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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讳天爵，字良士。公元1877年（即清光绪三年）生于遵义县西乡的金刀坑家宅，清末秀才。自从父亲“入学”后，清廷即废科举，兴学堂，贵州办有贵州大学堂，父亲以秀才资格入该学堂肄业。 那时清廷中追随光绪帝为主的新派人物，大都到欧、美、日等国留学，父亲在贵州大学堂成绩优异，又加之崇尚新思想，故被选派到日本官费留学。这次赴日的留学生共是十人，其中有探花出身、时任五品知府的杨兆麟（即遵义有名的杨探花）。 父亲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实业，四年学成归国，光绪帝召兄，应对称旨，吻合时兴。 清王朝覆灭，民国成立，父亲因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结识孙中山先生，虽未正式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之革命组织，即国民党之前身），但对革命也十分赞助，故国民政府成立，父亲被委任为国民政府之咨议。 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国家依然如故，只不过由大清帝国换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而已。且外受列强欺凌，内遭军阀割据，其政治之腐败，较之清廷犹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在慨叹之余，乃又东渡日本，重入东京帝大，专攻蚕桑，又四年回国，国事依旧，当时一般有志而又无权者，乃提倡所谓实业救国，父亲亦是此口号之赞同者。致无意仕途，谢绝各有关方面邀请，于1916年毅然回遵，创办蚕桑学校，既搞科研，又培育实业人才，且可发展实业，大则可收实业救国之效，小则亦可为桑梓服务。 蚕桑学校，系自办公助，由当时新城公所（即后来的地方财务委员会，为募捐修建遵义新城城墙，由地方推举士坤所组织之管理机构）拨给土地，作栽桑树之用，计有，鲤鱼田（今之广场）一带，及校场坝（今之梅岭化工厂）一带，共计种植桑树30万株。 学校由栽桑树养蚕到缫丝织绸，全部过程，皆由学生自为，学生是半工半读，以校办厂，以校养校，学校之教材讲义，全由父亲自编印发。 所织之绸，其中名遵义府绸者（简称府绸），其质量赛过杭纺（杭州纺绸），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牌。 蚕桑学校及蚕丝业本可大力发展，前途未可限量，惜因设备配套不协，自缫之丝，不敷织绸之用，需向外地购入原料，如从河南购茧子回遵缫丝，所织之绸，又须运销外地。似此周转，成本增加，造成亏损，又因当时政府及有权阶层，根本无意扶持工商，更说不上开展科研。他们不顾大局，不看长远，只顾眼前得失。适印度绸（印度产之人造丝织品）大量倾销我国，其质薄软而有光泽。着之亦凉爽。其价仅为丝织品之半，虽不耐久，而人却皆乐于购用，致使国产丝绸大受其影响而无法抵制。蚕桑学校无雄厚资金，又乏支持者，靠工厂养学校，势难维持。 这时恰遇遵义之官僚地主罗徽五，在重庆任禁烟查缉处处长，收刮赃款十多万元，宦裹饱满，卸职回家，在当时可算省内一家暴发户。罗徽五为了沽名钩誉，欲获地方好评，乃愿出资蚕桑学校，与父亲合办。由于父亲不愿与贪官市侩为伍，拒绝与之合作，愤而离去，让其独办。由于罗徽五不学无术。且既为沽名，亦为图利，而后者犹胜于前者。故接办未久，因无利可图，遂告停办。 1937年贵州省建设厅设置遵义蚕桑研究所，曾聘请父亲主持或任顾问。1939年父亲同学万勉之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拟办一蚕桑班，亦聘请父亲主持。以上二处，皆因经费缺乏，有名无实，或途中搁置，或苟延残喘，因而父亲亦不愿就。 辛亥革命后，父亲历任民国官吏，然不畏权贵，廉洁奉公，生活简朴，平易近人。 