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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俱生处，周家正立年。 岁星瞻北极，舜日照南天。 拜庆朝金殿，欢娱列綺筵。 万邦歌有道，谁敢动征边？
冬至，是我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二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四个节气。2021年的冬至为12月21日23时59分，届时太阳将行至黄经270°，届时大家记得换月将至子。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言：冬至，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三礼义宗》释意道：至有三义。一者阴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之冬至也。
此时太阳光直射南回归线，光照回转，冬天已“尽”，故为至。
《月令章句》中则把“至”解释为“三极”：冬至为三极。昼漏极短，去极极远，晷景极长。
而其内涵基本在《三礼义宗》所说的“日行南至”中所有包含。冬至的气候特点是“阳气始生”，如《史记·律书》中载：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虽然此时阳光开始回照，阳气始生，但此时气温并未回暖，还要经历“小寒”和“大寒”的持续寒冷。冬至三侯：一候蚯蚓结；二候麋角解；三候水泉动。 在冬至之前，天寒地冻，属六阴寒极之时，因阳气未动，蚯蚓屈首下向。待冬至时节，阳气已动，蚯蚓便会回首上向，所以身体屈曲而成结。所以夏至一阴生，鹿感阴气而鹿角解；冬至一阳生，麋感阳气而麋角解。水者，天一之阳所生，所以阳生而动。冬至一阳初生，所以水泉动耳。泉水为地下水，冬至前地表水干涸，待阳气初生时，地下可以最先感知到阳气萌动，所以水泉动。
与当今不同，冬至在古代是重要的节日，并且是历法的原点。 所有的置闰都是围绕着冬至这个基点进行的。所以立春可能会在农历十二月或农历一月，但冬至必在农历十一月中。 《日知录》引：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 桓谭《新论》曰：通历数家算法推考其纪，从上古天文以来讫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 牛宿为日月五星的出生之所，而时间便是“冬至”。
所以在《淮南子》阐述二十四节气的天文现象时，以冬至为二十四节气之首。 而在唐代，冬至又被称之为“推元命节” ，亦是说明冬至是历法推算的基础。 所以冬至同正月旦、腊明日、立春。合称为“四始”。 《史记·天官书》：“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正月旦，为王事之始； 冬至日，为天象之始；
腊明日，为土气之始； 立春日，为四时之始。
古有“三统”，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正是将“正月旦”对应到冬至日、腊明日和立春日所在之月。周建正朔在冬至的十一月，便是为了尊崇天道，故而周王又称“周天子”。 而且在华夏文明众多的节日祭祀庆贺中，冬至由天子进行的祭天礼是其最高的祈祷仪式。所以你只要看看北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个公园的大小就能够有所体会。 不但如此，即便是在建筑上，人们也极尽想象的来体现冬至的特别。当冬至正午，阳光躲过屋檐，直射入紫禁城的乾清宫内。经地面金砖的反射，正好可以照亮宝座上方“正大光明”的牌匾之上。随着太阳的移动，阳光从左至右扫过牌匾，如同神光天降。而牌匾下的五条金龙也依次点亮，散发出金色光芒。
作为“四始”之一，冬至在古代是一个重大节日，固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但冬至“大如”年，只是说其盛况大的要赶上“过年”了，而不是等同与超过。《晋书》上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百僚称贺，少杀其仪，亚于岁朝，故曰亚岁。宋《岁时杂记》载：冬至既号亚岁，俗人逐以冬至前之夜为冬除。大率多仿岁除故事而差略焉。如前文所述，冬至为天之始，正月旦为王者岁首。所以祭祀天地以冬至主，人事则以元旦主。故朝贺之仪，冬至亚于岁朝。有人引《太平广记》“是夕冬至除夜”之语，认为冬至前的一天便是“除夕”，冬至便是古时候的春节，所以其民俗活动同后来的“过年”，此论谬也！
但需要了解的是，“岁”的概念在先秦之后便产生了含义上的差异。
《周礼》引太史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岁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但到了汉朝时期，年岁已经混用，都指向了正月朔到正月朔。而冬至到冬至的周期则不再提及。如同历史上的“姓氏合并”一般，两词之间的差异也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是说周以十一月为岁首，以十一月第一个朔日为正元旦，而不是以“冬至”为正月旦。既然人们都喜过元旦，而祭天也只有皇家进行，那为什么冬至还如此被古人重视呢？！
古人认为，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在唐代，按《国史补》载：凡拜相礼，绝班行......元日冬至立仗。唐代在拜相的时候，按惯例为元日或冬至，以应天象，示新气象的开始。至宋代，朝廷的庆贺氛围亦然隆重。按宋《武林旧事》载：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会仪。......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故宋《东京梦华录》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产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一方面，在京官员如果在这“君子道长”的日子里不庆祝一番，如何自诩为“谦谦君子”。
另外，客观上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休假，也为官员的庆贺活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
按宋《文昌杂录》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而当时的休假制度是冬至日加前后各三天。方便在京的官员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这段时间拜访拜访自己的老师，或接待一下门生故吏。故此有了“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的场景。由于宰相府统管各类事物，事物繁琐，所以在包拯为三司使时向皇帝上书：“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皇帝听后也很通人情，那就把加班变成惯例吧！“请令后祇给假五日，自此始也。”从此“冬至七天乐”就变成了“冬至五天乐”了~~但是到了南宋，冬至突然“高傲”了一把。
