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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竞渡羽人铜钺年代争议不断，通过器形、纹饰、工艺的分析推定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进而认为器形受到了湖广地区的影响，而纹饰受到了东周时期人物画像纹与云贵地区羽人竞渡的影响。器形与纹样展现了文化交流与古越人的文化习俗。宁波博物院藏竞渡羽人铜钺1976年出土于浙江宁波鄞县。[1]该铜钺一经发现便引起讨论，针对其年代仍有不同的观点。[2]该铜钺的年代；纹样对认识相关区域的特征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在系统分析其年代的基础上，探讨相关问题。竞渡羽人铜钺通高10.1厘米、刃宽12厘米，形制为“凤”字形；长方形銎口平直，銎部至刃弧弯，圆弧刃，刃面有钉孔。刃面一面素面，一面以弦纹沿刃面勾勒，弦纹内上部为两龙相向，昂首、卷尾；下部为四人，头戴羽冠、坐在以弦纹勾勒的轻舟上持桨划水（图1）。根据其特点，我们从器形、纹饰、工艺三个方面试析年代如下。 
与之形制相似的有广西平乐银山岭铜钺（M82：1）[3]，形制为“凤”字形，六边形銎口平直，一侧置半环形钮；銎部至刃弧弯，刃部较平，刃尖上翘，刃面饰几何纹样（图2）。原报告将其定为战国中晚期，但根据共出的陶鼎、陶盒来看，其器形与广州汉墓西汉早期陶鼎、陶盒较为相似。[4]但银山岭陶鼎、陶盒较广州汉墓相似器物形制较简略，年代应偏早（图3）。
广州汉墓两座墓年代为西汉早期，加之平乐银山岭M82共出铁锄、铁斧等铁器。因此平乐银山岭M82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是较为可靠的。此外，越南安和[5]出土相似铜钺，形制为“凤”字形，近似六边形銎口平直，銎部至刃弧弯，刃部略平，刃尖不上翘，刃面饰弦纹（图4）。该铜钺属于越南东山文化，有学者根据相关地点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东山文化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至东汉时期。[6]此外，有学者通过相关研究认为东山文化一般是受到了百越文化、滇文化等相关文化的影响。[7]由此可见，该铜钺的年代大致等同于或晚于平乐银山岭铜钺，为战国晚期及以后。
除广东、越南地区外，在湖南长沙发现了一批同样类型的铜钺，该批铜钺共11件，“凤”字形，方形銎口平直，一侧置半环形钮；銎部至刃弧弯，刃部较平，刃尖微上翘，刃面饰几何、草木、人物等纹样（图5）。[8]原报告认为该批越族风格器物应该是从两广地区流入的，我们通过上文的铜钺形制演变来看，銎口平直，刃尖微翘，也应是稍晚于广东平乐的铜钺，因此我们认为原报告的观点是可信的。由此看来，铜钺年代应介于平乐银山岭与越南安和之间，大致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前后。通过对以上铜钺发现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凤”字形铜钺的一个基本形制演变，即銎孔由六边形—方形—不规则形、刃边由上翘—不上翘的变化，由此反观竞渡羽人铜钺的形制，基本符合该形制演变，因此从形制上看，竞渡羽人铜钺年代大致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前后。青铜器装饰的龙纹目前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岗期，至春秋中晚期中心区域开始转移到江淮区域。[9]至西汉早中期，仅在中原地区有所使用，并开始消亡。[10]与之相似的太原金胜村M88铜壶龙纹张口、昂首、身躯弯曲、四爪半跪抓地、尾部卷曲呈S形。造型生动活泼，较为写实，年代为战国早期（图6a）。[11]此外，曾侯乙墓内青铜器上大量发现此类龙纹，且形态更富于变化，更加具有动态感，年代为战国早期（图6b）。[12]铜钺上龙纹与此相比较为简略、粗糙，年代较此应偏晚，在战国早期至西汉早期。
竞渡羽人纹属于人物画像纹，人物画像纹春秋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晚期。[13]两汉时期受其影响又有新的发展。[14]竞渡羽人纹饰主要有两个特点，即竞渡和羽人。其中人物用力划船竞渡的场景在成都百花潭铜壶上有所表现，不过与之不同的在于百花潭竞渡主要表现为人员水陆攻战的战争场景，年代为战国早期（图7a）。但不可否可认的是，二者竞渡的场景表现较为相近。直至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岭南和云贵高原地区，铜提筒、铜鼓、铜靴形钺等典型的百越或百濮族群的礼乐器开始广泛表现竞渡羽人纹样。[15]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临近宁波地区的南京、镇江以及稍北的淮安出土的人物画像纹铜器题材与竞渡羽人完全不同，主要表现为祭祀、宴饮、弋射、树木、鸟兽等场景，年代约为战国早、中期（图7b、图7c）。[16]由此可见，竞渡羽人的纹样可能不是江浙地区的传统纹样。且出现的时间应晚于南京、镇江等地的纹饰传统，大致应处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通过观察竞渡羽人铜钺纹饰，我们可以发现工艺主要为铸纹。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青铜器刻纹工艺的发源地，[17]并且从战国早期吴越地区开始有一个集中向外传播的过程，在战国中期以后，该工艺又迅速消亡。[18]由此可见，吴越地区的铸纹工艺年代应晚于战国中期。此外，竞渡羽人铜钺同出的“王”字铜矛，有学者系统梳理相关发现后认为“王”字铜矛在战国早期的湖广地区最早出现。[19]那么，鄞县“王”字铜矛年代应晚于战国早期。综合以上讨论，我们认为竞渡羽人铜钺的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是较为合理的。通过竞渡羽人铜钺的相关年代与纹样、工艺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探讨此类形制与纹样的源流、传播路线与文化意象等诸多问题，试析如下。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湖南长沙的铜钺已经出现人物等多样复杂的纹样，较竞渡羽人铜钺饰类型更加丰富，而湖南地区受到了两广地区的影响。故而，竞渡羽人铜钺受到湖南地区的影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竞渡羽人铜钺的来源应该是从两广地区发源，随后传入湖南地区，由湖南地区再次影响到了浙江一带。有学者通过梳理两广地区的此类铜钺后认为年代大致处于春秋时期-战国晚期，且此类铜钺在湖南、安徽等地的发现，是彼此间相互交流的结果。[20]由此看来，此传播路线是较为可信的。此外，竞渡羽人纹样在越南东山文化的诸多器物上是较为常见的主题[21]，有学者认为东山文化的铜鼓等诸多器物应是受到了我国西南地区万家坝型的影响。[22]前文已经述及，战国晚期开始，云贵、岭南地区已经开始广泛使用竞渡羽人纹样。如两广地区在南越王墓铜提筒上有表现较为丰富的竞渡羽人纹样。[23]同时我们在湖南并未发现竞渡羽人纹样，这就表明竞渡羽人铜钺的纹样应是受到了西南地区的影响，具体传播路线可能为云贵地区—两广地区—浙东沿海的陆路传播路线。