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忆（中）在海安采风。选自海安中学网站 7月22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和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团队18人来到海安采风。芭蕾舞剧《百合花》改编自王安忆的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海安。 昨天，记者电话采访了已经返回上海的王安忆。她告诉记者：“在母亲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体会老一辈人的革命情怀，感触颇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孕育了无数红色基因，留下了一段段动人心魄的记忆，这些是我们可以跨越时空真切感受到的。” 1925年9月，茹志鹃生于上海，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50年起，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特写，后来结集出版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禅院》《百合花》等短篇集。 《百合花》是茹志鹃前期的代表作。她写这篇小说时，正是反右斗争后不久，她的家庭成员是这场扩大化运动的受害者，冷峻的现实生活使她“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她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一刹那里，便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所以，《百合花》是茹志鹃“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 茹志鹃后来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文中写道：“《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安战斗的时间，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是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而该小说中对通讯员的描写，则主要取材于作者在莱芜战役中和一名通讯员去战斗最前沿的亲身经历。作者“在确定小通讯员的性格、特点的同时，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我’来串起整个故事。在写的过程中，又生出与小通讯员同乡一节，来补充写出他在家乡做老百姓时期的可爱形象，用中秋的一轮明月，来暗写他儿时的生活情景。” 1946年7月，国民党军五个整编师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采取大踏步进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从7月13日至8月27日，经过宣泰战斗、如南战斗、海安战斗、李堡战斗、丁林战斗、如黄战斗、邵伯战斗，歼敌5万余人。 七战七捷中有海安战斗，但没有总攻海安，而且都发生在中秋节之前。从1946年到茹志鹃写就《百合花》的1958年,时光已过去了12年，作者对于12年前的那一次战斗的回忆出现稍许的偏差，在所难免。 经过记者查证，如南战斗后，华中野战军主力转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7月30日，李默庵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别由如皋、姜堰合击海安。华中野战军以第7纵队实行运动防御，以掩护主力休整。第7纵队在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后，于8月3日主动撤离海安。国民党军占领海安后，即分兵对泰州、海安、李堡以南一线进行“清剿”。8月10日晚，华中野战军乘国民党军整编第21师新编第7旅旅部及1个团在李堡与第105旅换防之机，突然发起攻击，至11日上午，将其全歼。新编第7旅另1个团也在由海安去李堡接防途中被华中野战军伏击歼灭。 根据茹志鹃的描述，小说取材的背景很可能是发生在1946年8月10日至11日的李堡战斗。当年8月11日，正是农历七月半，月亮正圆。 茹志鹃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小说《百合花》，多家刊物都以“情感阴暗，不能发表”为由而退稿。《解放军文艺》的编辑将其转给《延河》文学杂志，1958年3月发表。 茅盾赞赏改变茹志鹃的命运 伴随着小说《百合花》的面世，茹志鹃的生活也掀起风浪。当时，一些有“左”倾思想的人指责这篇小说“缺乏阳刚之气”“风格过于纤细”，并批评其作者已经“走到反党危险边缘”。当时，尽管有上海市作协的老作家王西彦为茹志鹃仗义执言，然而毕竟势单力薄。 就在女作家“命悬一线”之际，时任文化部部长兼全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在1958年6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逾万字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其中以2000多字的篇幅从《百合花》的篇章结构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手法都给予充分肯定和透彻入里的分析。茅盾在文中写道：“《百合花》可以说是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百合花》有它独特的风格……它的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作者善于用前呼后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余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同时，这一期《人民文学》杂志还破天荒地全文转载了《百合花》。 茅盾的独具慧眼和高度评价，不仅一下子盖过了那些批评、责难，为《百合花》解了围，而且也让茹志鹃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她在《说迟了的话》一文中回忆说：“已蔫到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个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 她由此声名鹊起，走上文坛，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又创作发表了许多风格独具、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 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深受母亲影响 20世纪80年代，《百合花》被选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并被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为同名故事片在全国公映，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连环画册，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它还先后被翻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小说《百合花》作为茹志鹃的重要代表作，颇为业界人士所称赞，被誉为“战争小说的纯美绝唱”。《百合花》关注战争中人物心灵世界的变化，以另类的艺术展示视角、情感视角和审美视角，对革命战争和革命战士进行了另类的阐述，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为革命战争题材文学开创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热爱写作的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天香》获第四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虽然她的文风和茹志鹃颇多不同，但她的精神底色受老母亲的影响很深。她说：“母亲在突出集体、泯灭个体的时代，依然倔强地坚持个人化的写作，这非常难得。”王安忆一直坚持着以小见大的日常叙事，以一个人物的命运映射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在这一点上，她和母亲一脉相承。 本报记者顾雨 朱一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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