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礼仪由诸多仪式组成，辅助礼仪活动的各种陈设、器物及服饰等方面的规定，构成礼制。如生日的仪式有许愿、吹蜡烛、唱祝福歌等程序，有吃饭场所、聚餐规模、蛋糕蜡烛规格等要求。同样是过生日，三十岁的生日与八十大寿的规格有所不同，体现在场地、器物、参与者等方面。  礼制的三层含义礼制体现了礼仪的规格，是礼仪在器物、数量、形制等方面的差异化规定。所有的礼仪活动都有具体的制度约束，这些约束无时无刻不体现在礼仪的进程中，成为礼仪的标准与尺度。 在古代中国，礼制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规定，所有的礼仪在器物数量、尺寸、范围、隆重程度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既是约定俗成的，又是可以调整的，有一个明显的等差体系。 第二层含义是控制，当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时，分配必定要有原则，以具体规定来控制消费，让人量力而行，既让人生活得体，又使社会正常运行。控制行为是礼制的内在原则，不仅为个人消费设置了标准，也对社会规范设置了框架。  第三层含义是制定，根据现实需求制定礼仪的程序、规范和用度。有一些程序、规范和用度可以自行制定，如自己的生日、孩子的满月酒等，是否举行，如何举行，可以量力而行，自行取舍。但有一些社会制度是个人无法决定的，如朝聘之礼，只有天子可以制定；外交礼节需要双方确定。这些由双方或者多方确定的规则，构成了秩序运行的制度形态。 礼是约定俗成的，礼制是经过规范化而形成的制度，是将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经验和生活方式确定为规范，为后世效法。《礼记·礼器》言：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诏，朝事以乐；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设。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必有主也。 反本修古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借助具体的规定体现礼的原则和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四时祭祀有醴酒之美，但周人认为最隆重的祭祀，还是清淡如水的玄酒。平时用舒适的莞簟，郊祀时则要用粗糙的藁鞂，以特殊形制来体现祭祀的庄严。  祭祀时割肉用装饰华美的鸾刀，杀牲要选择最好的牛羊猪，以体现规格之高。由此来看，制礼是在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中，有意提升或降低某些规格来表达特定的含义，以此强化责任，规范行为。 《礼记·檀弓》记载曾子与子思有过一段深刻的对话。曾子在亲人去世后，悲伤得七天不吃不喝。子思说：“先王制礼的目的，是让做得过的人能够降低标准，做得不够的人能够提高标准。因此，君子在亲人去世后三天不吃不喝，身体虚弱，拄着杖能够勉强起来。”子思不赞成曾子过于哀悼而损伤自己的行为，丧礼规定三日尽哀即可，既让子女尽了伤悼之情，又让生者不至毁伤。 为何士人之丧要设三日而葬呢？《礼记·问丧》进行了解释。其一，是满足孝子的思亲之情。孝子在亲人去世后内心悲哀愤懑，自然会匍匐而哭之，希望死者复生，为顾念思亲之情，不能刚去世就将死者安葬。其二，是出于古代的医学常识。古人认为人会昏迷三天，若三天后醒来是复生，若是未醒就永远不会醒了，才可以安葬。  其三，孝子在亲人刚去世时会非常痛苦，三天后逐渐接受现实，慢慢释怀，三日之丧有助于减缓孝子之痛。其四，三天时间可以准备好安葬逝者的棺椁、衣服、器具等。其五，三天时间内也能通知亲戚、朋友前来吊唁。古代设计的三日之丧作为礼制，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 由此来看，礼制是基于人类经验所形成的秩序，其借助于具体要求来引导人情、人性，形成约定俗成的规矩，让人得以适当地表达情感、得当地承担责任。礼制的这种规定性，在《荀子·礼论》中做了详细阐释：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礼制主要体现在财物用度上，以多少体现尊卑贵贱。如天子用具最为贵重，规格最高。在祭祀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 这种超越正常使用需求的规定，遵循着增多和减损的原则，形成等差序列，意在使人意识到社会分等，以形成社会秩序：“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认为，社会分层管理要有序，必须让人人皆知自己的身份，借助制度性的规定，实现贵贱分等，长幼有差。  