与此同时，越南东山文化竞渡羽人的纹样也受到了云贵地区的影响。此外，竞渡纹样的早期形态由前文可知，应是受到或借鉴了东周时期人物画像纹的影响，或为竞渡纹样的最早形态。经X射线荧光光谱仪检测，这件铜钺的合金比例与一般铜兵器相比相去甚远，铜含量高达93%，如此高的铜含量会导致器物质地柔软且不能打磨锋利，无法实现砍砸功能，因此这件铜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为实用性铸造，而完全为彰显其文化属性。竞渡羽人铜钺出土于宁波鄞县，该县毗邻奉化江。该地区属于吴越文化区，古越人一直善于水上活动。《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24]可见古越人善驾船是其传统。此外，古越人对龙也有特殊的情感。《汉书·地理志》记载：古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引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25]可见古越人对龙是存敬畏之心的。《说苑·奉史》曰：“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26]古越人不仅敬畏龙，龙同时也是古越人的保护神之一。此外，有学者认为商时期古越人以大铙祭祀山水，以祈求天降雨水，保证丰产。[27]可见商周时期古越人就可能存在祭祀的习惯。由此看来，竞渡羽人铜钺刃面上绘两龙，下绘竞渡，实为一种“天地”的宇宙观设计，即飞龙在天，人在地的一种表现。同时临江发现，则也存在以此祭祀神龙以求平安的可能。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竞渡羽人铜钺，不仅表现出战国至西汉初年浙东地区与湖广、云贵地区的文化联系，更体现出了我国云贵、岭南地区与越南的诸多联系。该铜钺不仅仅是文化交流的见证，更是古越人以船为车、敬畏神龙观念的物质表达。[1] 曹锦炎、周生望：《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考古》1984年第8期。 [2] 主要为铜钺春秋说与战国说两种，其中春秋说的观点认为春秋早期或春秋时期，参见曹锦炎、周生望：《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考古》1984年第8期；张强禄：《“羽人竞渡纹”源流考》，《考古》2018年第9期。战国说的观点主要为战国中期前后，参见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2页。[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4] 主要为M1178、M1075等西汉早期墓，详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124页。[5] （越）黎文兰等编著，梁志明译：《越南青铜文化的第一批遗迹》，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1982年版，第69页、图Ⅱ-10。[6] 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页。[7] 李昆声：《越南东山铜鼓类型、年代与渊源述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韦伟燕：《东山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以越南海防市越溪二号墓的研究为中心》，《学术探索》2015年第11期。[8] 高至喜：《湖南发现的几件越族风格的文物》，《文物》1980年第12期。[9] 段勇：《“潜龙勿用”——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面貌》，《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10] 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90页。[11] 李建生、李夏廷：《辉县琉璃阁与太原赵卿墓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2期。[12]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纹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13] 张经：《东周人物画像纹铜器研究》，《青铜器与金文》（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50-153页。[14] 吴小平：《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122页。[15] 张强禄：《“羽人竞渡纹”源流考》，《考古》2018年第9期。[16]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考古》1977年第5期。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17]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10页；杜廼松：《谈江苏地区商周青铜器的风格与特征》，《考古》1987年第2期。[18] 滕铭予：《东周时期刻纹铜器再探讨》，《考古》2020年第9期。[19] 傅聚良：《湖广地区出土的“王”字铜器》，《文物》2003年第1期。[20] 覃彩銮：《两广青铜钺初论》，《文物》1992年第6期。[21] 韦伟燕：《东山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以越南海防市越溪二号墓的研究为中心》，《学术探索》2015年第11期。[22] 李昆声：《越南东山铜鼓类型、年代与渊源述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2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24] ［东汉］袁康撰，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第八《越绝外传记地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2页。[2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669-1670页。[26]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第十二《奉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2-303页。[27] 曹玮：《商代晚期洞庭湖及其周边地区的祭祀模式》，《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12辑。（作者：杜博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涛 宁波博物院；原文刊于《中国美术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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