宋《豹隐纪谈》载：吴门风俗多重至节，谓曰“肥冬痩年”，互送节物。寓官颜侍郎度有诗云：“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脚钱尽处浑闲事，元物登时却再归。” 以至一度人们在冬至的消费程度超过了元旦。
而对于“肥冬痩年”这一现象，金盈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宋末元初的小说家罗烨在《醉翁谈录》中分析到：“都城（今杭州）以寒食、冬至、元旦为三大节。故民间多相问遗，至岁除或财力不及，不复讲此。俗谚有'肥冬瘦年’之语。” 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对冬至的重视程度高过了元旦，而是随着宋室南迁，人们的生活日益窘迫。在冬至的时候，按旧制进行人情往来，结果本不富裕的钱包一下就空了，等到了元旦，再想阔绰也阔绰不起来了。所以形成了“肥冬瘦年”的尴尬局面。 既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就必然会受到市场经济的修正。
人们也必然会留下钱去过更为人们所重视的元旦。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冬至在民间节庆中的重要性逐步降低。明《帝京景物略》载：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民间不尔，惟妇制履舄，上其舅姑。而到了清代，冬至在民间的重要性就更低了。据《燕京岁时记》载：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递贺表。民间不为节，惟食馄饨而已。此时只有官方因为祭祀、朝贺的需求对冬至还比较重视。而在民间，人们已经不怎么过冬至了。而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即将到来的元旦上。
贺冬，又称“拜冬”，是古代相对正式的官方庆贺活动。 相传贺冬始于汉朝，《古今事物考》载：地皇氏以十一月为冬至。汉制，冬至阳生，君子士大夫贺之。一云始于晋武帝。 而汉蔡邕所著《独断》云：冬至，阳气始，君道长，故贺。 可见汉代始以“冬贺”，“始于晋武帝”之考不实也。
《汉书》：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故不贺。 冬至日始，阳气始生，春天即将到来，值得庆贺。 贺冬虽有“冬”字，但不能理解为“庆贺冬天”的意思，而是“在立冬进行庆贺”。庆贺的是一阳生，庆贺的是君子道长。冰冷的冬天有啥可庆贺的。
现在网上将“贺冬”的习俗按到了立冬，此大谬也。 此说所引文献为东汉崔定《四民月令》，其上云：“冬至之日进酒肴，贺谒君师耆老，一如正日。”人家明明说的是冬至~~冬至~~哎~~ 冬至天气寒冷，此时没什么比热食更能温暖人心的了~~按《燕京岁时记》所云：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不但馄饨的样子应景，而这热汤又能保暖，所以在冬至吃碗热乎乎的馄饨成为冬至最典型的饮食风俗。
在宋《岁时杂记》中就有人们冬至吃馄饨的描述：京师人家，冬至多食馄钝。宋《武林旧事》载：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膀棒”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据清《帝京岁时纪胜》载：预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馅包角儿奉献。谚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之遗意也。如今在北方地区，老人则常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将馄饨变为了饺子，是为变俗。（注：馄饨虽为饺子的原型，且唐宋时期的文献中也多为一物。但至清代，饺子则多以形成独立于馄饨的称谓出现，如“角子”、“交子”、“饽饽”等语，所以清代冬至，人们吃的应为馄饨，而非饺子或水饺。）而数九的习俗早在南北朝时便已产生，清《清嘉录》引南北朝《荆楚岁时记》：“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注：现行本《荆楚岁时记》中无冬至相关内容，遗佚）此时，人们已开始用简单的“数九”来计算春天的到来。宋《齐东野语·算历约法》有云：古有数九九之语，盖自至后起，数至九九，则春已分矣。而后人们又加以用绘画的形式来绘制“九九消寒图”，以记录春天到来的脚步。如明《帝京景物略》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有直作圈九丛，丛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人们会先画一墨梅，枝上梅有九朵，每朵各有九瓣花瓣，共九九八十一瓣，梅瓣留白。冬至日始，每日将一花瓣染色，待九九八十一天之后，所有花瓣均已染色，画成而立春到。标识这春天的到来。
九九消寒图除了画梅，亦可“作圈”。但这小小的“作圈”则另具情趣。
清《燕京岁时记》载：“消寒图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涂一圈，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此种形式不但记录时间，也可能记录整个冬季的天气情况，以便对来年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测，做好农耕风险的管控。清《养吉斋丛录》载：“道光初年，御制九九消寒图，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皆九笔也。”（注：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冬至康熙抱小弘历写字，引用的便是此典。但其台词有误，少了“珍重”二字。）此九字，即符合九九之数，又有迎春之意，由道光帝御笔手书，交懋勤殿用双勾正楷字勾好，再装裱成纸屏悬挂，题名为“管城春满”，意为笔成春满庭。冬至日始，由翰林院的诸位大臣，每日用朱笔填描一笔，填描后再在每笔的丹色上用白色细笔注明当日的天气变化，可谓是巧妙绝伦。此后逐成定制，但九字略有差异，溥仪时为“春前庭柏風送香盈室”。
在敦煌文献P.4017卷中存有佚名《咏九九诗一首》的组诗，分别由描写农历一九至九九景色的九段组成。可能是“数九歌”的早期形式。如《帝京景物略》载： 一九和二九，相唤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笆头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笆头抽嫩刺；七九六十三，破絮担头担；八九七十二，黄狗相阳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望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而且各地也会根据当地的气候情况，传唱符合自身地域气候特点的“数九歌”。
现在的人们虽还多会“数九歌”，但画“九九消寒图”已是少有。在现如今快速的生活节奏下，人们已没了古人那从容不迫的自在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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