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运河，枕旧日苏州府城而过。由北而南，今天的运河苏州段依次经过相城区、虎丘区、姑苏区、吴中区和吴江区，全线为四级航道以上标准,至今仍是苏州内河航运体系中的一条重要水道和大运河中最繁忙的一段航道。千载运河悠悠，正是在这桨声波影里，苏州成为中国古代史中无法忽视的一处，太湖平原由沼泽转变为农业区再转变为手工业区，苏州府城由军政城市转变为工商业城市，其间兴衰沧桑，与河共生，此河是交通线、是漕运线，也是商贸线。要厘清大运河对苏州城市发展的影响，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厘清苏州城址与运河苏州段河道的变迁，这不单出于撰写这种跨越千年的长文所应具有的考据精神，更重要的是运河水系对苏州城市发展的首要影响，正是将苏州城的城址圈定并牢牢地塑立在了阊、胥、盘、蛇、娄、相、平、齐八门所环抱的这一方水土之间，并在两千年中托起了这座城市发展，使其没有同邺、郢、晋阳、上都这些煊赫之城一样，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姑苏城址之固定，举世罕见。我国两千年以上的古城中，长安雄踞于龙首原上，洛阳腾挪于雒水两岸，甚至素以城摞城闻名的开封，也是在其前身大梁的东南另筑的新城。而姑苏自公元前514年建城以来，除隋开皇十一年至唐武德九年的三十五年间，苏州治所曾移入古城西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的新城外（也即今新郭一带），两千五百余年间城址从未变化。并且即便在治所迁移的三十五年里，姑苏旧城也仍然存在。而流经苏州市区的大运河，则主要经历了两次大改道。大运河凿通时，苏州段运河主航道的走向为由平望、八坼、松陵一路北来，经宝带桥向北，直入护城河，绕城后由阊门外五龙桥阊门码头走上塘河至枫桥，之后航道与今同。唐朝后期，山塘河凿通，又利用自然水系，由枫桥码头向南新凿通一条航道（大体与今上塘至横塘段运河主航道重合），绕横塘进入胥江，于是由唐末至明末，苏州段运河三条航道并行，但仍以上塘道为主航道。清初，阊门码头附近通行船只数量过大，河道通行能力不足，大运河苏州段的第一次改道工程落地。其线路走向为利用天然河荡彩云塘沟通胥江，将胥江纳入运河主航道，沿着枣市街南侧穿过泰让桥进入护城河。至此，清代苏州段运河主航道较之从唐至明的一千年时间整体南移。大运河苏州段的第二次大改道，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可细分为三期工程。第一期为1958年，由于上塘河河道已经过于狭窄，而船型较之古代变大，枫桥河道经常发生堵塞甚至事故，对枫桥、江村桥和寒山寺的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在运河河道以西800米开拓新河道，运河过铁岭关后直线南下至横塘，再由胥江过泰让桥进入环城河，江枫洲景区形成。1986年，苏州市再次整修运河，运河在横塘折向东，经新郭镇北侧、五龙桥南侧进入澹台湖，至宝带桥北堍100余米处，与南来的京杭运河主航道汇合。1992年7月15日，工程通过验收并正式通航，完成土方249万立方米，新建驳岸14.53公里，新（移）建桥梁7座。至此，运河主航道彻底避开了姑苏古城区和沿途的宝带桥、觅渡桥、吴门桥、水陆古盘门等文保单位，古城区的噪声污染问题也得以改善。而在吴江段，1998年开始对鸭子坝至乌镇航道进行疏浚和截弯取直，同样是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在三里桥东侧一千米处开设了新航道。至此，今日大运河苏州段主航道形成。 清 徐扬 乾隆南巡图卷第六卷/驻跸姑苏（局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在北方地区，大运河的改道则要频繁得多。一方面是因为京城在洛阳、长安、开封、北京之间的迁移引发的疏浚取直工程；另一方面也由于黄河的决口和改道。其中，尤以北宋庆历八年黄河决口北流、南宋建炎二年东京守将杜充掘堤、元至元二十三年溃河、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和1938年“花园口事件”五次黄河大决对运河的影响最为重大。今日的京杭大运河，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和江南运河七段，其中开凿时间最早的是江南运河。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伐楚，在伍子胥的建议下，吴国凿通荆溪，建成了由太湖入长江的胥溪运河，又从太湖东胥口经木渎至胥门凿通胥江运河，这一溪一河的人工水系即为江南运河的滥觞，也是后世大运河体系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段。它的功能定位非常明确，是吴国用于军事扩张的交通线和补给线。
