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博物馆收藏青铜颂簋一件，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器身圆形，盖顶部有圆形捉手，腹微鼓略下垂，子母口，腹两侧有一对兽首形耳，下有垂珥，圈足稍外撇，下有三个兽面象鼻形小足。 盖、器口沿处各饰八组窃曲纹，盖顶捉手内饰卷体龙纹，捉手下与腹中下部各饰三周和六周瓦纹，圈足饰垂鳞纹。整器造型古朴庄重，器盖搭配和谐，纹饰疏密有致，再加上青铜埋藏于地下与出土后世人长期把玩所形成的独有的锈色，堪称我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不过这件青铜簋更大的价值在于其所镌刻的铭文。盖、器均有铭文，且内容一致，各15行152字，包含两重文，完整记述了“颂”接受周天子册命，感怀圣恩，做此器以识之，并传诸子孙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据传颂簋清中叶出土于陕西，具体地点已不可考。嘉庆十九年，被时年仅20岁的刘喜海慧眼识珠，从北京一家古董商店重金购得，送回山东老家珍藏。 刘喜海，字燕庭，号吉甫，山东诸城人，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泉学家和藏书大家，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学亦颇有渊源，曾祖刘统勋、伯祖刘墉均为清代名臣。 嗣后颂簋转归当时山东布政使李山农所有，后来又被清末山东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有“山东首富”之称的黄县丁氏家族的丁树桢“泰来号”收藏。 民国时期，盛极一时的黄县丁氏家道中落，所藏的金石器物陆续散出，仅部分精品得以保全，颂簋便在其列。丁树桢后人分家时，将颂簋分作两件，器身和器盖各归一人。  20世纪40年代，器身为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收集，1951年移交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4年入藏刚刚建成的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丁氏家族后人张秀琳女士将所藏颂簋器盖捐献给山东省博物馆，颂簋始成完璧。 西周青铜器中铭刻“颂”之事迹的并不少见，传世的有鼎三件、簋六件、壶两件。颂鼎三件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 六件颂簋除一件藏于山东博物馆外，另五件分别被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耶鲁大学美术馆、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收藏。 颂壶一件为承德避暑山庄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件原藏山东博物馆，后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此外，闻宥先生落照堂藏有一纸颂盘铭文拓本，器已不知所踪，如是，则应另有一匜与盘相配。 颂器铭文大致相同，经众多学者考证，铭文已可完整释读。现以山东博物馆所藏颂簋为例，将铭文摘录如下：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庭。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监司新造贾，用公御。赐汝玄衣黹纯，赤市朱黄，銮旂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觐璋。颂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考龚叔、皇母龚姒宝尊簋，用追孝，祈匄康□纯祐，通禄永命。颂其万年眉寿无疆，畯臣天子灵终，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大意为：在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日，周王在宫室召见颂。尹氏将王的册命书授予史虢生宣读。册命中令颂掌管成周贾师，监督新到成周交易的贾师，交易所得物品上供宫廷。赐给颂黑色的官服、红色的蔽膝和带子以及表明官位等级的旗帜、马缰绳和马笼头等。 颂接受王命的简册退出中庭，然后又重新返回，向周王进献玉璋。颂感怀周王恩德，追思先人，祈求富贵长命，永远臣事天子，做此簋，子子孙孙要永远宝用。 铭文记述了颂接受周王册命的时间地点、册命的仪式、任命的官职，赏赐的物品，以及册命仪式完成后所做的事和祝愿辞，完整反映了西周王室册命官员的礼仪制度，在西周铜器铭文中较为少见，与《周礼》所记基本吻合。 关于颂组青铜器的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方家各执己见。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将颂鼎定为共王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和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将颂器定为夷王；白川静《金文通释》将颂鼎归为孝王；刘启益《西周纪年》将颂器定为厉王时期；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和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都将颂器定为宣王时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采用的也是宣王说，这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 此外近年来李学勤和张懋镕还论述了颂器为幽王器的可能。以上学者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然仔细观之，其推论的依据，多是仅仅从铭文所记内容出发的，才会导致一件器物的年代从共王三年到幽王三年跨度达140余年的局面。  