周爵分公、侯、伯、子、男，形成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社会分层。爵与社会职务有一定联系，却不完全对应。大国之君是公爵，其属官可以为卿。有的小国之君为子爵，设大夫管理国家。大国上卿相当于周王的中卿，大国下卿相当于周王的上大夫。中等诸侯之国只设卿，相当于周王的下卿。 礼制的分等和意义在制度序列上，诸侯永远不能高于王，诸侯之臣也不能高于王之臣。地位的贵贱分等，体现在各级爵位和职官所用的器物上，有着详细的区别，每个人根据能力、德行获得相应身份，享用相应的制度保障。 礼制的分等，一是体现在数量上，二是体现在规格上。《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子太叔为梁丙、张趯说朝聘之礼。张趯说：“吾得闻此数。”言及礼制的数量规定。天子授命，上公九命为伯，三公八命，侯伯七命，卿六命，子男五命，大夫四命。公伯之国，卿三命。侯伯之国，大夫两命，士一命。  每一次任命伴随而来的，是相应的器物、形制、数量等规定，使得每一级爵位、每一次受命、每一份职务都有相应的待遇，形成了网格状的制度保障。如天子之舞八行八列六十四人，诸侯只能用六行六列三十六人，大夫则用四行四列十六人，士用二行二列四人。天子、诸侯、大夫、士所用的舞曲各有规格，所有人的待遇得以明确，行为得到约束，否则被视为僭越。 礼制规定有三个明确的社会意义：一是别贵贱，序尊卑；二是经国家，定社稷；三是明法度，行教化。别贵贱，序尊卑，体现了礼制的秩序功能。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每一级的衣食用具都有明确规定，既保证有效供给，又能形成等级秩序。根据宗法制，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其余儿子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其余儿子可以被封为大夫；同样，天子的庶孙可能只被封为大夫或士。 由此，遵循地位、身份相匹配的原则，形成了贵贱分等。晋国的师服概括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天子可以分封诸侯，诸侯则将儿子分成一个个家族，卿、大夫和士各有责任、权利和义务。 周初分封时，周武王将周文王子孙封为诸侯，天子一代一代继承，诸侯的数量没有增加，但周王的子孙越来越多，不能全部封为诸侯。诸侯的儿子为大夫，大夫的儿子为士，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到了后来，士的子孙便没有职务可封了。  齐桓公主持葵丘之会时提出了“士无世官”，约定士人不能再继承家族的职事，于是出现了游士阶层。孔子开设私学，传授原先官学所拥有的知识，帮助士人能够安身立命。如子贡经商，子路到卫国蒲地作宰。士人通过自己的能力重新获得职事，松动了西周所形成的稳定的贵贱分等制度。 在历史进程中，职务的高低贵贱是相对稳定的。但对每一个人来说，身份却并非恒定的。天子也不是生来就是天子，天子继位前只是世子、太子。对普通人来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科举考试，社会地位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社会职位与待遇相匹配的原则，自古以来没有改变，尊卑贵贱的职务分等依然延续，由此所形成的制度化的级差待遇，仍在现代社会延续。经国家，定社稷，体现了礼制的制度功能。国家的运行，要确立与制度相应的行政体系，礼制被作为维持国家秩序运行的外在规范。  周礼是根据商周时期社会的管理经验，借助于西周不断强化的道德观念制定而成的，通过礼义、礼仪来维持国家运行的稳定顺畅。如祭祀之礼，旨在理顺天人关系，依据为礼义，表现为礼仪，落实为礼制。在特定的时间举行特定礼仪，按照相应的礼制举行活动，采用的仪式不同，使用的礼制也有差别。 朝聘之礼规定得更详细，行礼的规范，礼品的种类、数量都有明确规定。前文所言，虢公与晋献公朝见周惠王，周惠王赐予同样的礼品，时人便认为这不合礼制，因为虢公与晋侯的地位不同，朝见所上礼物不同，回赠的礼品也应不同，周惠王的做法不合礼制，是非礼之举。 据说慈禧过寿时，有人呈上一块绿翡翠手镯，慈禧非常喜欢。李莲英却说那人为何不送红色的？按照礼制，贵妃用绿翡翠，皇后用红色的，慈禧由此认为那人讽刺她本不是皇后，十分生气。可见，礼制对器物有细微的规定，约定俗成的力量远远超过翻新出奇的讨巧。  礼约定俗成后，每一个动作和制度都有明确规定，蕴含了深刻的礼义。如乡射礼中射箭的要求，婚礼时夫妻对拜的次数，加冠时的祝辞等，都是约定俗成的，只有精通礼仪的人才能够去修改。如若不能调整，就只能遵守，以保持传统制度的稳定。