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李世中：解识小说家罗贯中——关于罗贯中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杏坛归客 2023-07-17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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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著名小说家罗贯中，据明人著录，知其为本贯东平、居家浙江，生平事迹无考。本《孟子》读其书知人论世之理，效司马迁作《司马相如列传》之法，解析《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之学养与浙东人的历史观；《水浒传》（百回本）沿袭施耐庵说话文本、编辑增补、后四十回复调叙事之特征，可见作者由浙东学人而屈身杭州书会的人生梗概。由罗贯中之忘年交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所载与其离会之时讳而不言其行迹之语，还可推断世传“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并非妄说。

方苞尝作《史记评语》，于《司马相如列传》后评曰：“《史记》所载赋、颂、书、疏甚略，恐气体为所滞壅也。长卿事迹无可称，故独编其文以为传，而各标著文之由，兼发明其指意以为脉络。匪是，则散漫而无统纪矣。”[1]在方苞看来，司马相如虽 “事迹无可称”，但仍可藉其“著文之由”探知其人，此为太史公作《司马相如列传》之法。以往古代文学研究多重视通过“知人论世”的途径来评鉴其作品，但在作者生平资料难详的情况下，据其作品本身所呈现之信息反推其人，亦不失为一有效研究路径。

一

罗贯中是明代著名的历史演义小说大家。有人说他“编撰小说数十种”[2]，自然有依传说夸大其词的成分。至今可见明刊署名“罗贯中编次”之小说，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百回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二十回本）五种，又可见其人确实名不虚传。

罗贯中有多种小说传世，尤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影响深远，明人著录书籍、笔记闻见，多言及其人，名前习著其里籍。今存《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刻本，卷首庸愚子（钤章金华蒋大器）序称是书为“东原罗贯中”作，后出之多种刊本均依从之。按古时通例，“东原”（即东平）当为罗贯中本贯。明江浙人著其里籍，又或曰“杭州”[3]，或曰“钱塘”[4]，杭州当是其生平寓居、著书、负大名之地。

近世发现的天一阁蓝格写本《录鬼簿》，贾仲明补作《续编》中载有罗贯中事：“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5]依“别来又六十余年”语，罗贯中为“忘年交”中年长一方，至正二十四年（1364）甲辰，或已届五旬，为元末人。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称，“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6]，是以年代相合直视其为小说家。然贾仲明谓之“太原人”，与小说传本署名不合，又属孤证，研究者多疑“太”字为“东”字草书形似而致误，罗贯中编《水浒传》后三十回多采用东原人水浒剧情节，完型杂剧如《李逵负荆》的情节详细，院本式短剧如《李逵寿张乔坐衙》的情节则简单，所判当是。即便如此，“东原”也该是本贯，亦无助于了解寓居杭州作小说的罗贯中为何等样人。

20世纪末，有研究者发现《四明丛书·赵宝峰集》后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前署“至正二十六年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具名门人有乌本良等三十一人，其中第十一位为罗本。赵宝峰，名偕，慈溪人，元末浙东著名理学家，从游者甚众。由于同在浙江地域，祭文署时至正二十六年（1366）仅为贾仲明与罗贯中“复会”之后二年，近乎同时且同名，遂有研究者认为小说家罗贯中即为赵宝峰门人，也有研究者对此并不认可，形成了研究者聚讼的一件公案。

罗贯中以作小说得享大名而彪炳文学史册。罗贯中编撰的小说标志着他的文学成就、历史业绩，也隐显不同地烙印着他的学识、性情、经历，据其编撰之小说可以约略窥知他是何等样人。在文献不足征、“事无可称”的情况下，依《孟子·万章下》篇所谓“尚友古人”“颂其诗，读其书”可“知其人，论其世”之理，试用司马迁为大赋家司马相如立传之法，“标明其著文之由，兼发明其指意”，当能获知小说家罗贯中其人生平和文学成就之大略。

二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的代表作，早期刊本卷首庸愚子序云：“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7]这段话言简意赅，如实道出了这部历史演义小说的基本特征。