 春秋晚期 吴王夫差鑑 上海博物馆藏周敬王二十五年，阖闾之子夫差在北上争霸的过程中，凿通自今苏州望亭经无锡、常州入长江的孟河；周敬王三十四年，夫差再开今扬州至淮安的邗沟，长江与淮河得以沟通；周敬王三十八年，还是这位夫差主政的时期，吴国开凿了将淮水、泗水、沂水连通的黄沟，并在黄池会盟诸侯，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连通。至此，吴国国力达到鼎盛，成为部分版本的“春秋五霸”之一。但也正是在这次会盟之时，卧薪尝胆，蛰伏已久的越国军队开进了吴国空虚的后方，并在四年后的笠泽之战中成功歼灭了吴军几乎全部精锐力量，夫差的霸业旋即破灭。 春秋晚期（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吴王夫差盉 上海博物馆藏然而，夫差北上争霸过程当中开凿的一系列运河成为日后江南水运的主航道，扎实地奠定了吴都姑苏在江南水运体系中无可撼动的枢纽地位。哪怕与人类的寿命相比，吴国的霸权也幻灭如飘摇萤火，但它留下的河道体系却穿透了千年沧桑，比吴越都要长久，长久得多。早熟而牵连广大的河道体系使得后世对其的扰动和改建成为一件相当困难而靡费巨大的事情，苏州城的范围因而高度固定，自立城至今，历代度量衡虽有变化，但苏州城墙长度换算为公制后始终是十五公里。夫差不断北上的过程，也是一个努力从华夏文明的边缘向中心挣扎的过程，运河的作用绝非将北方的财富掠夺回南方，而是将吴越的力量向北集中投送，使得吴国能够离开吴越，换一个更加适宜生存的环境。在夫差的年代里，华夏文明的核心在黄河流域，吴国的统治集团虽然来源于姬姓血脉，但这个地处遥远的长江流域的邦国，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与楚国一样都是化外蛮夷。这种鄙夷情绪不单出自政治和文化因素，也有着非常现实的经济基础：其时长江流域开发程度很低，是一片密布着沼泽、丛林和瘴气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之地，繁荣富庶的南界在淮河，天下珍奇的汇聚在陶、在宋、在临淄、在大梁。因而，灭吴的越国并没有在姑苏久留，他们继续沿着夫差留下的运河体系向北争霸，在勾践还活着的时候，便将国都迁往了淮河流域的琅琊。如果越国的霸业能够维持，那么姑苏城将成为抽干江南的泵机。然而，历史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越国称霸失败，被中原诸侯逐出淮河，还都姑苏。顺理成章地，秦并天下之后，吴越故地成为会稽郡，郡治于吴。汉武帝时，嘉兴至姑苏的运河凿通，江南土地破碎，水网纵横，卡在水路枢纽上的姑苏城三吴都会的地位稳固。当然，也仅仅是三吴都会而已，两汉四百年，这座城市和整个江东游离于聚光灯之外。清 焦秉贞 南巡苏州虎丘行宫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在江东无数次挣扎着融入文明主流的努力失败以后，文明的主流却向着她奔逃而来。汉末天下大乱到永嘉南渡这一百年间，百万人口带着文化礼仪、技术技艺和浮财细软涌入江东。这一时期，原本地广人稀的吴郡随着人口的充实开始解体，郡西的晋陵地区（今常州、无锡、镇江一带）、郡南的吴兴地区（今湖州一带）、东安地区（今杭州一带）纷纷独立成郡。永嘉南渡之后，江东户口骤增六分之一，但苏州等江南旧城却没有立刻崛起。这一时期，大量的侨郡侨州设置，仅在晋陵一郡就有侨立的徐、兖、幽、冀、青、并六州的十多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机构，甚至苏州城也一度成为南徐州之地。直至隋并天下，挟南朝历次“土断”之威，彻底废除侨置政策，南迁北人的户口才融入江东。南朝将近二百年的光阴，于整个江东地区而言是一段大开发、大进步的时代，但地区的进步并不等同于城市的进步。事实上，长达二百年混乱的户口管理和外来豪族涌入更可能导致的是城市地位的洗牌。这也确实就是江东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故事，孙吴政权的统治中心迁入建邺，便使得江东地区从此出现了一个在政治地位上超过姑苏城的中心城市。而自孙吴政权始，六朝围绕其统治中心的秦淮河水系，也同样凿通了勾连丹徒水道入长江的运河系统。但以姑苏为中心的江南运河体系已经成为整个南朝的物流干线，姑苏城也终于没有因为区域政权中心的迁移而陷入彻底的衰落。 清 石涛 秦淮河图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隋开皇十一年，隋将杨素认为建设在平原上的姑苏城无险可守，所以才会在隋平江南之战中被围困。于是他奏请将城址迁移到了城西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并将州、县二级治所均迁入新城。在唐平定江南的战争中，这处设险而守的新城也被打破，而姑苏旧城在运河水道的庇护下，三十五年过去，仍然是一座煌煌大城。于是，州、县治所迁回姑苏城，自此再未变动。