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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常观顾随先生《中国古典诗词感发》一书，其中选取自唐初至南宋数十位诗人，通过讲解各人诗词，从而以点达面，使人既明晓各家风格，又能得知唐宋数百年间诗歌传承与变革。其书因是由课堂笔记而来，所以书中还带有大量题外话，“私房话”。 读其书时不时想起木心先生的《文学回忆录》，其也是由课堂笔记而来，也带有大量的题外话，“私房话”。在《文学回忆录》中有一段木心先生关于“私房话”的讲解： “我们讲文学史课，胜于读书，就好在可以讲私房话。要守住：公开场合，正式发表，不能讲私房话。将来出我的讲稿，私房话出不出？思考题。” 在两位先生故去后，“思考题”转到了他们弟子身上，他们各自经过思考后做出了相同的决定，从而也使我们读者可以有幸聆听。 根据现在所显示资料来看，顾随与木心二人生活上并无交集。 顾随先生生于1897年，1960年病逝于天津马场道河北大学住所，其一生主要于京津大学教书育人，其著作除生前出版几本小书外，现存作品大部分都是以叶嘉莹为首各弟子与亲友所保留听课笔记及其他遗稿。 木心先生生于1927年，其前半生生活于杭州上海一带，作品全毁，82年后长居纽约，自称“是到了美国才发育起来的，脸上一大堆看不到的青春美丽痘。”于八九十年代进入创作爆发期，首先在台湾引起轰动，06年回归乌镇，在以陈丹青为首的众人推动下，使其著作得以在大陆出版，并刮起一阵至今激荡的“木心风”，且愈来愈强。 从出版著作方面，便可看出二人相似性，都是因其弟子首先出名，继而带动其师作品得以出版。不过这不是本文讨论重点，所以止笔于此。 本文所起缘由在于观《中国古典诗词感发》时，从书中所提到的题外话，往往会想到《文学回忆录》中的题外话，进而思索两本所书不同方向的书，却缕有交叉是为为何？从而发现两人虽在生活上未有交集，但却拥有相同的时代背景，而当将两人共同生活过的时代从历史中截取，便可从这二人进而拓展到两代人(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顾随先生1915年季考北京大学，通过了北大国文系的入学考试，校长蔡元培先生阅卷时，发现顾随的中国文学水平卓异，便建议他改学西洋文学。于是顾随先到北洋大学预科专攻英语，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在北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西洋语言与文学的修养，这些从后来的讲课中可以看到其对于中西文化的融合。木心先生幼时曾受几年私塾教育，虽因战乱影响未曾学完小学教育，但受家庭与民间社会浸染自学不息，其中以“茅盾书屋”影响最深，曾创作《塔下读书处》一文，其中道：“世界文学经典是诚惶诚恐的一类，高尔基题赠、巴比塞们签名惠寄的是有趣的一类，五四新文艺浪潮各路弄潮儿向茅盾先生乞政的是多而又多的一类，不少是精装的，版本之讲究，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超越者。”从上可以看出，二人虽所走方向不同(一专修一自修)，却殊途同归融汇东西文化，走出自己的路。木心先生自不待言，在作品中于世界遨游，坐在琼美卡，而神游于“忽而人在丹麦，忽而去了西班牙。”一部《文学回忆录》更是一生“世界文学受教史”，往往在讲授外国文学时联系中国文学，讲授中国文学时又拿外国文学做对比。如：古代有游吟诗人、行吟诗人。可能不识字，能唱，能弹，唱的都是历史故事。景象仿佛天造地设，非如此不可：荷马，多胡子，瞎，一村一村游唱。当时游吟诗人多极了，荷马最优秀，其他诗人被历史淘汰了。而最伟大的诗人是瞎子。上帝的作品：将最伟大的诗人弄瞎，使最伟大的音乐家耳聋。”他在残暴、肮脏、卑鄙的政治环境中，竟提出这样一首高洁优雅的长诗。他的《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法朗克（Cesar Franck）——媲美。 顾随先生虽一生主教中国文化，但因其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将其融会贯通，从而在授课过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如:法国写实派作家与右丞又有不同，同是不动感情，而其所以不动者不同。日本芥川龙之介（英文：Akutagawa）的小说写母爱之伟大，其不动声色是强制感情；都德写《水灾》，亦是强制感情。右丞诗不是制，而是化。制，还是有；化，便是无了。制，是不发；化，便欲发也无。西洋写实派之制是“入”，右丞之化是“出”。都德冷静而描写深刻，然究竟是“入”，是外国，与右丞之冷静而是“出”不同。 通观《古典诗词感发》，顾随先生常提西方文人有福楼拜(顾译“佛罗贝尔”)、莫泊桑、都德、歌德、但丁、雪莱等人，只是都为讲课中捎带而过，而在《文学回忆录》中，这些人皆有专论。