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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长安三万里》，感受最深的不是唐诗的高度、唐人的浪漫，而是盛世之下，往往忘了危言…… 学过中学历史都知道，清光绪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儒商、思想家郑观应在隐居澳门期间著成《盛世危言》一书，探讨“富强救国”之路。此所谓“盛世”，已不过是照顾清帝、旧臣的脸面罢了。光绪自己也清楚，立即将此书印了几千册，发给文武大臣参阅。国人常言，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说着容易，实践却难。一般人处在盛世，多数都会像李白那样潇洒狂放，极少数会像高适总是心思凝重。
安史前夜的盛唐，用杜甫的话说，就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物质丰裕、市井繁荣，人人会写诗、处处是诗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本来盛唐一切都好，人人奋发向上、积极入世，可镜头一转，一群郁郁不得志的诗人走进人们的视野。
李 白，寄语好友“你我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可商旅出身，报考无望，入赘的路也走过，最后靠女人举荐，才谋得一个御用文人的闲差，可即使如此也不能见容于佞臣。高 适，祖上战功卓著，无奈家道中落，资质平平，应试不第，长安世态炎凉，后门走不通，无奈归隐梁园，后至蓟北投军，因“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二句得罪权贵，50多岁才趁乱走上仕途高位。
王 维，才貌双全，琴诗书画，艺术全能，起初靠卖艺讨喜上层，后复读两年考上进士，却安排个音乐舞蹈工作，后来升了官，基本也是闲职。孟浩然，出身书香世家，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妥妥的小迷弟，却屡试不第，一辈子没机会，唯一一次被举荐，竟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真的被唐玄宗弃归了。后来，孟浩然回乡隐居，终身不仕；李白修道未成，投奔永王叛乱被俘，一辈子当官“又爱又菜”；王维信了佛，诗画田园。只有高适，晚年于乱世军中崛起，但崛起得实在悲凉，是整个盛唐衰落的大悲凉。
这里为何没点杜甫？一方面，杜甫年龄比他们小得多；更重要的是，杜甫的人生经历也更惨。
后来，隋代搞“科举制”，就是为了打破大家世族对人才的垄断，打通底层人的上升通道，让人力资源活起来。到了唐代，唐太宗惜才爱才，也挺重视科举，不断加以完善。 可是，等到大唐盛世，人们生活改善，权贵歌舞升平，整个朝堂已经逐步向腐朽堕落。大家世族、门阀势力成长壮大，幸臣佞臣阉臣欺上作乱，底层人的上升通道重又堵死，连高适这种衰落的功臣之后也难以在长安立足。 于是，一面，权贵阶级垄断资源，极尽奢靡；一面，朝堂上下吏治腐败，干部躺平；另一面，边塞战事告急，野心家乘机作乱。
所以，安禄山一旦起兵，传说中富强的盛唐很快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长安一夜陷落，曾经的繁华酒肆硝烟弥漫。
周期循环，历史何其相似，陆游的时代照着杜甫的时代又演了一遍。
长安三万里。盛世笙歌，李白在长安如鱼得水，但长安终究不是李白们的长安。当报国无门、理想成空，李白们幡然醒悟，他们的治世理想距离那个阶级高度固化了的长安，何止三万里!当然，长安，终究也不是权贵阶级的长安。阶级可以固化，但纵使固化成化石，最终也还会被新的力量打破。
盛世危言稀。人性总是善于趋利避害、自我麻痹，但问题永远客观存在、并不断恶化。盛世多点危言，这个盛世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盛世。
最后，《长安三万里》题材创意不错，很多细节颇用心，但书法上确实还有问题。比如，片中多次出现的军旗“唐”字，用的竟然是刘炳森风格的隶书，有点讽刺，唐代军旗应该用小篆唐字更合理，如怕观众看不懂，起码也要用唐人风格的隶书来设计吧，比如唐玄宗的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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