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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第二天，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要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擅自行动”。同时，指使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命令沦陷区的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备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不准向人民武装力量缴械。 在内战危险十分严重的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坚决揭露和斗争，另一方面表现了通过谈判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12个问题。 同时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 在政协会议未开幕之前，阎宝航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公开发表讲话，要求国民党“所有一切军事进攻应立即停止”，希望“在和平团结的空气中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 年 1 月 8 日，阎宝航参加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的招待政协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茶话会。应邀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方面于右任、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张东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各界人士一百多人。 1946年1 月 10 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致开幕辞。 1 月 11日晚，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和救国会邀集各界代表，在江家巷一号迁川工厂联合会开会，商讨成立协进会，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选出阁宝航、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等 35 人为理事。 同时决定：在政协会议进行期间，举行报告会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1 月 16 日下午，召开了庆祝停战协定签订，并促其彻底实施的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主席团由阎宝航、李德全、史良、钟复光、茅盾、杜斌丞、王葆真、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11人组成。 中共代表王若飞在会上指出：要求得和平，就得停止内战；但停止内战，仅使国内和平得到初步的保障，一定要有长期和平，全国才能进行建设。 要争取长期和平，永久不发生内战，就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促其兑现。 大会还通过了王葆真提出的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权的提案。 从1 月 12 日至 27 日，协进会组织的各界群众大会先后开了八次。前三次，在江家巷口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举行，场地较小，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有更多的人能参加这样的集会，从第四次起改在沧白堂举行。  重庆沧白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沧白堂全称叫“杨沧白纪念堂”，坐落在重庆沧白路中段，是抗战中期蒋介石为了缓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四川人杨沧白而修建的，厅堂较大，院落宽敞。 阎宝航担任了第四次和第八次大会执行主席。 第四次大会是在16 日晚举行，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和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作报告。 当阎宝航讲到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时，台下就跳出十几个特务打手，狂叫“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 听众见此情景十分气愤，同声高喊：“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把邪气压了下去。 1 月 27日，协进会举行第八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是下午 2 时在沧白堂召开的，到会军民达三千余人。 会议首先由王若飞讲话。他说：政协开幕那天，政府就下停战命令，经过几天的分组讨论，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大和宪章五项问题，许多基本要点已经趋于一致，这是一大成功。 不过，昨天政协代表黄炎培等人住宅却受到非法搜查，说明蒋介石的“四项诺言”的执行，仍甚缓慢。 随后，在阎宝航的主持下，通过了两个提案： 一、以大会名义，致函黄炎培及其他同样遭受无理搜查的政协代表，表示慰问。 二、向前来保护会场的宪兵、警察致以慰劳之意。 在报告会进行中，不时有特务喧哗、谩骂，丢掷石子，围困主持大会的主席团，捣乱会场，气势汹汹。 会议结束后，阎宝航同李公朴（阎同李都被大会推为主席团）陪着郭沫若和其他政协代表们刚刚走出会场，一群特务就尾随其后，破口大骂，接着又向他们丢石头，打到李公朴的背上，一直跟他们到大会办公的地方——迁川工厂联合会大楼，又围困会议代表一小时多，才一哄而散。 这就是历史上的“沧白堂事件”。 政协会议于 1 月 31 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 这五项决议，在不同程度上初步解决了国共两党的问题，并且将使全中国可以走民主道路，永远避免内战作为重点，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为了巩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决议的贯彻实施，2 月 2 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 19 个团体发起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得到了中国劳动协会等有关团体的赞同。 同时，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 23 个团体，组成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 5 日下午5 时，筹备会负责人章乃器约黄墨涵同去市商会理事长仇秀敷家中，递交通知，并请仇秀敷转邀市农会、市工会、市教育会、市会计师公会、市妇女会、市律师公会、市中医师公会等团体派人参加筹备。 6 日，筹备会举行了第二次扩大会议，9 日，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但市商会等八个团体都未派人出席。 会议决定，邀请政协代表周恩来、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十二人到会演说，印制了《告全国同胞书》，以备散发，向市警察局治定以较场口广场做大会会场； 同时，拨付费用连夜赶筑大会讲演台，布置会场，为了保证大会顺利进行，防止破坏捣乱，除函请军警到场维持秩序外，还由社会大学、中国劳动协会、中国中小工业联合会等团体，分别发动所属成员到场协助。 