从此杜甫成为诗家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宗师，而李杜优劣也自然地成了不值 一提的话头《而庵说唐诗》的作者徐增撰《徐武子重录杜诗成帙索题七言长句代序》，甚至说“唐 朝子美杜诗伯，才气包笼十李白。世间诗人罕辨之，李杜齐称无寸尺。”⑥他的朋友释因超也有《读少 陵诗赠子能居士》诗云“少陵诗律谈何易，俯视李侯等儿戏。碧海鲸鱼直上天，飘然无敌岂其然。”⑦ 与此相应，注杜评杜蔚为诗家显学，各类杜诗学著述层出不穷。即便像王渔洋这样被视为不喜欢杜诗 的人，也留下了杜诗批本。相反致力于李白诗歌注评的人则屈指可数，与治杜诗者难以相埒。延及当 代，杜诗仍是唐诗研究中的显学，将杜诗学史和李白研究史的著作数量一比，就很直观地显示出学界对李杜两家关注程度的差异①。这不能不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回到文学内部，重新推求 杜诗的典范性在排除了道德伦理价值以外的文学本身的经典价值所在。 三、文学经典的必备要素 一般来说，文学的经典化只有具备以下的要素才能够实现。 其一，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内容。如谢朓诗歌的吏隐主题，以“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 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表达了士大夫内心深处仕隐矛盾的冲突及调和②。 其二，高超的艺术技巧。如白居易的长篇七言歌行《琵琶行》《长恨歌》，以叙事技巧成为古代叙 事诗的典范。 其三，创造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韦应物诗歌的古澹自然而不失精工，不但在大历诗中独树一 帜，在唐诗中也开创古澹一派，为后人所宗法③。 其四，引领时尚风气。像大历十才子及郎士元等人的送别诗，在即席赋诗的时尚中发展出一种以 整体的模式化加局部的警策构成的写作套路，由此博得盛名④。 很显然，这些经典化的要素，适用及持续的时效是不太一样的，于是经典也就存在着永恒经典和 流行时尚的差别。能成为永恒经典的都是一流作家或伟大作家，引领流行时尚的则属于二三流作家或 畅销书作家，后者也许根本就不能被视为经典。 英国诗人奥登在《十九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中，曾论及成为大作家的一般条件，说“一 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则下列五个条件之中，必须具备三个半左右才行”： 一、他必须多产； 二、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范围广阔； 三、他在洞察人生和提炼风格上，必须显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 四、在诗体的技巧上，他必须是一个行家； 五、艺术成熟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老死。 余光中在《大诗人的条件》一文中将这些条件提炼为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五个概念⑤。 如果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大家”的界定，则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而多产乃是不言而喻的。三个命题是： 一、才能全面，无所不备的包容性； 二、臻于成熟浑化境地的完成度； 三、具有超凡轶俗、他人不可企及的独绝之处，同时也敢于摆落常规⑥。 以这些标准来衡量，李白、杜甫毫无疑问都具备大家的品格： 一、多产：杜甫存诗一千四百五十八首，李白存诗九百九十余首，虽都逊于白居易的三千八百四 十首，但在唐代也算是少有人及的高产作家了。 二、广度：包括题材之广泛、体裁之丰富、风格之多样。就这三点而言，李白诗作所涉及的题材、 所采用的体裁、所熔铸的风格，可能不如杜甫那么多样。李白诗在当世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格高旨远， 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①，具有一种超凡绝俗、无法仿效的飘逸气质。 而杜甫诗在集前贤之大成的同时，还有开后世无数法门的一面。钱谦益《曾房仲诗序》曾指出，“自 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②，继元稹之后更独到地揭示 了“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的多方面启发后人的意义。 三、深度：包括作品意义之丰富与深刻。这本来是很难比较的：李白对生命的悲剧性体认诚为杜 甫所难以企及，而杜甫晚年对个人前途、群体命运、君主制度乃至王朝信念的绝望③，也绝非李白所 能虑及。如果说李白更多地是基于佛道世界观，从哲学意义上认识人生和社会，那么杜甫则是基于真 切的现实体验和历史知识，从政治意义上认识人生和社会，二者路向不同，其深刻性实难轩轾。 