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是2023年，距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整整73年。 虽然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但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嘹亮的战歌仍在耳畔回响。 真实的战场我们无法身临其境，但是从那些流传的动人故事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些许军人的精神。 早在第九兵团刚成立时，宋时轮就是其司令员，很长时间一直“单打独斗”，无人从旁辅佐。 为了战争的需要，军委特地为他调来了一位副手——陶勇。 没想到，当陶勇接到调令时，竟然说不去。 我们都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更何况这是升职的调令，去了就是副司令，多么好的一个机会！ 可陶勇一口回绝，直到陈毅和粟裕和他说是因为有仗要打，他才同意去赴任。 于是，这背后的因果就引起了很多人关注。  在“小我”和“大我”之间抉择有人可能会想是不是因为陶勇害怕上战场，也有人猜是不是因为陶勇和宋时轮的关系不和。 看似是有那么一点儿道理，其实完全不对。 陶勇，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 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曾说过：“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简而言之，就是做事情应当以大局为重。 1950年10月5日，一个平平无奇的上午，陶勇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室的门口站定。 就在几天前，他收到一个指令，上面说让他前来此处商量要事。 他先是理了理军帽，确保自己的军容整肃，然后，大喊了一声“报告”。 只听见门内迅速传来回复：“是陶勇吧，快请进！”  回话的正是彼时的上海市市长，同时也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 陶勇信步走进来，陈毅站起身，对他说：“你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吗？” 听到这话，陶勇立马面露难色，纠结地回答：“是为那兵团副司令的事吧！” 原来早在半年前，中央军委的调令就下来了，任命他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的副司令。 但是他因为不想去，已经多次向上级请求驳回调令。 本来陶勇以为这没有什么，没想到这回竟然连陈毅都来劝说他赴任。 陈毅也听出了他话里的不情愿之意，于是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他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毛泽东主席命令第九兵团赴朝作战。为了保家卫国，你必须立即去兵团就职，发挥你这虎将的虎威，打好出国第一仗。”  闻言，陶勇才恍然大悟。 因为要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所以第九兵团开赴朝鲜的指令保密性很高。 陶勇之前不清楚实情，才会一直推脱不去。 这时，时任第三野战军的副司令员粟裕也对他说，希望他能与宋时轮一起打好这场仗，为中国人民争口气。 言罢，陶勇的斗志已经被点燃了。 他当即表示一定会服从命令，立即上任，赴朝作战，好好打仗，向祖国和人民报捷。 因为知道要上战场，陶勇才答应下来，那么，在这半年时间里，他究竟是为什么推脱不去呢？ 其实，原因没那么复杂阴暗，陶勇最开始拒绝调令只是因为他舍不得“老部队”。 他口中的“老部队”指的是当时的第二十三军，他对它的感情可不是一般的深厚。 要知道，陶勇可是当年新四军一师部队的创建者之一。  最开始，他还只是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的一个营长，带领着几百号人南征北战。 所到之处，部队都会在当地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武装，扩充队伍。 经过重新整编，他所带领的部队又更名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的第三纵队。 之后，同样因为扩充整合，又变为一师三旅，后来又是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再又是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再往后还有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 直到1949年1月22日，全国军队进行统一整编，部队又归到了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 军队建制在不断完善，陶勇也在不断成长。 随着战功屡立，陶勇从营长、团长做到旅长、师长，直到最后担任第二十三军的军长。  从1938年到1949年，在这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陶勇和第二十三军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这种如父如子的感情，却要被突如其来的一纸调令斩断，换做谁也不会轻易答应的。 不过在得知真相后，陶勇果断选择将“小我”融入“大我”，即使心中有万般不舍，但为了国家要事，个人的感情理应排后。 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可是细节见人品，我们得以见微知著，陶勇爱国军人的形象也就更加栩栩如生了。 话到此处，我们还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宋时轮和陶勇究竟是何许人物，竟能让军委数次对陶勇下令一定要他去协助宋时轮。  上将宋时轮其人俗话说：“行动后发，思想先行。” 若要说起一百年前中国人陆续觉醒的故事，那么，宋时轮一定是觉醒队伍里的先锋。 宋时轮是湖南醴陵人，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他6岁开始上学，11岁时就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醴陵县立中学。 他革命的种子便是在那时种下的。 在学校里，宋时轮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在一些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与同学左权等人发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 这些意气风发的有志学生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当下时政，还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游行。 