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改编为西南军区，刘伯承为何无缘司令？毛主席一举多得的妙计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基本被全歼，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在各个战略区，各野战军都秉持着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向敌人发动了总攻。

在我军的驱赶之下，大批国民党残军逃入了四川，其中包括胡宗南、宋希濂、孙元良、何绍周等人率领的中央军，以及四川本土的杂牌军，诸如川军以及黔军，混合起来大约有90万人。

为了歼灭这一大股敌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将此艰巨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提出：

“二野应该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 经营川黔康”, “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 并打通长江水路。”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以及政委邓小平皆是四川人，可谓是衣锦还乡了。

然而随着四川的国民党军越聚越多，毛泽东开始感觉到，光靠二野，似乎难以在短时间内击垮敌军。

淮海战役后，中野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渡江战役后，二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补充，但相比于三野、四野，其兵力还是稍显薄弱。

在二野进军大西南的同时，四野也担负起摧毁白崇禧部的任务。因此毛泽东将陈赓的第四兵团配属于四野、因此二野进军大西南的兵力，仅有三、五两个兵团，不过20多万人。

当年9月，毛泽东将刘伯承和邓小平召回北平，明面上是为了参加开国大典，实际上是为了商讨各野战军联合解放大西南事宜。

在解放大西南的军事会议上，刘邓二人发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也参与了会议。很显然，毛泽东是希望这三位元帅级的军事家精诚合作，一举解放大西南。

那么毛泽东为何选择贺龙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争呢？贺龙在解放战争期间都在做什么呢？

自两把菜刀闹革命以来，贺龙带了几十年的兵，打了几十年的仗。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贺龙就已经能带领多达一个军的兵力。南昌起义中，贺龙的兵在起义部队里是最多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回到桑植，再次拉起一支部队，而这支部队逐渐成为了红军第二方面军。抗战前夕，红二方面军又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就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并且曾与聂荣臻一起，参加了集宁、大同战役。

1947年春，国民党对陕北发动所谓重点进攻，蒋介石集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以及邓宝珊集团的34个旅，共25玩女人，从三个方面向延安汹汹扑来，妄图实施“斩首战术”，摧毁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

一时间黑云压城、风雨如磐，形势险峻。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只有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廉方俊所辖教导旅，新编第4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共6个旅2.8万余人。

按照惯例，这支部队本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他已于1947年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远在晋绥前线，一时间赶不过来。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副司令员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主动请缨：

“贺龙同志忙于晋绥事务，远离延安，陕北现有几个旅，加上后勤部队也就2万多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见形势严峻，于是立即批准了彭德怀的请求。而这样一来，贺龙手下就没兵了。贺龙是红二方面军这个山头的代表以及旗帜，他与他与部队的感情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用鲜血凝结而成的。把自己带了一二十年的部队交出去，在情感上确实有点难以割舍。

但贺龙是一个讲党性、讲原则的共产党员，他对老部下说 ：“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 !于是贺龙立即回电延安，坚决支持中央军委的决定。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十分感慨地说 ：“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党对枪杆子领导的有力，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在小河村会议中，毛泽东对贺龙说：

“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陕北战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得依靠你们晋绥，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你看怎么样？”

让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军事家改行管后勤，很多人都感到无法理解。然而贺龙却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要听党的，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么安排。于是贺龙欣然同意了毛泽东任命。

随后贺龙将西北野战军的后勤一把担起，确保了野战军的人员、弹药以及粮食、被服。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已从小河会议时的三个纵队，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2个兵团、6军、18个师22万人的大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西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后来感慨：“就那么一些人，能够打出那样的成果、那样的局面太不容易了。”毛泽东曾赞叹贺龙：

“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的“萧何””。

彭德怀也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贺龙所领导的大后方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也成为了西北军区司令员。

然而随着渡江战役的进行，“野战军”和军区的合并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彭德怀既担任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也必须兼任西北军区的司令员。那么贺龙该如何安排，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对此，中央军委做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安排，那就是让贺龙带领18兵团入川。

第一野战军的主要对手本是胡宗南集团。在扶眉战役中，彭德怀大败胡宗南，彻底击垮了该集团的主力。仓皇间，胡宗南带领余部经由汉中逃往了四川。因此第一野战军的主要对手变成了西北地区的两大地头蛇——马步芳以及马鸿逵。

为了防止腹背受敌，彭德怀分出一部分兵力监视和钳制胡宗南余部，而这支部队便是18兵团。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将这支偏师交给贺龙，让他从汉中杀入川北，与从西部进入成都平原的第二野战军形成夹击之势。

贺龙虽然不是四川人，但与四川却有极深的渊源，早年曾在该地打过仗，与很多地方实力派都有交流，对于四川的地形和民情非常了解。

其次对于贺龙这位久经沙场的名将来说，长期缺席解放战争的正面战场，不能策马疆场，总归是一件憾事。这次让贺龙带兵入川，也相当于对他的“补偿”了。

最后贺龙所统领的18兵团本是晋冀鲁豫军区的老部队。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18兵团先是隶属于华北军区，其后又充实入了第一野战军。如今进军大西南与二野会师，可谓是“完璧归赵”。

