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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浩劫

 握中悬璧 2023-07-14 发布于天津

西晋帝国(四十九)血战洛阳

就在平定张昌之乱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朝廷内部的矛盾也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之前司马乂让雍州刺史刘沈带一万五千雍州军前去荆州平乱,这严重触动的都督关中的司马颙的利益,于是当刘沈到达蓝田时,司马颙趁机夺了他的兵权。

此前司马颙曾制定过一个挑动司马乂和司马冏火并的计划,意图坐收渔利,因此二人在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仇怨,只不过尚未公开化。

这次司马乂以朝廷的名义针对司马颙,就是对当初那件事的报复,而司马颙公开抗命,则表示他已经和司马乂正式决裂。

当然,司马乂毕竟控制着皇帝,占据着大义名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直接对其进行讨伐,于是司马颙又想出一个新的计划。

为了对付司马乂,司马颙早就在暗中做着准备,他之前表自己的亲信李含为河南尹,就是让他在洛阳做自己的内应,从而伺机除掉司马乂。

太安二年(303年)七月,“颙以含为河南尹,使与冯荪、卞粹等潜图害乂”,司马颙暗中构建了一个针对司马乂的小集团。

据《晋书》记载,“侍中冯荪党颙”。因此冯荪是司马颙的党羽,这点毫无疑问。

而这位卞粹也值得一提。卞氏一族人才辈出,卞粹兄弟六人都被征辟进了宰相的幕府,世称“卞氏六龙,玄仁无双”,而玄仁就是卞粹的表字。

卞粹“正直不阿”,当初杨骏专权时他就坚决不附会,后来赵王伦之乱时,他因身为张华的女婿遭到免官,直到赵王覆灭才得以起复。

虽然司马乂未必是什么正直之人,但一向左右逢源的司马颙更非善类,按说卞粹是不会为司马颙所用的。

事实上很可能也确实如此,因为据《晋书》卞粹本传记载,“及长沙王乂专权,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由此可见后来司马乂害死卞粹并非因为他与司马颙相互勾结。

卞粹刚直不阿,严正执法,触怒了司马乂,因此司马乂才会给他安上了勾结司马颙暗害自己的罪名,其实他大概率是在公报私仇。

但对于李含的处理方式,司马乂最初应该是在犹豫的,毕竟张昌之乱还未平定,暂时不宜节外生枝。

而就在这时,一个人的话帮他下定了决心,这个人就是皇甫商。

皇甫商是安定人,与东汉名将皇甫嵩同族。

早年间李含因才干卓著,在陇西颇有名望,于是皇甫商仗着自己豪门出身,希望与他结交,没想到竟被李含拒之门外,二人的仇怨就此结下。

后来皇甫商被司马伦委任为梁州刺史,当司马伦败亡时,皇甫商唯恐遭到清算,于是弃官出逃投奔司马颙去了。

司马颙本来对皇甫商颇为厚待,但李含却劝道:“商,伦之信臣,惧罪至此,不宜数与相见。

平心而论,李含此语基本是出于公心,并没有报复皇甫商的意思。毕竟他是走投无路前来投靠,其忠诚度难以保证,而且作为司马伦余党,自然是人人喊打,与他过多接触会对司马颙的声誉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然而在皇甫商看来却不是这样,他认为李含是在故意针对自己,因此对他的恨意更浓了。

后来当皇甫商受命前往洛阳时,司马颙为他摆酒饯行,结果就在宴席上,皇甫商与李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还是靠司马颙的调解才勉强平息。

皇甫商到了洛阳后收到司马乂的重用,他考虑到自己和李含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而李含已经被司马颙“委以心膂”,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之相比的,因此不如改换门庭投靠司马乂。

当时皇甫商的兄长皇甫重正担任秦州刺史,司马颙为了独揽大权,自然会对此人心生排斥,于是他先下手为强,派兵将其围困,并上表言罪。而冯荪则趁机上奏请求朝廷召回皇甫重,以便司马颙独霸关中。

此事的背后很可能也有李含挑唆的成分,如此一来,皇甫商只能与司马颙决裂。反正李含图谋不轨已经不是秘密了,他只需要轻轻推上一把,就能帮司马乂下定决心。

于是他劝谏司马乂道:“河间之奏,皆李含所交构也。若不早图,祸将至矣。且河间前举,由含之谋。

河间王的所有阴谋都是李含所策划,此人危险至极,若不早早图谋则大祸临头。

司马乂闻言想起之前司马颙针对自己的阴谋,顿时怒不可遏,于是将李含和冯荪杀死。

此事是双方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于是他在当年八月与司马颖联合,以讨伐皇甫商为名义起兵,矛头直指司马乂。