当将两人论点相对映，便会发现有意思的事。如对都德的评价。一拿起都德的书，轻快，舒适，像赤了脚走在河滩的软泥上，感觉好像早该这样享受一下。都德不是大家，但赢得我永远的爱。别的大师像大椅子，高背峨峨，扶手庄严，而都德是靠垫。我不太喜欢二流画家，更不喜欢二流音乐家，却时常看重二流的文学家。我感到劳累时，需要靠垫，文学有这好处，画和音乐不能作靠垫的。 莫泊桑还不成，莫泊桑、佛罗贝尔(即福楼拜)有点飘，不如读都德的小说，如其所作《水灾》。 相反，木心对福楼拜推崇备至，称其为“文学的舅舅”:我早年就感到自己有两个文学舅舅：大舅舅胖胖的，热气腾腾、神经病，就是巴尔扎克，二舅舅斯斯文文，要言不烦，言必中的，就是福楼拜。福楼拜家，我常去，巴尔扎克家，只能跳进院子，从后窗偷看看。巴尔扎克是文学上的巨人，福楼拜是文学上的圣人，以文学为宗教的最虔诚的使徒。 而对福楼拜话语解读的不同，可以看到二人对人生的不同选择。F氏对莫泊桑说：“既做文人便无权利与常人同样生活。”能懂此，虽非心平气和，而伤感牢骚可减少，且意气更增长。 那年，我退还了杭州教师的聘书（当时还是聘书制），上莫干山。这是在听福楼拜的话呀，他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顾随以儒者之心解读这句话，所以译作“文人”，教之以圆，相对来说，儒家精神对其影响至深，“传道授业解惑也”，终生教书育人。而木心称“艺术”，并行之以方。艺术一词虽古已有之，但是作六艺、术数方技或经术解。现代“艺术”一词意义来源于西方。木心深受其影响，更是将“艺术”一词脱离附庸，与“宗教”、“哲学”放在同一水平，甚至是最高境界。其对“艺术”的解说更近似于道教对“道”的解说：“艺术不能完成真实，不能实际占有，只可保持距离，两相观照；你要沾惹它，它便消失了，你静着不动，它又显现。”所以木心终生坚守福楼拜的另一句话，“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当然，二人也有相似性，如对福楼拜“一字说”的推崇。余不太喜欢自然，而喜欢人事，对陶诗“采菊东篱”非极喜欢，而老杜之二句好，以其中有人，气象大，“星垂”句尤佳。“星垂”句可代表老杜，如“山石荤确”之可代表退之。韩诗“山石荦确”，“芭蕉叶大栀三子肥”中“荦确”、“大”、”肥”，即法国小说家佛罗贝尔(Flaubert)所谓“合适形容词”。用形容词太多，不能给人真切印象。有力的句子多为短句，且在字典上绝不会二字完全同义。“二”、“两”、“双”，此三字尚各有其用处，绝不同。找恰当的字，是理智，不是感情。文人须有明确的观察，敏锐的感觉。 福楼拜的“一字说”，当然更有名：“你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因此你得寻找，务必找到它，决不要来个差不多，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 顾随将其用来讲解诗词，而木心将其拿来讲解一切文学，但这不能说明二人境界有高下之判，因还要了解二人讲课时背景。文学作品有高下之判，而文学类别没有。所以在对待作品中应保持客观不发生暧昧关系这一观点上，两人又是一致的。在自然主义盛行时，如左拉、佛罗贝尔他们写小说时，竭力避免主观，不批评，不说是非善恶，甚至连感情也避免，不但无是非善恶之理智，且无喜怒哀乐之感情。至莫泊桑，已渺乎小矣。中国诗法中“无我”境界，不是法国自然派作风，或者形式、结果上相似，而绝不可认为是一事。
许多作家喜欢死乞白赖地赖在角色身上，喜欢靠角色来说自己的话——用这个准则对照大批著名文学家，也不例外。可是莎士比亚、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司汤达、哈代、巴尔扎克，从不和剧中人发生暧昧关系——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精神上的儿子。可是这位父亲一点不通私情，冷静看他儿子表演。
但仔细观察，又发现二人所讲虽相似而又有些不同，即在对待作品应“客观”，二人是一致的。而在“客观”之外，顾随先生提出的“无我”之说，“客观”在于理性，而“无我”则有些“玄”的味道，选“玄”不同于“理性”，亦不同于“感性”，而“玄”是什么？“中国人若'玄’起来，西洋人不懂。”现在的中国人也不懂。相似又有不同，便是个人的个性，人各有个性，才有不同作风，写好了，是此作风；写坏了，也还是此作风。若千篇一律，读之如嚼蜡，倒不如真的去嚼蜡。顾、木二人虽然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对于艺术的精神追求却是相通的，而二人又是个性极强的，所以二人作品风格绝不相同，但二人又有这么多相似性，这便又是文学背后的相通性。如此“同无妨异，异不害同”方能顾随是顾随，木心是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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