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最成功的陪读爸爸，能给今天的父母什么启发？原创 曾建川 小多少年时 小多少年时 功能介绍面向未来的国际化优才成长平台，以前瞻、探究、明辨为原则，与国际顶尖的阅读和教育资源接轨，致力于同时培养青少年科学和人文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2022-07-26 20:56 发表于北京 收录于合集
梁启超作为一个具有某种标志性的近代历史人物，按常理被人们提及更多的应该是他的作为。但是近10年来，随着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给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日益凸显，快要被“丧偶式育儿”逼疯的妈妈们迫切地需要找到解决方案，恰好梁启超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梁启超算得上对子女非常上心的父亲了，他一生共养育了九个子女，个个都有所建树。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了，他是梁启超的长子，是一位建筑学家。其他还有：次子梁思永，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思成一样，也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三子梁思忠，曾是国民党军的一名炮兵校官，因病早逝；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这和中国传统父亲的形象差别甚大。在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很微妙。比如在影片《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从青春期开始就一直想要摆脱自己父亲的控制，父子俩之间连日常对话都做不到，一开口就是抬杠，说没两句就不欢而散了。陈延年称自己的父亲是“封建主义大家长做派”。到了现代，这种对父亲的调侃变成了“父爱如山，一动不动”。陈独秀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像绝大多数中国父亲一样，把对孩子的爱深深埋在了心里。而比当年的陈独秀还要更早一些“出道”的梁启超，却和他的每个孩子关系都很亲密。他常与家人往来书信，并在书信中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对孩子们的思念和喜爱之情，比如管大女儿思顺叫“我的大宝贝”——这话搁现在也有很多爸爸说不出口，更别提在当时那个年代了。“梁启超家书”摘抄：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我读了一天的书，晚间独酌醉了，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谈什么，想不起来了。” 梁启超家书手稿 
梁启超如此富于情感又爱表达，他的真诚自然也得到了子女们的真切回应。当他晚年时，有五个孩子都在国外，他们有工作的、有读书的，各自都盼着父亲的来信，如果有两三个礼拜收不到父亲的信，就都会“噘着嘴抱怨”了。除了丰富而直接的感情表达，梁启超还十分关心孩子们的生活、感情、工作、理想、困难、疑惑……可谓是“照顾”到了孩子人生的方方面面。这样深度参与家庭教育的父亲确实少见，难怪拥有令人艳羡的“亲子关系”。据梁启超自己在信中说，被请来家中任教的清华学子谢国桢， “他羡慕我们的家庭到极点了，常和他的同学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但是谈何容易。”我们今天的文章收录了前段时间发布在“小多少年时”视频号里讲过的两个梁启超的故事，不管这些故事是否能够激励今天的父亲母亲，他身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地方。关于梁启超，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这不仅是因为梁启超是一位“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的“巨大的历史存在”，更是因为他本身拥有的两大特点：1、行为能力非常强大。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和他相关，不管是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还是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其中的著名人物，梁启超都与之有密切关系。我们一般说“康梁”，也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有史学资料称，康有为性格比较固执专断，霸气有余、谦和不够，所以他朋友很少，做不到像梁启超那样，在重要的历史人物关系网络中，成为起承转合式的人物。梁启超的格局决定了他对儿女的教育具备了相当的高度以及科学有效的维度。2、卓越的文字表达能力。梁启超强大的文字能力，让他将自己那些难得的、有效的教育理念和思想，通过一封封真诚质朴的家书流传于世，也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有机会向他学习。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总结过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总共分为了4点：这个思想从始至终贯穿梁启超的“教育生涯”，作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梁启超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与生活，而且在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方面，都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指导。