四、技巧：包括集大成意义上的丰富性和绝对意义上的高度。在集大成的意义上，人们一般都认 同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的论断“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 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由此而论，“则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而李杜之优劣也无须置辩“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 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 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 奥乎！”（《元稹集》，下册，第601页)这种说法看起来有理，实则只是元氏一家之言。姑不论后世同 样有人认为“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 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④，就是并世的论者评李白诗，也不乏类似的称李白囊括古今的论断。如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 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 步，唯公一人。……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 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李太白全集》“附录一”，下册，第1445页）又，魏颗《李翰林集序》说： （建安）七子至白，中有兰芳，情理宛约，词句妍丽，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 瞠若乎后耳。（《李太白全集》“附录一”，下册，第1448页)李阳冰着眼于推陈出新，魏颢着眼于“尽得古今之体势”，都与元稹论杜诗之集大成相仿佛，旨趣则 归结于李白独步一时、高出流辈的神工伟力，更强调李白的独创性。影响所及，以至于明人王稚登甚 至断言“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⑤。由此可见，从集大成的意义上说，李、杜诗歌的丰富性和总结性 起码是旗鼓相当的，绝非轻易可轩轾。若就独创性而言，李白甚至还胜出一筹。 五、蜕变：李白诗风的变化相对清楚，大致可根据行迹分为四期；杜诗的分期则要复杂得多，研 究者的看法也多有分歧，从三期（胡适《白话文学史》)到八期（裴斐《杜诗分期研究》）不等。就现有研究看，两位大诗人创作的不断蜕变都是显而易见的，符合奥登提出的大诗人的必要条件。既然 如此，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们身后声名的显晦呢？ 四、区分李杜高下的关键所在 对于李杜诗歌地位的消长，古今都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杜诗胜在道德加分，以清初吴乔的说法较有代表性： 子美之诗，虽如太白，犹不及焉。盖太白之诗如厉乡、漆园，世外高人，非有关于生民之大 者也。 其于君父之伦，略举数言，心术可见：而弟兄、朋友、黎庶之忧爱，不可胜举。不置之六经 中，何处可置？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从来李杜并称，至此 不能无轩轾。（吴乔《围炉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上册，第583-584页） 但这个理由有点让人怀疑。孔子曾说过“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 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前人深谙此理，因此有见识的批评家都不会只看杜诗对伦常感 情的表现及诗歌话语满足政治正确的要求，而不顾及诗人的应世态度和现实作为。杜甫虽自比契、稷， 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期，但现实中他的仕履有什么可称道 的作为呢？任一些小官，稍不适意即弃去，就像毛泽东批评一些人说的，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清代诗论家林昌彝即曾感慨“无实用而好谈经济者，临事恐不能济事。”①杜甫平生政事夙为人称道 的仅一桩疏救房琯，然而此事适足显出杜甫政治见识之迂阔，就连尊杜的论者也无法为之讳②。如果 肃宗真采纳杜甫的意见，继续让房琯主政，恐怕大唐王朝就不会有三百年的运祚。相比李白识鉴郭子 仪的传闻，一识败唐之相，一识造唐之将，杜甫的见识恐怕很难与李白相提并论。再说他半生携家飘 泊，全赖投靠故旧苟且偷生，也比不上李白直到垂暮之年，闻说李光弼军至，仍强起抱病投效。