2 月 10 日上午9时30分，庆祝政协会议成立大会在较场口举行，阎宝航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还有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李德全、马寅初、徐崇林等二十余人。  较场口血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较场口大会的情景，阎宝航曾有详细记述： 庆祝大会定于 10日早9时半开会，我8时半到了会场，这时。到场群众约有 5 万人。 一到主席台，就看见主席台的周围，布满了特模特样的特务，为数不下数百，主席台上，竟出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们正在和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诸先生争论着。 一问才知，乃是“重庆市农务会会长刘野樵要求做庆祝大会总主席”。这种要求当然遭到合理、合法的拒绝。 正在争论之际，“重庆市教育会长周某”抢过播音器就宣布开会（还没有到预定的开会时间)，那个刘野樵就挺然地站出去说“我代表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他的农务会一个农民也没有）做大会总主席”云云，话刚说完，当由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夺回播音器，并立即宣布，刘某不是大会公推的总主席。 这时候，预伏主席台上的特务，立时开打，同时，台下周围的特务，面向出席群众，动手大打；主席台上的主席团、代表和来宾，都被打到台下去了，会场群众当被打散，只剩下少数特务，刘野樵独自一人，继续讲话，并掏出事先借大会名义预备好的“宣言”，向特务们宣读一遍，举手又“通过”了,这才一哄而散。 当时，我同另外一位主席团的王葆真先生始终在场，一直看完这幕丑剧。 李公朴头部被特务用铁器打开很长的一条伤口，当时昏迷倒地，送往市民医院，施复亮被十余特务围打，受伤很重；郭沫若在额角上被打起一个青肿的大疙瘩，眼镜被打落在地上，胸部也被打得不能出气讲话；马寅初老教授手里的马褂预备给人家作证婚人用的也被抢走了。中国劳协的队伍中，也被特务打伤了四五个人。 这场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较场口大血案，共有六十多人被打伤。可是，在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世界日报》等报纸上，却刊登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报道，说“刘野樵被大会公推总主席，竟被李公朴等阻拦不准讲话，并且捣乱会场，大打特打，陶行知唆使育才小学生开打”等等，甚至以大字标题说刘野樵也“光荣负伤”。 这天，刘野樵还装伤到地方法院进行所谓检验等等。最后，刘野樵以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施复亮、朱学范等侵害人民集会自由权利，控告到重庆地方法院。 李公朴受伤住院期间，阎宝航亲往医院慰问，法院开庭前两天，邵立子曾在国民参政会设宴招待大会主席团成员，以个人名义向大家道歉，赔偿损失，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劝阻大家不要出庭，以维持国家司法机关的“尊严”，但被阎宝航等人当即拒绝。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超、廖承志等携带中共代表团慰问信和鲜花等物，赶赴市民医院慰问受伤人士。 晚 8 时，周恩来出席了民盟代表团召集的紧急会议，到会的政协代表董必武、王若飞、章伯钩、沈钩儒、张申府、陈启天等 11 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 周恩来接受大家委托、准备与张君励、陈启天、触尘一道去面见蒋介石交涉，结果，蒋却于第二天借故飞沪。 而特务打手，施展威胁手法，以“冠英”的化名，于 12 日写信给周恩来，并附一粒手枪子弹，送到中山四路中共代表团住处，进行恐吓，狂叫“假如你们向蒋主席报告十日民大会被捣乱的情形，请先看看这颗子弹”。 周恩来大义凛然，立即将原信交付《新华日报》公布。 重庆地方法院开庭时，阎宝航出庭作证。同时出庭作证的还有玉葆真、李德全、郭沫若、沈钧儒等。 阎宝航和王葆真等在法院上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斗争，并向报界声明“王葆真、阎宝航亲见刘野樵没有受伤”。 阎宝航记述了出庭时的情形，他说： 刘野樵等也拉了五六个特务作证人，其中一个是中央通讯社的某记者，开庭的一天，倒想不到，法官还有点良心，对李公朴、章乃器等，称之曰某先生，非常客气，对刘野樵则直呼其名，法官问刘野樵：“你说李公朴打了你，他怎样打的呢?” 刘野樵就立刻做表演姿势，并说，“他把大衣一脱，把几条板凳飞过来打我。” 气得李公朴笑起来说：“刘野樵你怎当庭还好扯谎呢?” 法官又传讯刘野樵证人的中央社某记者，问道：“你给刘野樵作证明?”其答：“是。” 法官又说：“法律第几条，第几条，如作伪证，判徒刑7年，你知道吗?” 某记者忽然脸色惨变说：“那，那我不来了!” 这下，惹得哄庭大笑，不是大笑，是在唾骂；“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 随后，庆祝大会主席团公推阎宝航、王葆真、李德全、朱学范四人为代表，去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 当时，阎宝航愤慨地说：任何人还有一分爱护国民党的意思就应该对你们说老实话，“较场口事件”是万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你们的机关报却歪曲颠倒地报道？ 假使你们这一次报道算是真的，那么，你们以往所有的报道都是假的。 正当其他代表对吴铁城提起多人被打伤的时候，阎宝航又愤然地说：“受伤是小事，在这样是非不明的社会里，活着又有什么样意义!” 吴铁城推诿说：“是地方政府当局没维持好社会秩序，和本党无关。” 阎宝航又说：“大会的当时，还可以说治安机关有责任，在大会被捣毁后，国民党的机关报的报道是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的通讯社发出的一致消息，那和地方治安机关有什么关系呢？”  较场口血案发生后，2月13日，筹委会印发的《向全国同胞控诉》 当时在场的有正义感的记者三十余人，也曾联名向中央通讯社质问，为何歪曲报道中外关注的“较场口事件”。 4月初，蒋介石下令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形成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严重局面。 4 月 18日，《东北日报》以“阎宝航、马叙伦两氏反对国民党在东北内战，内政问题应循政治协商途径解决”为题，敦促国民党政府通过政治协商途径解决东北问题。 阎宝航在谈话中称：“今天东北的严重局势为国内外所关切，尤为十四年来受尽痛苦的东北人民所万分关怀。不论如何，现在应立即在东北停止军事冲突。望三人小组速予调处，武力接收一定会失去人心，为全国人民所反对。” “现苏联已撤兵，不必再夸张东北之外交问题。东北民主联军及地方民主政权等内政问题，都可根据东北人民的意志，遵循政治协商途径解决。” 国民党沈阳市长董文琦在沈阳记者招待会上，否认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认为只有“土匪”。 5 月 3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由重庆飞赴南京，准备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 但是，蒋介石在调停、谈判的幌子下，派遣军队猖狂进攻解放区，但连连受挫，被迫停战 15 天，在南京恢复谈判；接着，又停战 8 天，继续谈判。 这次停战和谈，不仅关系东北的和平、民主前途，而且关系到全国的和平、民主前途。东北问题是全国问题的一部分，东北问题不能和平、民主地解决，整个中国就不能得到和平、民主。 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上海人民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阎宝航积极响应，立即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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