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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79年夏，米兰·昆德拉被宣告取消捷克公民的身份，1981年，他获得了法國國籍。他说，法國已经成了我的书的祖國，我追随了我的书。 1982年，昆德拉写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说，某些东西已彻底封闭，我不会再涉及捷克历史这一主题。 1989年东欧劇變，昆德拉被巨大的欢乐所淹没，但也淹没在悲伤中… 他说，我不能再次推翻自己的生活，不会离开法國返回捷克。他不想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示人。他说，流亡生涯满足了自己珍贵的愿望，那就是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 — 米兰·昆德拉眼里的世界 — 文 | 立峰 
1、生活在别处
米兰·昆德拉写作《生活在别处》是1969年。而1968年，恰好是蘇聯軍队进入捷克的时间，随即，便有约七万捷克人离开了自己的祖國。但昆德拉却留在布拉格写作了《生活在别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雅罗米尔的诗人。他试图以抒情诗的态度与周围的世界相处。但他却发现，世界并非他想象的样子。这也许是许多人共同的困境，然而，这却引发了诗人的恐慌，他说：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卑贱，逃到哪里才能避开呢？只有逃向崇高以逃避堕落！ 
此处的逃避，或者说，逃离此地去往别处，便成为了一条崇高的道路。
换句话说，即——自由并不在此处，而是在别处。而且，这个别处是需要去不断寻找的。因而，在别处就成为了一种寻找自由的过程。而在这本书中，米兰·昆德拉确切提到生活在别处的，是下面的这段话：生活在别处，在索邦大学的墙上，大学生曾这样写道。——是的，这正是诗人雪莱离开伦敦去到爱尔兰的理由，因为爱尔兰人泯正在奋起返抗。他随身携带了几百份传单和宣唁，这是他进入真实世界的通行证。——这是因为，年轻的大学生坚决不同意与这个世界的旧主人妥协。 
其实，《生活在别处》这部小说想借助主人公雅罗米尔的命运表达的，就是生活在别处这个事实。但生活为什么“在别处”呢？那是因为，原来：所以，我们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别处。我们需要不断地为之奋斗、不懈地付出努力，才能在某个“别处”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的意图是向世人揭露撕大淋主仪的种种骗局，是对前蘇聯最尖酸刻薄的嘲讽。因为，小说不仅讽刺了雅罗米尔的拙劣诗歌，它还讽刺了全世界所有的诗歌；它不仅仅拆解了前蘇聯虚伪的意識形态，也拆解了所有人类的自以为是的认知。 
2、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没错，米兰·昆德拉就是在试图用小说来理解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而近现代多数相信理性和启蒙的知识分子，却总是想要以科学、哲学去解构和理解一个确定的世界。也许，这正是昆德拉这样的成功小说家打动读者的理由，这也是他在另一本著作《小说的艺术》中所明确提出的观点，即：小说和哲学、科学一样，都是认识世界的手段，没有了小说，人类将会缺少一个理解世界最重要的维度。 
比如，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之所以被称为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就是因为人们能通过这部小说，认识中世纪一个更加真实的骑士世界。 因为在唐吉柯德年代，骑士小说结构单调、故事雷同，基本都遵循主人公逢凶化吉、得胜而归的程式化套路。然而，当满脑子骑士小说的堂吉柯德信心满满到真实世界闯荡时，却猛然发现，现实中的一切与小说中理想化的骑士世界无关，而是变化多端、危机四伏、难以控制的。因为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确定的世界里，所有的困惑和疑问都能向上帝寻求解答。但随着理性时代的来临，当人们渐渐不再依赖宗教、不再事无巨细求助上帝，而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探索世界真相时，就会同堂吉诃德一样，跌入一个迷茫危险的、不确定的真实世界里。昆德拉说，这就是文学认识世界的方式。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令世人抛弃宗教的束缚，代之以理性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步。但昆德拉这样的小说家，却始终对此保持着警惕和怀疑。这句话警醒人们，不要忽略人类理性和思考的局限性，更不要将理性思考的结果视为真理。 
因为在昆德拉看来，无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不过是一种误会。人类误以为从此便掌握了理解和解释世界的钥匙，以为只要依靠科学哲学、运用人的理性，就一定能通向绝对的真理。说白了，这句谚语所耻笑的，就是人类的狂妄。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理性万能、甚至妄图扮演上帝；其实不过是盲人摸象、一知半解；最后，大多是一地鸡毛。这就是小说《堂吉诃德》的意义，它告诉现代人，我们在遭遇真实世界时，与古代的骑士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困境与危机，同样是我们所面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塞万提斯的贡献绝不亚于笛卡尔，两者同样在探索未知、拷问现实。但是，笛卡尔试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塞万提斯提出的，却是纯粹的疑问。小说的智慧，恰恰在于对一切现象提出问题。而真实世界所给出的答案一定是开放性的，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可能性。有趣的是，《生活在别处》的雅罗米尔，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其实别无二致：当他们来到现实世界时都猛然发现，真实的生活与想象当中完全不同；于是他们奋力对抗、左突右攻，竭尽全力想要寻找到一种与真实世界和平相处的办法。
无疑，米兰·昆德拉认为，除了科学哲学，另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就是小说。他用小说来思考，他说：因为科学哲学总是要求有问必答，而人的愚蠢恰恰在于有问必答。因而，小说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科学哲学，而是人的普遍境遇。
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米兰·昆德拉