《三国志通俗演义》应被视为小说家罗贯中的处女作。他在按史演义、叙写三国历史人物、事件之前，先开列出一份“三国宗僚”大名单，其中“列传”类人物名下还注出各自的表字、里籍、职官，即便不计仅列名字的“附传”类，所列也已多达三百余人。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型的小说叙事，通常会突出叙写几位人物，没必要叙写若许人物。罗贯中要从陈寿《三国志》等史书拣出若许人，要费甚多精力，而其中绝大多数人物在后面的历史叙事中，也多是偶见其名。开列这份大名单，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后来的许多历史演义小说都不再有类似的名单，便说明它是不甚必要的。罗贯中做这件大而无当的事，说明他还没有摆脱作史书的观念和“宗”（王室）“僚”（臣子）名分有别的意识。

《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正史，采小说”[8]，“庶几乎史”。清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9]。所谓“实事”是指有史传记载者，“虚构”则指无史传记载者。这也是一般读者验证的标尺，并有研究者作过多种研讨。就笔者所见，柳存仁《<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中之历史成分》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按鉴或根据史传为说者，稽之史册，则讲史人捏合之处，所在皆是”。文中据《三国志·董卓传》及裴注所引《英雄记》等稗籍，叙写董卓横暴事，都注明“俱为《三国志演义》第三回所利用”，意即小说是依据史传和裴注所引书写的。文中据《三国志》中《周瑜传》《先主传》等传及裴注所引《江表传》等书，叙“赤壁之战”事，中间说到“《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所言诸葛亮舌战群儒”，群儒于“《三国志·吴书》皆有传，然似无共诸葛辩论之实”。后文又云：“小说第四十五回有群英会蒋干中计故事。案，蒋干奉操命游说周瑜，见《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蒋干以辩才无碍独步江淮，然无中计盗书诸情节。然非如此渲染，其故事往往令人觉其枯燥。诸葛舌战群儒时，个人吐属亦尚不俗，皆作者修润者之贡献也”。[10]《三国志通俗演义》之结撰若此，可见一斑。

高明阁著《三国演义论稿》中多有此小说创作据史书修改增饰问题的事例。如《三国故事的演变过程》下篇《历史小说<通俗演义>》中，以吕布的“八健将”为例，说明作者罗贯中的“改写”“作得相当出色”，“主要的是直接向史书学习”。《天命论、谶纬说和正统观念》中，列出小说书写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军粮不足杀王垕”“马踏青苗割发代首”“忌杨修恃才傲物，借口杀之”“祢衡骂曹操”等十余处细节，都袭自《三国志》及裴注所引《曹瞒传》《汉晋春秋》等稗史。《<通俗演义>的艺术技巧》中的前一节《从历史题材出发》、后一节《艺术上的加工》，论述的就是这部小说据史传以演义生发的情况，分别解析了“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孙刘联姻”等精彩片段，都有史书详略不同的依据；而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七擒孟获”则少有史书依据，但都突显了人物性格。“陈《志》裴《注》，实在为三国故事准备了极丰富的细节”，“《通俗演义》作了进一步的描述，这正是为什么它记录那当时复杂纷纭的政治、军事斗争，而又具有生动的耐人寻味的生活描写的缘故”。[11]这便可以看出罗贯中曾熟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所作的《注》，以及其他有关史籍。