此战司马颙集中了七万大军,以张方为都督,经函谷关进入河南郡境内,直奔洛阳而来。

之前讨伐司马冏时,司马颙以最信任的李含为都督,如今李含已死,终于轮到张方出头了。

张方是河间人,出身贫贱,十余年前司马颙到封地河间国就藩的时候,因其勇猛从而收致麾下。

然而张方这等人勇则勇矣,但低微的出身使他行事毫无顾忌,整肃军纪、收买人心在他这里是统统不存在的,洛阳即将迎来一场浩劫。

之前我们曾介绍过,由于司马伦和司马冏两次动乱中,洛阳中军损失惨重,因此司马乂所能掌控的力量非常有限,他的力量很难与司马颙抗衡。

八月十八日,司马衷亲临洛阳城西的十三里桥,并下诏命皇甫商前去迎战张方,结果在九月初六,张方通过一次偷袭击败了皇甫商,随后一路掩杀,攻向洛阳城。

不过这或许是司马乂的诱敌深入之计,双方毕竟实力相差悬殊,无论野战还是固守城池都很难与敌军抗衡。如今先败一阵,诱使张方进入城内进行巷战,则敌方的兵力优势将会因为地形狭窄无法发挥,而司马乂则可利用洛阳中军战力更强这一点取得局部优势。

九月二十日,张方大军于洛阳东南方向杀入城内,随后将清明、开阳二门焚毁,并开始纵兵劫掠,据《晋书》记载,张方攻破京师给洛阳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史称“死者万计”。

司马乂等的就是这一刻,此时张方军忙于劫掠,且分散于各个街巷,正是组织最为混乱的时候,如今反击的时刻到了。

于是司马乂立刻请出司马衷,虽然这位皇帝早已沦为傀儡,但当他的车驾出现在两军阵前时,对普通士卒还是有着相当强的震慑力的。

这便是大义名分的重要性,张方手下官兵见天子也站在敌军一方,纷纷起了退却之心,此时败势已成,张方再也无法阻止,于是关中军开始撤退。

就在这时,张方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率队原路返回,经过已经被烧毁失去防御功能的清明、开阳二门,尽快出城与从东面杀来的司马颖会合,如此方能止住败势,可张方却过于心急,他可能是想尽与自己的后续部队会合,于是对城西的西明门发起了进攻。

司马乂对此早有准备,他亲率中军左右卫对张方发动了雷霆一击。

据《晋书》记载,司马乂“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可见他很得众心,因此司马乂当时虽然只带了左右卫两军仅仅数千人,但士卒各个愿意为其效命,于是爆发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一番激战过后,张方大败,当场被斩首五千余人,《晋书》用“杀伤满于衢巷”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关中军大败的惨状,而司马乂则以数万洛阳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赢得了这场胜利。

张方率残兵败将撤出洛阳后退至十三里桥,此时军心受挫,毫无斗志,于是众将都劝张方连夜逃遁。

不过张方经此一败却也发现了司马乂的弱点,他的中军固然精锐,但毕竟兵力太少,若进行野战,本方则可充分发挥出人多势众的优势。

于是张方说道:“之利钝是常,贵因败以为成耳。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

胜败乃兵家常事,可贵的是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而转败为胜,现在我出其不意,在敌军眼前修筑工事,这才是用兵之奇。

于是张方趁着夜色掩护率军进至洛阳城西七里处,随后连夜修建数层壁垒,等司马乂发觉时,张方的阵地早已修建完毕。

司马乂本想一战定乾坤,将关中军彻底击溃,不想对方仍在坚持,他自忖前次大胜,轻视对手,于是故技重施,再次带着司马衷出战。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之前关中军在城内劫掠,没有统一指挥,见天子车驾后自然陷入混乱,可如今他们已经在阵地中严阵以待,不可能轻易弃营而走,司马乂的计策失灵了。

这一战让司马乂体会到自己的实力差距,他有限的兵力不足以支持在野战中与敌军正面对决,于是败退回城内。

司马乂以羸弱的势力,面对两大强势藩王的夹击,可他面对只有七万人马的关中军都难以应付,似乎所有人都认为在更为强大的司马颖的河北军团的打击下,他将很快灰飞烟灭。

可大战从八月进行到十月,两个月过去了,司马乂虽然占尽劣势,但仍有一战之力,莫非是司马颖出工不出力,坐视司马颙和司马乂相争想要坐收渔利吗?

其实事实却恰好相反,司马颖对此战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就在司马乂和张方发生激战的时候,他也对洛阳发动了进攻,只不过他迎来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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