梁启超有一句专门说给年轻人的名言：“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学与业是立身的根本。梁启超主张“治学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曾国藩的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他生平之最信服，总拿来说给孩子们听；另外，读书做学问要有“趣味主义”，唯有如此，才能始终保持探求的精神和勇气。 梁启超认为适当的挫折能够磨炼自己的人格，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 梁启超始终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教育孩子们——要树立“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他的家庭教育，往往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梁启超与思顺：兼容并蓄的智识与人格 1899年秋，十月，日本长崎港已见霜冻，在寒风中伫立多时的梁启超，等到了家人乘坐的客轮。父亲梁宝瑛、妻子李端蕙和刚满六周岁的女儿梁思顺，一路风尘，从轮船上慢慢走下。一家人久别重逢，在异乡的码头相拥而泣。 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一个不大的院落里，小女孩思顺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一切。这个院子被父亲梁启超称作吉田宅，因为，当时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耳目，梁启超给自己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普”。一家人开始了在吉田宅的生活，这一住就是六年多，思顺在这里几乎渡过了整个童年阶段。在小女孩的记忆里，吉田宅的时光，可能是她与父亲形成最紧密连接的开始。来到日本之前，思顺一直和母亲在一起，很少见到父亲的身影。那时的梁启超，婚后不久就离家求学于康有为；甲午一战，莘莘学子们群情激奋，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在北京城内日夜奔走，全身心投入到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那是一个风雨飘摇中的激情年代，二十岁出头的梁启超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等地来回奔忙，开学会、办报纸、写文章、登讲坛，一种全新的思想与国家的前景激励着他。而家中的娇妻爱女，除了偶尔在夜深人静之时，能够放纵笔墨，写下一点柔情满怀的诗句聊表思念之外，真正的家人团聚，少之又少。正值学龄的女儿来到日本，求学成为第一要务。然而，当时的神户并没有适合华侨子弟读书的正规学校，梁启超自然而然地便在吉田宅开始了对女儿思顺的家庭教育，也从此开启了传泽后世之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思顺刚来日本时，梁启超不过二十六岁，正是意气风华的年纪，他刚刚在国内经历了战时乱局、并在救亡图存的战斗中有过生死逃亡，转眼进入家庭生活，面对一名并不算太熟悉的六岁女孩，且要担负起父亲与教师的双重职责，对于年轻的梁启超而言，这样的角色转换，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如果回溯到梁启超的童年，从梁氏家族历来的家风家教中寻找根源，则不难理解梁启超能够在父亲式教育家这个身份上，获得传世美名的缘由。梁启超的童年，许多时间是在祖父梁维清名为“留馀”的小书斋、以及房前屋后二十余亩耕地上度过的。祖父为他提供了读书与玩耍的一片重要天地。在梁启超阳光灿烂的童年记忆里，白天，祖父带领他在“留馀”书斋读书，在田地间放任撒欢；夜晚，祖父和他睡一张床，总有说不完的古代英雄豪杰、学者硕儒的历史故事。在田园与书斋间半耕半读的祖父，是闪着光的形象，在梁启超后来笔耕不辍的许多年里，他一再撰文称颂祖父，将其视为自己一生中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梁家并非巨绅大儒，从祖父梁维清到父亲梁宝瑛，在功名与仕途上，都并无建树。梁维清只是个秀才，在县里得到一个“教谕”的职务，是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级的八品小官。终其一生，更多的是在村里耕作与教授子孙。而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则连秀才也未曾考取。正是梁家这样的两代家长，虽然谈不上自成体系的家学渊源，却在传统儒学的影响下，加上多年来自耕自种所养成的勤俭、务实、淳朴、进取的品质，体现在对孩子们的早期教育上，自觉地把道德修养和精神品质放在了第一位。教育学专家认为，梁启超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有很深刻的认识，这与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在他童年和少年时期，为他求学、立志、立身所打下的根基是有关联的。我们由此可见，一个家庭的教育理念也是代代相传的。梁启超早就看到，各地固然有村塾、乡塾，但其中施教的教师，他称之为学究的，却都是“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之人。他说，“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就消磨在这些人的手里，其中能够幸免的，“盖万亿中不得一二也”。