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托利 | 政治决策的性质

决策民主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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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望理解现存的民主制度，仅仅取决于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强度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它所引起的复杂现象。

——威尔穆尔·肯德尔

前面几章主要进行了概念清理的工作。现在我想谈一点跟民主的“新理论”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用新的眼光，从决策角度来进行讨论。让我直接从区分四种决策入手：（1）个人决策；（2）团体决策；（3）集体决策；（4）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个人决策是每个人为自己作出的决策，不管他是出于自愿或外来的命令。团体决策是指由具体的团体，即实际参与决策的面对面的和相互影响的个人作出的决策。集体决策很难给予明确的定义，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这是指“许多人”作出的决策。就我所作的区分来说，与团体决策相比，集体决策涉及一个大群体，它不像并且不能像——由于其规模——具体的团体那样运转。还应当理解，不应把集体决策混同于集体偏好，前者无须产生后者，也就是说，是反映社会偏好的一个结果。我们还有影响到集体的决策。可以说，集体决策和影响到集体的决策，皆具有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同于个人决策的属性。影响到集体的决策又非常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决策。个人、团体和集体的决策都涉及某个主体，涉及决策者，而影响到集体的决策则是适用、实施于某个集体的决策，无论它们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作出的决策。定义的标准不再是谁在决策，而是决策的影响面：无论是谁在决策，他都是在为大家决策。

首先，影响到集体的决策这一概念，使得有可能主张政治是由影响到集体的决策构成的。请注意，集体决策和影响到集体的决策之间的一致性，只存在于普遍作出决策与普遍接受决策同时存在的情况。这种情况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事实上也有可能出现。但是随着政治单位规模的增大，它出现得就越来越少。因此可以说，在宏观水平上，政治归根到底包含着脱离了每个人本身能力的决策（被制定为法律的决策），它们也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作出的决策。这丝毫不意味着影响到集体的决策也是代表其接受人所作的决策，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决策者为一切人决策，只是就他们的决定要落在所有人头上而言。

当然，一切政治性决策都是影响到集体的决策，但反过来说就不对了，并非一切影响到集体的决策都是政治决策。例如，我们在谈到经济权力时，我们也涉及影响到集体的决策，涉及有些人（资本家、公司等等）为工资领取者和消费大众作出决策并强加于他们。从影响到集体的决策这一概念中，无法找到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其他权力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是等级上的区分，也就是说，影响到集体的决策是否是政治决策，取决于它们是（1）最高决策；（2）不留余地；（3）有惩罚能力。最高决策是说它们能推翻其他规定；不留余地，按赫希曼的说法，是因为它们适用于领土疆界之内的全体公民；有惩罚能力是指它们有着合法的暴力垄断权的支持。

如果认识到政治是由对大家的幸福（或不幸）有较大影响和无所不及的、影响到集体的决策所组成，那么，以马克思的绝对自由理想或无政府主义者的“还要政治干什么”的问题为起点是否合适呢？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为什么喜欢别人（代表我们）为我们作出决策呢？尤其是当政治决策能够影响生命和自由时，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呢？虽然回答已经作了上千次，再多一次也无妨。在假想的自然状态下，所有决策都是个人决策。另一方面，任何组织化的集体，至少从其接受影响到集体的决策而言，都服从于集体化规则——这是它的组织前提。但是，即使是在相同的技术和环境条件下，个人决策与影响到集体的决策在当代不同社会中的范围也是十分不同的。比如，在社会主义（共产党）国家里，影响到集体的决策的领域比非社会主义国家不知要大多少。这种差别的基本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这里无须详加解释。不过请相信，在这里指出意识形态因素是大有意义的。

人们常说，我们面对着两种意识形态——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因此也面对两种只能听其自然的顽症。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夸大了僵局。所谓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在集体主义的效用和必要性得到合理证实的时候，常常要让位于集体主义。反过来说则不对，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从不让步的，它认为私人或个人决策本质上就是罪恶的——因为个人主义本身就是坏的，因为它允许私有财产、私人资本积累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坏事。所以“两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只适用于两者中的一个。这使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与集体化决策的“效用”加以区分，并得以指出，撇开意识形态的教条不谈，事实上可以从成本——收益角度去评论它们。把以往留给个人选择的事情交给集体去决定，其理由一般是与技术要求和当代社会对服务和集体福利的要求有关。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把某个决策领域（教育、住房、运输、公用事业等等）交给集体，其好处是否——至少从长远眼光和累积效果看——被成本抵消，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便是有益而重要的：什么时候使某个决策领域集体化才是必要的或适宜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在使决策集体化时我们应当如何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