嘉靖壬午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事行文中有颇多小字注释。第一类是生僻字词、地名等的注音释义。如“马枊”注“枊，鱼浪切，系马桩也”（卷之一）；“马日磾”注“日磾音密低”，“盩厔”注“音周质”，“鄄城”注“音绢城”（卷之二）；“止舍”注“师古曰：'舍，犹出也’”，“传发”注“《汉书音义》曰：'传令军中使发’”（卷之三）。地名注多是注明“今”名（参见《元史·地理志》），如“油江口”注“今时江陵管下公安县是也”（卷之十一）；“桂阳郡”注“今属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卷之十三）。第二类是对叙事中涉及的典故的注释，高明阁《三国演义论稿》中考出，它们“往往是删节或改写有关的古籍的记载”[12]。如“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之死”（卷之九），是节录《资治通鉴》有关记述；“宋襄公败于泓”（卷之一），是钞录《左传》的记述等。这两类注释取资于诸多文史典籍，注释节录绝少讹误，足见作者博涉之广，识见甚深，绝非一般学塾出身、仅能识文解字的乡井文士。综上所述，近世研究者多认定小说叙事行文中的小字注释大都为小说作者罗贯中所作。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写三国纷争的历史人物、事件，虽然按照《鉴》演义的叙法，也沿袭了宋儒“尊刘抑曹”的倾向，却没有完全采取“帝蜀寇魏”的正统观，小说叙事中时有不和谐的话语出现。最为明显的是对曹操多有谀美的地方，这一点在小字注中更突出。比如，叙杀仓官王垕，下注：“史官云，虽然妄杀一人，却瞒三十万人，免致失散。此曹公能哉，而用诈谋也。”（卷之四）是以事功消解道德的谴责。又如，叙曹操诛杀背叛自己的陈宫，竟如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样富有不忍之情，注曰：“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卷之四）又如，叙关羽不辞而别去袁绍处寻刘备，直接引入裴松之评曰：“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氏之休美！”后又小注：“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的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卷之六）再如，叙官渡之战大胜，曹操从所获图书中检出一束许都及曹军中多人私通袁绍的书信，概不追究，一并焚之，直接引录史官赞诗：“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下又注：“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卷之六）在这部小说叙事中，多次说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卷之十二）。这些例证，都是为曹魏代汉申张理学依据，游离出宋代理学家“帝蜀寇魏”的历史观，也与其书“尊刘抑曹”的叙事倾向不甚同调，而与最初书写三国历史的陈寿的《三国志》走到了一起。这种历史观的回归本初，是宋元学人争议的一个问题，也是元代社会陷入动乱时，浙东理学家既守护儒家道统又面向现实从而重经世济民之事功的理论命题，学士们多期望得遇“明主”而为所用。《明史·文苑传》所列名士中有许多位曾应召进入自号吴王雄踞江浙地区的张士诚幕府担任官职或谋士。《三国志》为很多谋士立传，特敬重蜀国的诸葛亮。罗贯中作小说亦不惜笔墨写入极多没有历史业绩的谋士，诸葛亮作为谋士中的第一伟人，作者并不避忌其实为权术之智谋，谓其作《通俗演义》是写心之作，应该不无道理，从中亦可见其江浙学人本色。

三

《忠义水浒传》（百回本）最先出之刊本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联署施、罗二公名，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署“陈寿史传，罗贯中编次”同一模式，都是如实标示小说成书的实际情况，二人均享有著作权。《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据史书《三国志》编撰，《水浒传》是罗贯中据施耐庵的“话本”编纂而成。特别标出“施耐庵的本（真本、原本）”，意味着施耐庵作为极负盛名的讲说“水浒”故事的“老郎”（祖师爷），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水浒传》前后两大部分的结构、叙法、语言风格，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据此便可看出此小说成书的实况。

《水浒传》中间“梁山泊英雄大聚义”，预设的一百单八将全都入伙到位，“乱由上作”“逼上梁山”的题旨可谓表现圆满，已可告结束。这一部分叙写的是多位好汉相继登场，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各有一段详叙的经历，归宿则一——“报仇雪恨上梁山”。另有许多人是与之相牵连或应邀而随之上山入伙的。小说叙写到城乡官民、僧俗男女多个社会场域，类同“小说”话本书写的世俗人生，鲜活生动，较之同时期的话本小说更富有说书人口语叙事的特征，见得叙述者十分熟悉市井人生，心灵、口巧，极擅长说故事。几位主要人物的生活史，串联得堪称自然，但在篇章叙事中还是残留着曾经单讲散说的痕迹。如第四回叙写鲁智深出家五台山，不守清规，扰闹禅堂，随即有叙事者的一句插话：“此乱唤作'卷堂大散’”。第十六回叙写晁盖等七人用药酒麻倒押解吏役杨志等人，轻松劫走梁中书送给京城蔡京的财宝，叙述者插话：“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近世研究者认为，这等插话是说书人向听众报单场题目的话语。《水浒传》长篇叙事中频频以“但见”“怎见得”字样打头，下面接一段韵文，形容出场人物的相貌、装束、性情，或搏斗场面、地方景色，不论这些与所叙情节有无关联，都应是叙述者的非情节话语。有的话语更是叙述者自我表达，如第三十二回回末叙述宋江要到清风寨投奔花荣，与燕顺等作别，接下来插入非情节性话语：“若是说话的同时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来投奔花知寨，险些儿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更富引诱力的话语，只会在口语叙事中期待与在场听众契合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才有必要。