正是这种情形，造成了国民中普遍的愚昧自私、目光短浅、心胸狭窄、苟且偷生、奢靡腐败、不思进取，其根源就在于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早期教育的缺失。教育兴，则国兴；教育衰，则国衰；教育亡，则国亡。教育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早期教育，更是根本中的根本。长女梁思顺，似乎是得到最多“父爱”的一个，单从家信的数量看，梁启超写给思顺的最多，竟然有344封。从1911年（梁思顺18岁）起，梁启超就开始给女儿写信，诉说自己的境况与想法、商量家务、勉励学业、传递思念。1912年十月，梁启超从日本返回中国，他去国十余年，这段期间，他著书办报，传播新的思想，批判专制制度，推动社会变革，鼓吹“新民”之道，使得他在国民心目中地位甚高，在当时甚至超过了孙中山和黄兴。这一次的回国境遇让梁启超始料未及，社会各界对他的欢迎如此热烈，各种应酬令他叫苦不迭，他在信中向女儿抱怨，“夜不得睡，虚火涌上，牙痛大作”。作为家里的长女，思顺比几个弟弟妹妹岁数都大不少，最大的弟弟梁思成比她小8岁，最小的弟弟梁思礼则小了31岁。一直以来，思顺都替父母分担很多家庭责任，扮演着梁家大总管的角色。而对于梁启超而言，这个得力的大女儿很早就实际担负了他的助手、翻译与秘书的职责。梁启超早已习惯于和她作各种交流，家事、国事，无一不可诉说，有嘱咐、有商量、有请求，甚至偶尔还有撒娇和调皮，父女之间亲密无间、相互依赖的拳拳之情，从梁启超的344封“与思顺书”中，一字一句都可体察。而梁思顺能够与父亲如此心心相通，完全得益于梁启超数年如一日的精诚教育。
梁启超在日本的十四年，女儿梁思顺一直跟随他学习，是他亲自教育的第一个孩子。1906年，梁家迁居到神户郊外一幢由华侨朋友慷慨资助的别墅，全家总算有了安居之所。这里面朝大海、背靠山林，海涛与松涛齐鸣，很让梁启超感到满意与舒适，于是给这居所起了“双涛园”的名号。此时，13岁的女儿思顺，在父亲几年的熏陶教育之下，已具备相当的国文诗词功底。在双涛园，她开启了更为广阔的学习，梁启超专门为她请来家教，教授“数理化”学科，甚至在家中建起一座实验室。为思顺的学业，梁启超是具备中西方双重眼界的。教育学者们认为，梁启超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的，是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和理念，因此带有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特点。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做法和实际效果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在思顺17岁生日的时候，梁启超专门写了一首长诗，记述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学业成就，然后勉励她——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交融，应当立志做个中西兼通的人，即便日后离开自己的国土，也要“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那时候就清楚看到，无论是中国的学校、还是欧美的学校，所表现出来的教育问题，放到今天来说也一点不过时——他说：“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智识的增加”，反而将更为重要的“修养人格、锻炼身体”忽略了。梁启超提醒道：人们多不自知，“精神饥荒”的危害大大超过了“智识饥荒”。清楚看到问题的梁启超，亲力亲为地端正着自己9个孩子的教育，终得梁家一门俊秀。 
1901年，梁思成在日本出生。梁家迁居至双涛园时，他大约五、六岁，已到记事的年纪。 双涛园的后山有一大片松树，树下落了厚厚一层松针，在腐烂的针叶上，一年四季长着松蘑。日本人常常带着小炉子和酱油等佐料，到松林里烤松蘑吃。这样的景象和气味，给年幼的梁思成留下了极深刻的童年记忆。在和煦的日光下，惬意的林中休闲，总少不了烤松蘑的浓郁香味。梁启超时常会带家人上山，和孩子们一起采摘和烤制松蘑，那是作为小男孩的梁思成，最快乐的童年时光。和姐姐思顺不一样的是，梁思成长至学龄时，已经可以上学，那是梁启超为华侨子弟所办的同文学校。同文学校在神户市内，从双涛园所在的须磨郊区到神户，距离很远，每天需要乘坐小火车前往。年幼的梁思成清晨带着饭团出发，放学后往往天黑了才能到家。小火车站的路警，那张充满关切的脸庞，成为梁思成对于这个时段的标志性记忆，他记得那个穿着制服的身影，总是等候在那里，如果自己迟到一会儿，也往往不用担心，因为他知道，路警会让小火车等到他出现才吹哨放行。路途上的紧张奔波，给小男孩带来不小的压力，直到梁思成的晚年，居然还常能梦见赶火车去上学的情景，并且能在睡梦中说出流利的日语，醒来后却一切都忘了。从1912年到1913年，梁启超写给大女儿思顺的家书，多达一百余封。这期间，他独自先回到阔别十四年的祖国，凭着自己在戊戌维新和晚清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卓越声望，很快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就在梁启超归国的当年，梁思达出生。此时，梁家已有六个子女，其中除了大女儿思顺之外，思成、思永、思忠和思庄，都值学龄。从这个时段的家书可知，梁启超虽身处国之乱局，却无时不惦记孩子们的学业。在1912年12月27日的家书中，梁启超说：“顷查青岛专为我国人所立之校，学风极坏，其德童专用校，入之不易。思成明年能往与否尚未决耳。归国后为汝诸弟妹求学真一大问题也。”1913年2月7日，梁启超又写信道：“国中大乱非久……四月以后无论局面如何，我身必卷入旋涡中，当天下极险艰之冲。断无复余暇以享家庭之乐，其时宜移家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耳。”然而，尽管当时正处于“国中大乱”，梁启超在国内的情势也“极险艰”，孩子们的学业仍是第一要务，就在他寄出这封信的1913年当年，梁启超还是设法把家人接回了中国，梁家在天津安顿下来，并送思成、思永到北京上学。