宋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唐武德末，复其旧，盖知地势之不可迁也。”事实上，这件事并不难理解，当三吴中枢的苏州都已经遭遇围城，南方小朝廷还怎么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呢？苏州立城的根本不在山河之险，而在水系之通达。大唐扫清海内，中国终于结束了自汉末以来的四百年乱世，江南地区也第一次作为经济、人口、政治的重要一极登上了大一统帝国的舞台。但苏州在大唐最耀眼的日子，出现在大唐本身的星芒黯淡之后。安史兵兴，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唐朝的平叛仓皇、惨烈而屈辱。当以长安百姓为代价借回纥兵收复国都之后，大唐曾经的骄傲与荣誉荡然无存。平叛过程中崛起与招安的节度使遍地，唐廷也对河北、山东、陇右甚至巴蜀逐渐失去了强有力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大唐注意到了仍然高度忠于中央的江南。安史之乱中南渡的人口使得江南再一次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苏州人口突破十万户，逐渐孤立的唐廷迫切地需要分享发展的成果。而维系着东方的富饶与西方的皇权的那条纽带，正是大运河，它的存在使得唐廷可以越过关东听调不听宣的藩镇，遥控更加遥远的东方。唐肃宗乾元元年，浙江西道设立，统辖苏州、润州、杭州一带，建中年间又改称镇海军。这个唐廷设立在江南的藩镇成为对淮西、山东叛乱藩镇进行战争的重要兵源地和主要物资供应地，而历次战争中使用的交通线，还是运河。建中元年，“两税法”改革落地，江南八道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苏州一地对中央财政的贡献提升至7%以上。而在仅仅两年之前，苏州刚刚被升为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这是唐代州级行政区划中的第二等，其上为辅州，只有京兆附近的同、华、岐、蒲四州，其定位是拱卫都城的核心城市。安史之乱前，雄州只有郑、陕、汴、绛、怀、魏六州，除控制河北的魏州外，也都位于唐朝统治的核心区。安史之乱后，雄州扩编为十个，苏州成为唐廷控制江南的节点，其所在的浙江西道对中央的物资和税金支持不但在江南各道中居于首位，还反超了天子脚下的京畿道和关内道。苏州刺史的品阶也就此升为了从三品，在一二品基本只授予勋官，宰相品阶不过正三品的唐代，苏州刺史成为了官僚队伍中的顶尖人物，来源也由两浙地区内部选拔，变为多由中央调任。而这些安史之乱后的苏州刺史中，就包括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 唐少傅白公祠，又名白居易纪念苑，位于山塘街，图自《古街新韵——山塘历史街区保护修复钩沉录》
名臣刺史们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继续开发苏州的运河水系，以加深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和控制，为运河那端飘摇的帝国保住中央财政的运转。宝历二年，白居易开七里山塘，阊门至虎丘再转入运河的商道贯通，不但大大便利了阊门一带的商贸活动，还使得苏州的建成区跃出城墙，向西北方拓展。太和七年，刘禹锡开汉塘以贯通当时隶属于苏州的嘉兴到平湖水道，从此天目苕溪之水由大运河顺流到嘉兴，苏州属县华亭（今上海市南境）大片盐碱滩涂得以开发。安史之乱后，唐朝围绕运河水系在浙西、浙东、宣歙三道进行了66次大型水利工程，为后世整个江南地区农业和工商业的大发展留下了一套愈发完备的灌溉和水运体系。正是由于这套已经几乎无法摧毁的大型基础设施的存在，苏州城也成为一座无法被消灭的城市。唐末五代期间，苏州城经历了建城史上兵火最为密集的时期，历经王郢起义和杨吴、吴越政权在此二十余年的拉锯战，数次遭遇焚毁，但屡破屡建，不断浴火重生，并第一次建立起砖石结构的城防，化身为吴越国北境的要塞。
也是在唐末，东亚的气候开始转冷，400毫米与800毫米等降水线整体南移，将农耕文明的生存空间压缩回了秦长城线以南。伴随着北方农业生产的整体衰落与宋代农业技术革命的到来，仰运河之利，苏州也将从江南最重要的都会之一，跃升为真正对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重镇名城，其城市发展史上新的篇章，即将掀开。[1] 刘士林.江南运河城市的形态、历史与文化[J].南京社会科学,2022(08):47-54.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2.0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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