因此，一个朝代建立后，常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之上对礼进行斟酌损益，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大破大立。 古代中国之所以形成行之有效的国家秩序，正是强化基于道德自觉的礼义，构建起与时俱进的礼制，规定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确定了该如何去做。祭祀、朝聘、军征、乡射、婚礼、冠礼、丧礼等礼制，已经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一切生活都有规可循，不知不觉地形成秩序认知，养成自觉行为。 现在很多乡村的百姓对法律并没有多少了解，却靠着道德自觉和行为养成，不会轻易违法，是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礼仪、礼制的规定，认知了礼义，涵养了道德，自觉约束了行为。明法度，行教化，体现了礼制的教化功能。礼是基于道德自觉而形成的行为方式，所有的礼制设计都蕴含着特定的道德要求。 大司徒的教导任务在《周礼》中，大司徒负责教导百姓：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大司徒十二教是早期中国管理百姓的制度性设计，通过礼法合治的原则，既让百姓知礼，又让百姓知禁。在其中，用祭祀之礼培养道德认同，让百姓养成认真做事的习惯。阳礼是公共社会使用的礼节，以此教导百姓谦让不争。阴礼是家庭生活中的礼节，以此引导家庭成员之间互谅互让。 《诗经·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夫妻之间的矛盾纠纷不宜说于外人，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便是以阴礼教亲。此外，用音乐使百姓之间的情感相通；用仪式来分辨尊卑上下；用礼俗来教导百姓不要心存侥幸；用刑法来教导百姓不要暴虐。 以盟誓来教导百姓不放弃自己的责任；以用度教导百姓节俭；以世间各事教导百姓行各种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根据贤能授予爵位，使百姓知道尊重并效法贤人，养成德行。这样，大司徒用礼的精神、规则、要求引导百姓做人做事，借助由礼延伸出的刑法、盟誓、节度，对生产生活行为进行引导、约束，促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孟子认为，通过合适的分配制度，可以形成理想的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当时百姓的生活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生产无法满足基本需求，人的需求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既得陇，复望蜀，欲望永远无法满足。 用礼来建中于民，形成分配与供给的准则，社会成员有贵贱尊卑之分，依照职务、身份、地位进行分配，确立为礼制。礼制正是通过制度化的设计，在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通过确定规范来形成级差秩序，在此基础上借助道德教育，让百姓不仅知道何去何从，而且也明白为何如此去做。 《周礼》列出了借助礼制在百姓中推广的德行和技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百姓要学的六德，是明事理、懂仁爱、要睿智、会负责、能忠诚、致中和。与之相应的六行，是孝敬、友善、和睦、婚姻、任事、体恤。司徒教万民的六艺，礼被排在第一位，是要求百姓能够理解，并遵守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 中国之所以较早建构起有序社会，形成了超稳定的结构，正在于通过礼制维持了与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相称的分配原则和供给机制。根据人的身份给予相应的物资供给，让贫者足以生活，富者不能僭越，使社会的富有与贫穷皆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 国家通过税赋调节，鼓励生产，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在合理的限度内满足自身的要求。这既是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也是在天下大乱时，中国社会仍能自运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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