笔者以为，对有铭青铜器的年代，应从器物造型、纹饰特征、铭文内容、金文字体等方面综合考虑。现以颂簋为例，对颂器的年代稍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簋本为盛食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最初为陶制，造型类似于现在的深腹碗，青铜得到广泛应用之后，人们借鉴陶簋的造型制作出了青铜簋，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簋，出土于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的墓葬中，其年代约为商文化二里冈期的晚期。 最初的铜簋与陶簋样式并无二致，后来出现了与簋相配的器盖。颂簋的造型最显著的特点是有盖，体侧有双耳，腹下圈足，圈足下有三足。 这种造型已经不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圈足簋，而是在圈足的下部增加三个足，抬高器身，使圈足悬空，同时圈足下的小足与双耳相互呼应，形成五点配置。三足较矮，上有兽头，兽头贴附于圈足上，下有象鼻状的外卷足。这是西周中晚期最典型的青铜簋的形制。  颂簋的主体纹饰是器盖与器身口沿部位的窃曲纹。“窃曲”一词出自《吕氏春秋·适威》：“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这句话对窃曲纹寓意的表述虽有失偏颇，但对纹饰形状的描述却也恰当，后来研究铜器的学者便把那些以抽象画线为主而构成的纹饰成为窃曲纹了。 所谓窃曲纹，实际上是由动物纹样演变出来的，其来源主要有饕餮纹和龙纹。窃曲纹始见于西周中期，并一直盛行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仍有所见。颂簋的窃曲纹属龙纹的变体，以中间的目纹为中心，目纹周围纹饰较密，两端分叉，整体呈横“S”形。 器盖与器身的窃曲纹均为八组，相邻两组之间以突起的扉棱相间隔，前后正中的扉棱较粗壮，腹部两侧由于有双耳，所以省略了扉棱，器盖对应的位置也未作扉棱。这种形状的窃曲纹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器盖捉手内的卷体龙纹并不多见，但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龙纹风格迥异，龙首极为抽象，龙身环绕于龙首的周围。器盖与器腹上的瓦纹，又称平行沟纹或横条纹，瓦纹凹槽内素地，没有其他纹饰，这也是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的装饰纹样。  铭文内容是判定颂簋年代的关键所在。由于“颂”、“尹氏”和“虢生”这几位人物都不见于史籍，因此我们无法将金文内容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20世纪60年代，唐兰提出了西周铜器断代的“康宫”原则，即凡金文中出现“康宫”的，其时代必定在康王之后，这一原则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颂簋铭中有“王在周康昭宫”，则这件器物也应做于昭王以后，但这样的时代范围相对于器型和纹饰所反映的西周中晚期的特征来说还是过于宽泛了。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初发现的陕西眉县杨家村铜器窖藏出土了27件铜器，且件件有铭文，总字数近4000字，其中逨盘记述了文王—武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厉王的西周王世，并把时王称作“天子”，与《史记·周本纪》所载的周王世系完全相合。 那逨盘所记的这位“天子”就应是宣王，同时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也应属宣王时期，尤其是四十三年逨鼎更成为目前所见西周纪年最晚的标准器。在四十三年逨鼎的铭文中，也出现了“皇考龚叔”这一与颂器铭文中相同的人名，显示出逨与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此外，杨家村所出的单五父壶与颂壶无论是形制、纹饰以及文字风格和行文格式都非常接近，因此，逨与颂为一家兄弟的可能性极大。 如此，则颂器与四十三年逨鼎的年代不会相差太远。颂簋铭曰“唯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这里的“三年”只有两种可能，即宣王三年和幽王三年。 如为宣王三年，则颂“官司成周贾廿家”时要比逨“司四方虞林”时早四十年，不但兄弟之间年龄相差如此悬殊于常理不合，便是颂与逨的父亲“龚叔”在约60岁时仍能得子也悖于常理。 那么颂簋就只剩下幽王三年的可能。据《简本》，宣王在位46年，则幽王三年距宣王四十三年仅相差六年，这样的推论就合理得多了。《简本》推定幽王三年为公元前779年，查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公元前779年五月辛亥朔，甲戌在其后24日，符合既死霸的条件。  从文字风格来看，颂簋的铭文书写规范，笔势匀称，字迹隽秀，纵横成行，似有意求工，其中“王”字三横粗细一致，“其”字头上两笔斜杀，“宝”字头笔划圆润，“贝”字下部封口，都是西周晚期的金文特征，并显现出向小篆过渡的迹象。 另外，颂簋中的“颂”的字边“公”、“命”、“宝”、“尊”等字的写法与逨鼎如出一辙，也是颂器与逨器年代相近的证据。 综上所述，从器物造型、纹饰特征、铭文内容、金文风格等综合判断，颂簋与颂器的年代定在西周幽王三年为宜。当然我们把颂器定在幽王世的关键依据是与四十三年逨鼎相同的铭文“皇考龚叔”，如果二者仅仅是巧合重名，即颂和逨不是同父之兄弟，那么颂器也有做于宣王三年的可能。 宣王三年即公元前825年，五月戊申朔，甲戌为第27日，同样符合既死霸的要求。无论如何，颂簋制作精细，造型美观，纹饰疏密得当，更兼有152字的长篇铭文，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也是不可多得的金文书法精品，郭沫若先生说青铜铭文“足抵《尚书》一篇”，于颂簋观之，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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