梁家在国内安顿后的几年，梁启超一直在上海、两广等地奔忙，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6月6日，在各省独立、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自行忧急病亡。此后，梁启超才得知父亲梁宝瑛已于七十七天之前的三月十四日去世。他对父亲故去、而自己竟未能守孝的“罪孽”感到无比内疚与悲痛。同年6月22日，梁启超给思成、思永去信，还不忘记对两个孩子在来信中没有“哀痛语”，表示理解，认为“年幼”，所以“勿责”。至于学业上的“升级”与否，梁启超则劝勉两个男孩——学习上竭尽所能了，就问心无愧；但如果因为懈怠导致没能升级，那就是自暴自弃，不是我家的好儿郎了。“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怠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而梁思成在十四岁时已经考取了清华大学，实在是梁家的好儿郎“佳子弟”。在他踏入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学术生涯的开端，父亲梁启超正如同家书中所写的那样，无论自己身处怎样的境遇，他总时时不忘对儿子的治学进行提点。梁思成在清华八年，不仅在英语、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方面学养深厚，而且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才能也得以充分展现。尤其是品格训练，他既秉承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又深得父亲梁启超的言传身教。1923年，在思成和思永身上发生了一场车祸。梁启超在写给大女儿思顺的家信里，讲述了这件事——“思成、思永同坐菲律宾带来的小汽车出门，正处南长街口碑一大汽车横撞过来，两个人都碰倒在地。思永满面流血，飞跑回家，大家正在惊慌失色，他说快去救二哥罢，二哥碰坏了。等到曹五将思成背到家来，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两个孩子真勇敢得可爱，思成受如此重伤，忍耐得住，还安慰我们）……”1923年的这场车祸让梁思成受到极大伤害，他右腿骨折，伤愈后也比左腿略短一厘米，以致于他后来一生需要在右脚的鞋后跟加一个小垫子才能如常走路。而更大的影响在于，当时梁思成正在做赴美留学的准备，这飞来的横祸，让他不得不将留学计划推迟一年。因为比同学们落后一年，梁思成感到异常焦急。而父亲梁启超则在此时提出建议，他认为应趁此机会多读些国学，“有益神智，且助文采”。梁思成在后来深深感受到，父亲这样的建议，对自己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他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为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美国学者费正清曾这样概括梁思成与林徽因所受的教育：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同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如愿进入建筑系，师从当时欧美最有影响的“学院派”主流人物斯敦凡尔特与Paul-Cret。然而梁思成在学业中渐渐产生了难以自解的疑惑。当时，整个美国建筑界在建筑设计方面持折衷主义，在建筑外形上模仿历史上各时代的建筑风格，注重纯形式美，并未考虑到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与技术，以致于所谓的设计，常常是在平面上重新划分。这让梁思成日渐怀疑和担忧，害怕长此以往，自己会变成一个画匠，而不是建筑师。他把自己的担忧写信告诉了父亲，而梁启超则很快以一封“欢喜极了”的家书来予以回应，听听看梁启超的“陪读话术”——他说：“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符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业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象征。我听到欢喜极了。……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毕业当年，新婚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收到梁启超寄来的五千美金，这是父亲专门为他们筹集，用于回国前对欧洲的美术建筑做实地考察的“经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建议，并不只停留于家书上的文字，梁启超这位细心而周到的父亲，不仅替他们做了经济上的考虑，拟定了一路的具体行程，还特别随家书寄上名片十数张，嘱咐儿子到了欧洲各使馆，可自报家门，以获得些许方便，因为当时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领事，很多都是梁启超的朋友。对于在学习上总是全力以赴、而身体与精神都并不甚佳的梁思成，作为父亲的梁启超为他付出的操心与担忧，是格外细致的，尤其在梁思成的精神与治学方法上，梁启超做了大量思考，许多封家书中，都有他充满感情与温度的谆谆教诲。一起来听听吧——“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文中图片皆来源于网络。作者：曾建川，少年时《世界那么大》执行策划，科普工作者，知名科学人文纪录片编导。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点赞+转发+在看！ 原创不易，小多可以拥有一个点赞+再看+分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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