《水浒传》前半部分叙事者口语叙事的特征，表现于随处可见的叙事者露面或不露面的插话中。用文学性的比喻形容替代白描式的实相叙写，更富有一种文学书写的意趣。最精彩的是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对这场恶斗的缘由、场面叙写十分细腻，一场凶恶的暴力搏斗，用声、色、味几种感觉形容，没有了血腥味，明显是说话人摆脱如实叙写窠臼的匠心经营。说话人口语叙事具有在场的表演性，往往辅以声容模仿。《水浒传》前一部分的人物话语大多个性特征鲜明，明末小说评点家金圣叹认为《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13]。如第二十一回“宋公明怒杀阎婆惜”写阎婆为保住衣食之源，对宋江无所避忌地说假话，这样一来活画出阎婆一副小市民的狡黠心灵，惟妙惟肖。在场口语叙事须要模仿人物彼时彼地的声态笑貌，转化为文字书写则要追求惟妙惟肖的艺术效果。鲁智深的直率、豪爽，出口往往是“问什么？”之类的反诘语；武松沉着稳重，察觉到潘金莲的轻薄，只是先用话语劝示、警示，显示其行事沉稳。

《水浒传》后一部分，梁山好汉聚齐后，叙述便聚焦于这支队伍的整体行事，由之前小规模的冲州撞府扩展为与朝廷围剿大军的对抗，反围剿的对抗成为争取受招安的有力砝码。受招安后，遂有奉召征辽、征方腊的战事，最后以队伍分崩瓦解、主将遭忌被害告终。这一部分情节主线单一，首领宋江占据着中心地位，前一部分遭过难、出过彩的几位好汉，在这后一部分里只是偶现鳞爪，大部分好汉只是列名于不同名目的排位中间。小说观照的是类似《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一般讲史话本（平话）书写的军国大事，关注的是这支已组成的群体的前途命运，叙事也就改变了笔法，而转向史书式的书写。“英雄大聚义”先是照“天书”开列一百八人的星属名称，继之又开列一百八人的军职名称，后面还不厌其烦地开列诸如朝廷“议取梁山泊”征集的“十节度使”、辽国兀颜统军部下“十一曜大将、二十八宿将军”、方腊手下把守润州的“江南十二神”等完整名单，类似《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开列的曹操召集讨董卓的“十七镇诸侯”表。《水浒传》前一部分书写鲁智深等好汉行状，发生于民间社会，不必记明朝廷年号岁月；后一部分书写朝廷颁布招安诏书、征辽诏令、辽国使臣进降服称臣表等，便参照稗史传说载明“宣和”岁时，仿佛是历史书写，而非小说虚构叙事。前一部分屡屡出现的叙述者以“但见”“怎见得”字样插入的形容人的相貌装束、事物特色的韵语，在第七十六回“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里变成了排列式地相继形容梁山泊诸军为首将领的战服、兵器，气派、威风，没有战斗，没有情节，沉闷单调，缺乏小说叙事的文学魅力。