按照毛泽东的规划，以贺龙的十八兵团为正兵，吸引国民党军的主力。而蒋介石果然上当，以为解放军是以主力由川北直取成都，因此把主力调往川北进行重点防御。然而实际上，第二野战军却偃旗息鼓、昼伏夜出，从湖北向川西疾进。

一方面，贺龙对秦岭守敌不断采取“磁性攻势”，将西南之敌主力抑留在川北。另一方面，第二野战军这支人数更多的奇兵，已经从川西插入，将国民党军打得溃不成军。还没等国民党军反应过来，我军已经对四川之敌形成西、南、东合围之势。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统治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最终，贺龙与刘伯承、邓小平仅用57天时间，前进约3000余华里，提前两个月完成了战役计划，消灭蒋介石残部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起义各40余万人，解放了西南广大地区。

西南解放后，当地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早已未雨绸缪。1949年7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西南局，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在地方事务的分工上，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在军事上，以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以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那么问题就来了，解放大西南的主力是第二野战军，十八兵团原本也是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无论从哪方面讲，刘伯承都应该是军区司令员的最佳人选。但是最终，为何西南军区司令员却成为了贺龙呢？

首先从刘伯承本身来说，他并不想做军区司令，而是更想担任军校校长。从红军时期起，刘伯承就一直致力于革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因此他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先治校”。

泸顺起义期间，刘伯承建立了军事政治学校。在中央苏区，刘伯承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二方面军、四方君红军大学。抗战期间，又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期间，刘伯承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他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骨干，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逐步激发了教育事业的热爱。

大西南解放后，天下大定，刘伯承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因此准备急流勇退，离开一线军队，在后方办教育，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做准备。

中央军委一度准备让刘伯承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他听说了此事后，风趣幽默地说：

“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个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我还是去搬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因此刘伯承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好让他去筹建陆军大学。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要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又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对于刘伯承的期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其实早有察觉。因此没有将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交给刘伯承。

西南作为一个大区，需要一个军事能力过硬、军内资历、人望极高的老帅坐镇。在这方面，贺龙我其谁。

从当时大西南的局势来看，光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就有56万人，还有大量土匪、残兵游击于四川的崇山峻岭之中。一方面，我军必须溶解、消化起义的国民党军；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军事斗争，将土匪消灭干净，稳固我西南政权。

贺龙擅长统战工作，注重循序渐进，打拉结合。贺龙认为，四川投诚的国民党军分五种类型。第一种是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第二种是国民党的中央军；第三种是趁乱改编的部队；第四种是地方武装以及游杂武装；第五种是被俘部队。

每一种方式，贺龙都确立了不同的溶编方法。

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有的曾和贺龙共过事。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请柬，要为他接风洗尘。

在宴会上，贺龙说：

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川驻过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过仗，这叫不打不相识嘛！今天，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贺龙豪放的性格，潇洒风趣的谈吐，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贺龙向大家宣布：“过两天，军管会将请各位先生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大政方针。

起义将领听到这个关系到他们前途的消息，个个都很激动。几天后，军管会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刘文辉等起义将领应邀出席。贺龙在会上坦诚相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依靠着贺龙过人的人格魅力，曾经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被迅速拉到了新政府一边。

在解决完上层问题后，贺龙又亲自着手解决国民党基层军队的改造工作。为此他向各起义部队派出了军事工作团。临行前，贺龙亲自来送行。他对大家说：

“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工作团到达各起义部队后，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动士兵诉苦，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从 1950 年1 月到 6 月的半年之内，起义、投诚部队中共有 27 个单位、39 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 100 余人。

其中，仅云南暂 13 军叛变的 1 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 80 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 20 军杨汉烈部、第 16 兵团 302 师等部分别于 1 月至 3 月叛变，逃入深山。

贺龙读完报告后，立即发出指示：“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他把起义将领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了宽大政策。

例如第七兵团有数百人携枪叛逃，起义将领裴昌会十分不安，于是他打电话请示贺龙：“贺司令，我是不是要把我部队的枪都下了。”

贺龙回答道：“不能下，起义部队哪能下枪呢？要按中央政策办，跑了以后再想办法解决。”

不久后刘文辉的24军又有数百人叛逃，刘文辉心中不安，向贺龙报告了此事。贺龙安慰道：“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后再处理。”

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上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员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交往。

在贺龙恩威并施的政策下，国民党绝大多数起义部队都得到了成功地改编。与此同时，贺龙还大力镇压土匪以及国民党残军，铲除了国民党在西南的老巢，号称“小台湾”的黑水，有效维持了大西南的稳定。

总而言之，贺龙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举措。

从军事上看，贺龙带领18兵团从川北进入大西南，与第二野战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使我军得以在短时间内解决西南问题。

从人事上看，由于刘伯承早已决定去办军校，贺龙完美地填补了他的空缺。无论从资历、军功还是威望看，贺龙都是无可挑剔的。

从效果来看，贺龙指挥若定，一方面完美地完成了对西南旧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实现了数十万起义部队的大溶编，铲除了盘踞四川百余年的土匪恶霸，为我西南地区的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