3、人类的愚蠢特质 然而当今世界，科学哲学所代表的理性力量，似乎已经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人们相信世界发展的趋势，一定是从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的；人们不断地追求简单确定，也越来越讨厌复杂和不确定，但是小说恰恰对这此提出了质疑。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哲学、理性主义始终在跃跃欲试，试图取代上帝成为人们新的信仰。然而，理性主义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却很严肃，他们为了追求更多的确定性，而挥舞着理性的工具把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比如：然而，人们越是力图准确回答所有问题、以此来掌控一切，人的思维就越陷入到复杂琐碎的计算里无法自拔，直到他们发现自己早已偏离在现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世界之外，越走越远，也愈发迷茫。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中有个情节，讲得就是这个问题——人是怎样遗忘生活的：当蘇聯入侵捷克时，所有人都很害怕，只有故事里的妈妈，她最担心的是还是园子里的梨子。远处的坦克代表了科学技术和霸權主义，代表了普遍观念中人类发展的必然性。然而，近处的梨子才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真实生活。梨子相比于钢铁，当然既十分弱小又容易腐烂。但昆德拉认为，相比之下，梨子才是永恒的。因为梨子每年结果，所有人都能真切感受它，梨树对于人的意义是长久的，一个果园对于家庭的意义，远远大于一群坦克。而坦克则意义模糊，除了恐惧，它无法给人更多的感受；况且，蘇聯的入侵不过是一个偶然、单一的事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也将转瞬即逝。因而，小说的意义在于时刻提醒人们，在理性之外还有真实的生活；而每个人的生活体验都是具体的，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当理性试图将世界变得简单化、抽象化时，每一篇小说都在试图告诉人们，事情比你想的更复杂。比如：如果仅用科学来回答什么是水？那么，水就是H2O，无比简单明了。 但是，单凭一个水的分子式，我们就能真的定义水的本质吗？它能否解释一个人在看到江河湖海、雨雪冰川时，心中所升腾起的复杂情感？甚至，它是否足以描述你在游泳、沐浴或洗手时，水流给肌肤带来的感受？——如果你仅仅盯着一个水的分子式，恐怕什么感受不到。 昆德拉说，小说的目的是探索真实的世界，防止人遗忘真实的生活，就像《笑忘录》里的妈妈保护她园子里的梨。小说要为人们还原一种具体而真实的生活，而非理性论证的抽象世界。而真实的生活是模糊、复杂和不确定的。小说并不关心逻辑和因果，小说关系的，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里的具体处境。而且，小说只负责提出问题，却无法给出答案。比如，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存在等终极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去认识某个时代、以及时代洪流下的人的本质。虽然这些问题压根就没有标准答案，但却能呈现特定时代下的人们的真实状态。只要世界在发展变化，就一定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而小说的使命，就是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尽管人类生活的世界复杂多变，但却从未放弃过对确定性的渴望。人们选择崇拜上帝、抑或崇拜科学，都是在为解释世界、简化思维、追求唯一确定的答案所做的种种努力。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愚昧。昆德拉把这种愚昧称为现代意义的“愚蠢”，它的本质就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也是固化思维和庸俗意见。人们曾经认为，愚蠢和无知是一种缺陷，是一种可以通过启蒙运动治愈的疾病。但昆德拉却说，愚蠢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科学哲学的进步不但不会治愈它，反而使它变本加厉，使人变得越来越单调。
4、无意义～生存的本质 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國。1989年东欧剧变，哈维尔成为捷克总统。昆德拉说，1989年，我被巨大的欢乐所淹没，但也淹没在悲伤之中。这个变化来得太迟了，因为我不能再一次推翻自己的生活，再给自己换一个家。
昆德拉一直强调，他在法國很幸福，不会返回捷克。况且，他也不想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示人。他说，![图片]()
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价值。那时我二十岁。 我总能从微笑的方式中辨认出 谁不是斯大林派的人，谁是我丝毫不用害怕的人。 ——米兰·昆德拉 2014年4月，昆德拉在85岁生日时，出版了他的新小说《庆祝无意义》。书中说：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 没错，我们想要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诞、复杂与不确定，唯有放弃平时的严肃认真和一本正经，代之以玩笑、幽默、反讽和恶搞。
幽默也是捷克文学的基因，拥有巨大的力量。正如捷克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好兵帅克》，就充满了玩笑和讽刺。比如： 好兵帅克在极其压抑的环境里，整天傻乎乎、笑嘻嘻。他的上级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中尉，非常受不了帅克，因为帅克很不严肃。如果手下有这么一个总是闹出笑话的士兵，那么，權力就被消解了。 以一种不严肃不正经的态度面对權力，就是对严肃的權力秩序的最大破坏。昆德拉的小说《玩笑》有着类似的喜剧效果，它讲了一个名叫路德维克的青年人，因为一个被写在明信片上的微不足道玩笑，而被送进苦役营，以至于被搅乱了所有的生活。——同样在以捷克小说特有的幽默感来反抗强權。在严苛的环境里，还能讲笑话、一起笑的人，就是证明拥有彼此认同的价值观，也显露出了温暖的人性和相互的关爱。
然而，小说《玩笑》也在试图告诉人们，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人类整体而言，人根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书的最后，路德维克忽然清醒地说：可要是历史在开玩笑呢？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根本无法撤回自己的玩笑，我和我的一生都被包含在了一个更大的(超越了个人的)、完全无法改变的玩笑中。
因而，在晚年的作品《庆祝无意义》里，昆德拉说：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 它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 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不仅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这也是昆德拉作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作家，留给后世的忠告。1、《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作者：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南京大学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