《水浒传》前一部分叙事是由分到合，倾向归一；后一部分则从“英雄大聚义”伊始，便呈现离散的苗头。宋江作词言志，“愿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随即引出武松、李逵的抗议。小说此后也开始了复调叙事，伴随着宋江策划争取招安的行事进程，步步都有不和谐的插曲出现。初次赢得降诏招安，随即有“倒船偷御酒”“扯旨谤徽宗”并非无贬义的叙写。在“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等对抗行动的胜利后招安成功。“宋公明奉旨破大辽”，有了朝廷荣名，“陈桥驿挥泪斩军校”，失去了“仗义诛奸”的自由身，寓意幽微。征辽功成，封赏有待，班师途中发生的却是“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渡燕青射雁”的离散凄凉之兆，消释了荣名腾达之望。平方腊之战，东西两路都是节节胜利，但叙述的基调不是“人唱凯歌回”的欢腾，而是梁山好汉频频丧亡的感伤悲情。其中用多种笔法着重书写的是：原本浔阳江水中称雄的张顺，先是夜渡金山寺立奇功，随之于杭州涌金门水下乱箭殒身，最后是魂附其兄张横之体，斗杀方腊大太子方天定后，与宋江的阴阳两隔的对话。张横觉醒，听说张顺已战死，即刻昏迷死去。此后接连有战事伤亡，每次都是主帅宋江的感伤、悼祭，流于例行公事的书写，没有实际的意义。征方腊功成，由燕青纳还官诰、归隐山林，开始了对梁山聚义好汉幸存者分化离去的理性书写，随之是李俊随同在太湖新结义的兄弟们航海远去，都是取鉴于“兔死狗烹”的历史经验。生擒方腊的鲁智深回归前已折臂致残的武松所在的佛寺，还其僧人的本位，听禅、悟道、圆寂，保全了囫囵尸首，更富有一定的宗教哲理意蕴。接下来是对因功授官的十多个好汉结局的书写：戴宗本是奉道之士，就职不久便纳还官诰，去泰山做了道士；阮小七因曾经在捣毁南国朝廷时戏穿方腊的“龙衣玉带”，被疑有反心追夺官诰而削职，遣返水泊老家做渔夫；柴进闻讯生怕遭莫名之罪，主动缴纳官诰为民，应该是连祖上享有的优待条件也放弃了；李应闻讯，也推称风瘫，辞官归里；只有本是朝廷将官的关胜、呼延灼，其上山入伙原是出于无奈，回归本职，亦不过是保全身家性命之举。参与梁山大聚义的每个人，其归宿皆有简明的交代，最后对核心人物结局的书写则更为用心且颇具匠心。先是主帅宋江授官，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接下来副帅卢俊义被赚，吃了被掺入水银的“御膳”，落水丧命。宋江明知朝廷颁赐的御酒有毒，自愿服毒受死，又赚来料定必然还要再度造反的李逵一同赴死。吴用、花荣前来哭吊，一并感到绝望，自缢于墓前。宋江面对无法拒绝的死神之降临，万分苦涩地自欺自慰：“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作者笔下安排宋江死后获得了封侯建祠“千古庙食”的荣名，而梁山聚义群体则分崩瓦解、死伤苦情，“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不只是解构了宋江“愿天王降诏早招安”的“美梦”，连小说开篇预示的“乱由上作”和前七十回显示的“报仇雪恨上梁山”之主题意蕴至此也已消解殆尽，留下来的只是无所适从的迷惘和哀思。罗贯中整合、增写说书者即施耐庵口述的“水浒”故事，自谓是“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第一百回回末），作起比《三国志通俗演义》更加通俗的小说，没有完全尽脱文人学士的书写品性，而增强了文以载道的主题意识，把“杀尽贪官与污吏”的义行纳入“忠心报答赵官家”的讽喻意志中，则表明他已进入了都市书会才人圈。

明人著录罗贯中编写的演义小说尚有《平妖传》《东西晋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现在虽难以一一辨证考实，却也并非全是无中生有。明刊《东西晋演义》杨尔曾序称，“且是编也，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统系之正闰”[14]，与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历史观相合；罗贯中详熟三国纷争统一于晋之历史文献，继《三国志通俗演义》续作演绎两晋历史的小说，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大的可能性。明泰昌元年刻天许斋批点本《北宋三遂平妖传》张誉序谓，“及观兹刻，回数倍前，始终结构，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余尤爱其以伪天书之诬，兆真天书之乱，妖由人兴，此等语大有关系。闻其书传自京都一勋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罗公笔，亦当出自高手”。[15]“未必果罗公笔”之疑，是由于《平妖传》叙写北宋贝州王则起义的故事，人物情节多虚幻怪异，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风格迥异。其实这也极可能是罗贯中寄身都市书会文化圈作通俗小说，原初文士尊史意识和学人关怀世道之心逐渐消减，降格趋俗编写灵怪类小说，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可归因于其身份境遇的变迁。

四

前引《录鬼簿续编》的作者贾仲明著录其年纪较大的友人罗贯中：“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复会”一语，显示出此前“遭时多故，各天一方”的实况。史载，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率起义军渡江攻占平江，自称吴王，广泛征纳文人学士，著以职官，或作为咨议幕士，一时东南本土或流寓此地的知名文士多依之。《明史·文苑传》著录有数十人，流寓浙江的罗贯中饶读经史，就其所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看，未尝没有期遇明主之心，应辟入张士诚幕，可谓情理中事。这也可从“至正甲辰复会”一语得到印证。张士诚据平江称王，激化了与朱元璋的冲突，处于受困的局势后，便归降元朝，趁机占据杭州，又不甘心臣服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363）九月，复自立为吴王，置官属，以弟张士信为浙江行省左丞相，终止向元大都输粮。[16]次年（至正甲辰）《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便有与罗贯中“复会”之事，应该不只是时间上的偶合，至少还应该考虑到复会的地方是在张士诚复称王的杭州。

