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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25日，纪念“冀中五一反扫荡六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解放军老干部俱乐部礼堂举行。 出席此次座谈会的五百余人当中，大多为参加过冀中抗战的老领导，老同志们。
众人齐聚一堂，追忆往昔峥嵘岁月，一时间，人们的记忆被拉回到那段血与火的斗争年代之中。所有人的脑海里，不由再次回想起了当年，那场斗争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曾任冀中七分区文工团文学组长兼编委会主任的杜敬，在回顾往事之时，说出了一段深埋在心中数十年的经历。 1942年5月底，日寇在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七分区的文工团在突围之时被冲散了，突围出来的所有人员被迫分散隐蔽，转为地下秘密工作。 杜敬和三名文工团人员，在当地交通员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小直要村（现石家庄市深泽县小直要村）村内。当时，该村只有两名堡垒户，这两户村民接到任务之后，趁夜将杜敬四人悄悄领回家中，随后将他们分开藏入了家中的地洞、地窖之内。 杜敬与另一名文工团成员藏身的那户人家主人，是一位六十多岁、姓孙的大娘。 孙大娘将他俩安排进屋后的地窖之内，白天给他俩偷偷送吃的，夜深人静之时，才敢将地窖口悄悄打开，让他俩出来走动走动、透透气。 在那段极为艰难的日子里，杜敬等人所处的环境极其恶劣。
当时，村子周围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炮楼，最近的不到一里地，远的也不过三里地。敌人的据点、卡哨犬牙交错，伪军、日军平日里在各村各乡到处巡查，冷不丁便会窜入民户家中，翻箱倒柜、掀墙揭瓦地寻找抗日分子。 杜敬两人与分处在另一老乡家中的，其他两名文工团成员，双方即便是隔着不远的距离，自打分开之后，也是再没有互相见过面。 在那个火与血的残酷年代，幸存下来的革命火种，全靠那群寂若秋草、沉默无声的普通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来庇护这缕微弱的火苗。 杜敬等人在村内老乡的照顾之下，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查、突袭。 然而，幸运并非每次都会眷顾。 两个月后的一天，杜敬和身旁的赵新国两人正在地窖之内，点着蜡烛，忙着创办抗战报纸事宜。头顶上盖着的地窖口突然被人轻轻打开，孙大娘将手伏在地窖口，探着脑袋向下喊道： “出来透口气吧，我看晌午来的那群人已经出村了，你们今天早点出来走一走。” 这些日子，整天躲在地下，不见一丝阳光，晚上出来之时，也只是满天星斗，连个强光的地方都没有，确实把两人给憋坏了。 杜敬眯着眼爬了出来，只见落日西沉，天边的密林已然笼起了一片暮色，这么多天，总算是见到太阳了，即便只是将要落山的残阳，杜敬、赵新国两人也是十分兴奋。
两人在院内帮着孙大娘铡了些喂牛的草料，随后正准备抱到牛槽处时，院门突然“吱呀”一声，被人给推开了。 杜、赵两人顺着声音扭头看去，一瞬间，两人的身体都不由僵住了。 只见两名扛枪的伪军推门走了进来，其中一名伪军径自走到了杜敬的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大声问道：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看着这么眼生！” 杜敬心里暗叫要坏事，但表面上却十分镇定地笑了笑，他赶紧擦了把手，走到对方面前： “老总辛苦，我俩是来看我们姑的，她就在这儿住。” “孙老太我们知道，但没听说有你们这号亲戚呀？”另外一名伪军走上前，插了句话。 “老总，我们真是好人呀，您看看我这儿是有证件的。”说罢，杜敬赶紧将他与赵新国两人的“良民证”递了过去。 首先发难的那名伪军接过良民证，翻了又翻，随后又将孙大娘叫过去问了一番，孙大娘这边也是对得滴水不漏。 虽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但直觉告诉那名伪军，眼前的这俩人，可不简单。
随后，那名伪军打定主意，不管杜敬、赵新国两人如何解释，还是让两人跟着他俩走了出去。 杜敬、赵新国两人心里砰砰直跳，暗叫“要坏事儿！” 随后，这俩伪军一前一后，将杜、赵两人领到了村口站着的一名伪军跟前。 “队长，抓住两个可疑的人。”身后的伪军大声吆喝着。 “老总，我们是来走亲戚的，可是有证件的。”杜敬赶忙解释道。 那名伪军队长向两人这边打量了一番，随后取过两名伪军手中缴来的“良民证”，随意翻看了下，然后便将证件丢回到了杜敬的手中。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俩有证件，你们还抓他们干嘛，让他俩走吧。”那名伪军队长有些不耐烦地对那两名伪军说道，随后向着杜敬两人摆了摆手，示意对方离开。
就这样，杜敬、赵新国两人被放回了村内。 当时的杜、赵二人心里已经做好了暴露、被捕的可能，因为俩人平日里一直躲在地窖之内，整日不见阳光，两人脸色苍白，细看的话，确实跟其他村民不太一样，很容易让人瞧出问题。 而那名伪军队长却连问都不问，直接放他们俩回来了，这让杜敬和赵新国两人回到地窖之内后，便不由分析了起来。 最终，两人得出了一个可能，这名伪军队长很有可能是自己人，否则绝不会这么轻易地将他俩放走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内心存着这个疑问，那个人，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内线关系；即便不是，也一定是个没有丧失民族良心的中国人。”已经白发苍苍的杜敬不禁感慨道，这个疑问已经在其心中埋藏了多年，但直到现在也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不由深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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