当他在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咨议时，一天，某要人宴请当时的一些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父亲亦应邀前往。去时，他见桌上存放的麻将，榻上摆着的烟具，不禁叹息。旁人问：“何故不悦？”他说：“内存此二物，乃亡国之因素也。”旁人复问：“所指何物？”答曰：“抽大烟、赌博实属社会之不良风气，此风吹进官府令人可怕！”宾主闻之，大为扫兴。对此，宾客中亦另有看法，认为父亲之评论不合时宜，更有甚者，诬之为有神经病。确实，在当时的官场中，又在那种场合下，奉承话还来不及说，何敢如此评论。难怪别人要污蔑诽谤。 父亲在南京，不愿在那种名利角逐中尔虞我诈，遂退职还乡。民国十六年（1927），周西成任贵州省长，闻父亲之名，聘为省府参议，后又委任水城县县长，赴任前夕，周赠父亲税票一本（100张）。 水城县当时为贵州富庶县之一，民风厚朴。区、乡长皆当地土豪，几为世袭。但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年代，每换一位县长，区、乡长均要向新县长敬奉大量财物以固其地位。父亲对所有“敬奉”，概辞不受。有一区长送给我父银元二千块和名贵的虾须烟枪一支（父亲不仅不吸烟，而且反对吸烟）父亲未收受。之后，闻他弃职外逃。后该区土匪猖狂，聚散无常，出没无定，则不胜剿。有人向父亲建议说，某区长（即外逃者）虽然有罪，但治匪有方，如赦其罪，仍委以区长，则匪患可除。父亲问，他犯何罪，现在何处；经问明情况，才知道他是因父亲未收其“礼物”，怕收其劣迹整他而外逃。父亲闻之，连说，这是他的误会，望他知过能改，服务桑梓，请来者转达此意。后经父亲查访，确认此人尚有悔改之意，仍委以区长之职。 民国十八年（1929），父亲卸任返筑，将税收银元雇四十匹马驮运，解交省府。周西成送父亲之税票一本，即送的是钱，而且可按最大税额使用。然父亲“非礼勿取”，未饱私裹，连同税款一并上交。天不得人愿，在水城赴筑途中，被匪抢劫。当父亲遭匪劫时，适周西成在黄果树战死，贵州秩序大乱。父亲未返遵义，直去南京。 民国二十一年（1932），王家烈任贵州省长，派专人赴京，敦请父亲回黔主持建设，任建设厅厅长。父亲由长江乘船，经重庆起岸陆路回黔。当时虽有公路，但无汽车，每日行程六十里。入黔境后沿途设站欢迎。行前一面大旗开道，上书“贵州省政府恭况”，“况”字特大而居中，仪式十分隆重，足见王对父亲之推崇诚意。但父亲并不以为荣。 父亲到贵阳数日后的某星期一，省党部邀请去参加举行的纪念周演讲（当时机关、学校每逢星期一要对孙中山先生举行纪念周仪式）。在父亲到贵阳前不久，贵阳文通书局被匪抢劫，据群众反映，赃物从省府后门抬入。父亲在纪念周大会上演讲时，直言不讳地谈及此事，并评论说：“如此抢案，能望破获吗？”王家烈闻之，大为恼火，但敢怒而不敢言。对父亲十分冷淡，任建设厅长一事也不提了。既然从南京把我父亲请来，不予以一定职务，自觉说不过去，故委以下江县县长一职。 国民党统一贵州后，王因恶劣垮台，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当时父亲闲居贵阳。适值下江县县长余树森，因劣迹昭著，下江县人民及地方绅士向省府控告，并要父亲再赴下江主政。省府为顺民意，遂再度委任父亲任下江县县长。 父亲一生，为官清廉，非有道之财，丝毫不取。每卸职离任前，或电或书要家中汇钱做路费。致使先祖所遗产业，几为父亲为官耗尽。父亲告老还乡，亲友每谈及此，父亲总是风趣地说：“不会做官，倒贴盘缠。”聊以自嘲。 父亲告老还乡后，除栽桑种树外，还自费办学，对贫苦农民子弟，或者离家远者不仅义务教读，还供吃住。遵义县医院陈洪仁同志（已退休），遵义地区百货公司张永昌同志等，均是当时在我家就读过的。 父亲于一九五〇年九月病故，终年七十三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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