结果，因为闹得太大，1923年，宋时轮被学校开除了。 1924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爆发了，同年，黄埔军校成立。  一心报国的宋时轮早已按捺不住浑身汹涌的爱国热血，在经过将近两年的准备，1926年，他如愿考上了黄埔军校。 1927年，对共产主义信仰十分坚定的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时，他只有20岁。 政变发生后，他也被捕入狱。 尽管审讯非常严酷，但他始终没有透露一个字。 一年后，他终于被保释出来。然而，因为长久与外界隔绝，宋时轮失去了同上级的联系。 不过，他并没有太过慌张，而是果断回到老家做起了动员工作，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游击队。 1929年，他又率部合编到中国工农红军中。 就连毛泽东都称赞他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呀！” 大部队中人才济济，可宋时轮的才能并没有就此湮没，反而熠熠生辉。  在几次反围剿作战中，他都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可见其明智。 丰富的战斗经验和过人的指挥才能让宋时轮一路升职，1936年时，他已经是一军的军长了。 之后，他率领军队参加东征、西征等作战任务，表现十分出色。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雁北支队的司令员，深入敌后进行斗争。 在赴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雁北支队就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然后，他又进军洪涛山区，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壮大雁北支队。 总之，在此期间，宋时轮将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抵御外辱的抗争之中。 抗战胜利后，两党进行谈判。  宋时轮敏锐察觉到对方“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开始筹谋部署防御方案。 解放战争正式打响后，宋时轮率领第十纵队多次执行阻击任务。 他根据实际形势灵活改变和运用战略战术，圆满完成了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和构筑淮海战役防御工事等作战任务。 在后来的济南和渡江战役中，他又率部充作进攻部队，攻势十分勇猛。 胜利解放后，宋时轮又做出正确规划，很好地维护了社会治安。 宋时轮一生戎马，毕生的心愿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2月，宋时轮原先所在部队整编到第九兵团之中。 军队有了，谁来领导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要论战斗经验的丰富程度，那人可就太多了。 而宋时轮之所以能成为司令员，主要还是因为他出色的学识。 因为在一众“老将”之中，只有宋时轮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他人大都没上过几年学。 因此，经过缜密的考量，宋时轮当之无愧地被任命为了第九兵团的司令员。 也是从那时起，副司令员的位置就一直空着。 虽然比较着急，但是宋时轮还是一直等着，等一个能真正胜任它的人出现。  中将陶勇其人结果我们也知道了，陶勇就是宋时轮要等的那个人。 能够胜任副司令，想必陶勇的能力肯定不会差，事实也的确如此。 陶勇本是安徽省霍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因为深受地主剥削，所以陶勇没有上过一天学。 他的幼年都是在给地主放牛中度过的，长大后因没文化，只能去干苦力，当窑工。 16岁时，共产党来到这里进行土地革命，他才得以翻身。 他紧跟革命队伍，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又参加了游击队。 在部队中，陶勇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他一手拿枪、一手握笔，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乐此不疲。 也正是因为这份孜孜不倦的努力，不到两年，他就升为了连长，成长不可谓不迅猛。 在之后的数十年革命生涯中，他也一直保持着这种顽强的势头，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学习中。 转战西北时，为了掩护大部队，他被穷凶极恶的“马家军”所俘虏。 但他丝毫不畏惧，反而大声唱歌，竟也震慑了一些胆小怕事的敌人。 陶勇的勇猛在此事上就可见一斑了。 卢沟桥事变后，因为要一致对外，陶勇才得以放出。 在他任第三旅旅长时，接到任务要去黄海之滨开辟抗日根据地。 结果城内有大量伪军阻拦，见此情景，他以身为饵，单刀赴会，伪军首领得知后大为敬佩，当即对陶勇说愿意被收编。 解放战争期间，陶勇更是率部在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中英勇战斗，为战役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自古以来抵御外辱的必胜之心在陶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49年4月，在渡江战役准备期间，英国军舰无视我方的再三警告，强行驶入长江渡口。 面对此事，陶勇正要上报给上级，可没想到英方竟悍然发动攻击。 这下陶勇可忍不了了，也顾不得向上汇报，立即下令开炮反击，将英军打得狼狈出逃。 毛泽东在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责怪他的鲁莽，反而还觉得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他后来出任东海舰队的司令员，就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 张爱萍将军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将军横扫千军，英魂冷对奸雄。” 陶勇接受到第九兵团的调令后，得知消息的官兵们都兴奋不已，因为他们认为有了陶勇来协助宋时轮，对于战斗一定如虎添翼。 陶勇也没有辜负战士们的期待和祖国人民的重托，与宋时轮相互协作，圆满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 战争结束后，宋时轮回忆说：“我和陶勇合作得很好，他是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指挥经验丰富的虎将。” 结语艾青在他的诗中写道：“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 当个体的利益同集体的利益有冲突时，我们理应选择后者。 这样的选择可能是不舍的，可能是痛苦的，但一定是正确的。 而对于像宋时轮与陶勇这样千千万万的革命前辈，我们将永远铭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