清代顾苓《跋<水浒图>》云：“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后之读其书者，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仲尼之徒不道桓、文，贯中何居焉？《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17]顾苓其人远在三百年之后，谓罗贯中作《水浒传》表彰宋江不负朝廷的忠心是对张士诚擅自称王进行讽谏，着实牵强，但亦非完全凭空杜撰。“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是他对《水浒传》倾向性的如实解读。“客霸府张士诚”，用语非常稳重，有学人气质，顾苓其人应当比较了解那段历史。张士诚复自称王，“元征粮不复与”，部下参军俞思齐劝谏，受到了张士诚的怒责。罗贯中作小说“讽劝”之说，或由之附会而出，而“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之说，当不属无稽之谈，可从其他文献获得印证。《四明从书·赵宝峰集》末附元末浙东学人赵偕辞世后《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前署“至正二十六年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具名门人有乌本良等三十人，第十一位为罗本，研究者大都认为是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罗本贯中。“岁次丙午十二月”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与罗贯中“至正甲辰复会”后第二年岁暮，在这之前一个月，朱元璋攻占张士诚复称王的杭州，罗贯中逃往尚未归降朱元璋的方国珍占据的地区，势在必然。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宋元学案·静明宝峰学案》中所列赵宝峰名下者，并非全为严格意义上的弟子，相较列名《门人祭宝峰先生文》者，多出四人。列名其中者，多为这个地区的大小名士。按作《三国志通俗演义》者所体现之学养，罗贯中宜乎具名其中。列名《门人祭宝峰先生文》首位的乌本良，据其弟乌斯道为之作的墓志所载，乌本良曾经多年就学杭州而无所成就，乌斯道深以其兄博学多闻、兼善文武治世之道却不能为世所用为憾。乌本良其人与罗贯中至少应该是彼此有所知闻的。乌斯道在祭文中位次与罗贯中相邻，研究者据此推断其生年亦当与罗贯中相仿佛。在方国珍授元官据浙东时，乌斯道曾应县令陈文昭之聘，随同赵宝峰组建乡兵团练，见得乌斯道也颇具实干之才。罗贯中现身浙东的第二年，朱元璋攻陷了张士诚最后的根据地平江，方国珍归降。之后，朱元璋挥军北伐，势如破竹地攻陷了元大都，建立了朱明王朝，其时罗贯中已年近花甲。史载张士诚败后，依从张士诚的名士大多星散避祸，《明史·文苑传》“陈基”条中提到“及吴亡，吴臣多见诛”[18]，有的则改名换姓匿身僧寺。世传罗贯中作有多部通俗小说，他应该是隐身寄食于市井瓦舍从事斯役。入明后曾受燕王朱棣宠遇的贾仲明，作有《录鬼簿续编》，记载元末明初曲家甚详，大都有实迹可查。至于与贾仲明为“忘年交”的罗贯中，前云“各天一方”，后云“竟不知其所终”，当是出于避时忌讳言其迹的缘故。

结语

经对小说家罗贯中两部代表作的解析，获得了较之已往的文献著录其里籍、生活的大致年代之外的更多关乎其内在秉赋和文化素质的历史信息。《三国志通俗演义》显示出其丰厚的文史学养和元末浙东学人以民为本、重事功的历史观以及据史演义葆有学人的本色习性，当为其小说创作的代表作。《水浒传》原创的百回本，是在著名说书大家施耐庵口语叙事的原生态话本基础上进行的纂修和续作，主体意识增强，形成前后两部分倾向、叙法不一致，显示出其自为的由文士向都市书会才人的转变。书坊所出署其名编次的《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演义》《平妖传》，已难于考察其编撰的实况，“平话”式的演绎历史故事，即便果为其作，也当是寄生书会之业了。其间，他曾入伪吴王张士诚幕，事败匿身终老。至于他是否确为浙东名士赵偕门人，那也只是个名义上的问题，不必认真追究。在关于作者生平的新材料匮乏甚或阙如的情况下，据作品本身所呈现出的信息进行分析，亦可增深对作者其人的了解，不失为推进文史研究领域某些具体问题的一个有效思路。

责任编辑：孙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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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５９页。

[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１４页。

[3]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北京：现代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９８页。

[4]高儒：《百川书志》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２页。又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１４页。

[5]钟嗣成等：《正续录鬼簿》（天一阁蓝格写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贾仲明《续编》第1页。

[6]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7]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卷首序。

[8]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9]章学诚著、冯惠民点校：《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页。

[10]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下册），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621、623、653、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