难怪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要说“子美诗'自比稷与契。’退之诗云'事业窥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 言，退之实欲践之也。”（《历代诗话》，下册，第669页）清初名列“易堂九子”之一的彭士望，也认 为杜甫言甚夸而行不及，说“少陵稷、契自许，为谏官。当肃宗兵兴，李辅国、鱼朝恩辈谗构两宫， 逼挟诸大帅，噤不一言。独房琯谪，以私旧殚力申救，安在其为稷、契?”③这都是诛心之论，将杜甫 诗中宣扬的政治理想视为空言大话，用今天的文学理论术语来说就是一种话语，它与作者的真实思想 之间没有必然和确定的关系。在明人刘健眼里，甚至李、杜原本就差不多，“也只是两个醉汉”④！至 于杜甫其他行事，王夫之说“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⑤，虽很过分，但相 信也代表着部分诗论家的看法。然则杜甫的道德加分是否真能得到，实在还有点疑问。那么，杜甫究 竟凭什么胜过李白呢? 通过研究杜诗对“老”的趣味、对“老成”境界的偏爱和体认，我发现杜诗开辟了中国诗歌美学 的“老”境。杜甫以“老”评论古今诗歌，从生命趣味到诗歌趣味，从精神层面到写作层面，全面地表现出对“老”的偏爱和崇尚。他既是诗歌美学中“老”境的发现者，同时也是身体力行的创造者。 他对庾信文学“老成”之美的发现和表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自我彰显。他晚年的诗歌风格由 中年的雄浑劲健走向自然浑成，语言常以虚字造成口语化和散文化的效果，诗体操作则由中年的章法 谨严走向任性率意，强烈地表现出“老”所意味的自由适意的写作态度。他评价“庾信文章老更成” (《戏为六绝句》，本意是称赞其晚年创作的成熟境地，但其中也暗寓着自身创作经验的体认。其晚年 作品《长吟》的“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提出一个意味着技巧圆熟、完成度高的概念“稳”，它 也是杜甫晚年作品最为人推重的特点。尤其是以《春夜喜雨》《旅夜书怀》《禹庙》《登岳阳楼》等五 律及《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登高》《阁夜》《蜀相》等七律为代表的杰作，无论 结构之工稳，或语言之浑成，都达到唐诗艺术的顶峰。整体看来，杜甫晚年的创作在许多方面都呈现 出“老”所涵容的美学境界，包括风格上的老健苍劲、技巧上的稳妥浑成、修辞上的自然平淡以及声 律的精妙变化等等，而诗体操作的率性任意和创作态度的自由超脱及自适性，更是他晚境特有的风 貌①。这种“老”境非但超越风格层面而上升到美学层面，更与传统美学的核心观念，与中国美学的 最高理想联系在了一起，赋予杜诗以一种超越唐代诗人甚至包括李白的复绝地位。高棅《唐诗品汇》 独尊杜甫为唯一的“大家”，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反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钱（起）郎（士元）刘（长卿）李（益）、韦（应物）孟（郊）刘（禹锡）柳（宗元）、姚（合）贾（岛）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韦（庄)这些名重一时的诗人，无不妙擅众体，独具面目，足以凭借各异的风格开 宗立派，但最终他们都没能开创一种新的诗歌美学。甚至禀赋无限创造力的大诗人李白，也没能开创 一种新颖的诗歌美学，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 守良宰》）的主张不过是秉承了六朝到唐初诗歌美学的主流传统。这只消看看那位有意扭转唐初以来 鄙薄六朝的舆论、试图接续六朝诗歌传统的诗僧皎然在《诗式》里提出的诗歌理想就知道了。相比之 下，杜甫则不仅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在众名家中独树一帜，更以“老”境在古典诗歌中开辟了一种新的 美学范型。就这一点而言，唐代只有一位诗人可与他相提并论，那就是韩愈。只不过韩愈的意义不是 像杜甫那样发明、充实了传统美学，而是开辟了一种反传统、反古典而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美学②。 这一点，曾断言韩愈“以丑为美”的刘熙载已意识到，但学界未予重视。其实，早于刘熙载近二百 年，叶燮《原诗》就将韩愈与杜甫、苏轼并列为古今三大诗人，理由是他们改变诗歌史面貌、推动诗 歌史发展的力量最大。在这个意义上看，他们的独创性就不只是停留在题材、技巧或风格的层面，而 更表现于以大量的具体创新形成整体的美学倾向，在美学层面给诗歌写作带来巨大的冲击力。不是吗？ 杜甫从拓展诗体对历史内容和理性深度的容量、增加技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升篇章结构的有机性 和完成度等几方面揭示了“老”境的美学蕴涵；韩愈以取材反典雅、感觉秩序反正常、语言文字反常 规、声调韵律反和谐等反常倾向构成鲜明的反古典反传统色彩，给诗歌写作带来极大的冲击力；而苏 轼则以随处触发的灵感点燃其过人的幽默和智慧，辅以熔铸古今、陶冶万物的诗歌语言，极大地推延 了诗歌感性和理性表现的极限。就像叶燮说的，“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 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③；或像沈德潜说的，“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 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①。诗歌史上能达到这个级别的诗人屈指可数，在杜甫之前，屈原、陶渊明都算一个，杜甫之后 则李贺、白居易、李商隐、黄庭坚、王士禛也许能进入这个行列，此外还有哪些诗人具备这种品格呢? 虽然在布鲁姆看来，“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②，但历史上诗人们对诗歌艺术的 贡献是不等量的，其经典性的依据也各不相同：一般的诗人取决于若干名作，小家取决于纯熟的技巧， 名家取决于鲜明的风格，至于大家则必取决于美学品格。创造一种新的美学应该说是文学原创性的顶 峰。“论李杜者，谓太白志存复古，少陵独开生面。”③此言看似大而无当，倒确实触及李杜优劣的关 键所在。上文举出的李贺等大诗人，都在独特的思想内容、高超的写作技巧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之上， 更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美学。以此来衡量，胡怀琛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陆游 和王士禛之诗编为《中国八大诗人》一书，大体上还是有说服力的。而黄庭坚，自元代就许为“集厥 大成，冠冕千古，而渊深广博，自成一家”④，清人也有“至生者无过涪翁”的论断⑤，同时他也在王 士禛、姚鼐、翁方纲、曾国藩及“同光体”作家的簇拥下取代陆游成为宋诗的典范作家，由此确立起 “硬宋诗”在清诗发展中的主流地位。说他开创了一种瘦硬取向的诗歌美学，足以跻身于大家之列，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当然，对历史上哪些诗人属于开创新的诗歌美学、可列入伟大作家之列，学者们肯定会有不同的 判断。即以明、清两代而言，类似高启、钱谦益、袁枚、龚自珍等人可能也会被推为大诗人。但我不 认为这些诗人开创了新的诗歌美学。高启诗向来受到“太熟”的批评，吴乔曾说“山谷之诗生极。 高季迪却不免有'天’对'地、'地’对'天”，'天地’对'山川’之状，是太熟也。”⑦近人沈其 光也说“昔人以高青丘诗比之董香光书，谓其软熟而无骨也。余谓诗太熟则近于俗矣。”③钱谦益诗 则被视为善于学杜，得杜之格力，基本上是复多变少。袁枚的性灵诗虽以议论大胆和情趣生动风靡一 时，但当时的看法是近于白居易之流易，后人甚至斥为“专法香山、诚斋之病”⑨。龚自珍诗纯以新意 识取胜，是否开创了新的诗歌美学，还未见有人论及这一点。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恐怕是陆游，吕善 报《六红诗话》认为“宋诗之至熟者无过放翁，其源出于香山”0，我也不认为他开创了新的诗歌美 学，但他与李贺、白居易、李商隐相比谁更具有大家品格，却引出一连串有待深究的问题：以开创一 种美学范式作为铨衡作家数量级的标准，会不会与传统的综合实力判断标准产生冲突？开创一种美学 范式的意义，其权重真足以超过其他一些艺术指标，比如数量和完成度吗？质言之，即李贺、白居易、 李商隐、黄庭坚的重要程度真能超过王维和陆游吗？相信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会有不同答案。这意味着， 经典性的要素和认识角度的问题是充满张力的，绝非一目了然地简单易决。本文不过是就自己研究中 遇到的问题，对李杜优劣这一传统命题再加推考，试图提供一个可能的讨论方式，并抉发其背后的学 理问题，供学界参考和榷正。本文的结论可以归纳如下，呈请同道批评、驳正： 一、李杜是可以作优劣论衡的。不只是李杜，任何作家都可以作优劣比较，只要采用适当的方式。 二、杜甫的艺术成就不一定高出李白，但最终获得的评价和关注度却远过于李白，关键就在于杜诗的典范性超越伦理、技法、风格而上升到美学的层面。 三、经典化的核心要素，在思想、技巧、风格之上还有一个美学范式，根据诗人的艺术成就和历 史贡献所对应的层面，就不难确定其典范性的级次。 四、那些典范性的级次大致是，一般作家能写出一些杰作，以作品确立典范性；名家能成功地运用 一些技法，或擅长某些题材、体式，以单项能力取胜；大名家则不仅兼善众体，而且能独创一种风格； 至于大家，还要在兼容并蓄之外最终开辟一种新的美学范式，这样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屈指可数的。 [作者简介]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清代诗学史》第一、二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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