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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代，实际上是文官集团统治的时代。这是历史的选择，即在特定时期，为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选择的一种合作机制。其一，与农民直接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是被统治者，用朱元璋的话说是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同时，农民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话语机制，也就无法与其形成共同统治的利益和文化基础。其二，与绅士合作，从历史来看，这一个群体是与农民在距离上最近的，也是直接剥削农民的主要力量。与他们合作，无异于给到了他们国家牌照，结果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他们星罗遍布，管理之难可想而知。那么，就只有文官集团了，他们断字识文，能够传达帝国的理念，能够解读政策，制定规范。这种属性，到后来，一项政策的能否施行，成败与否，几乎要看与文官集团利益和习惯的匹配程度了。研究明史的人，一定都注意到了文官集团，因为明代的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实际上是打压文官集团的权力。那么，任何打压，一定会招致严重的反扑。文官集团的劣根性，一定是与其在帝国时代所拥有的安全感成正比的。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明代文官集团贪腐程度，几乎达到了一种全员性的根源所在。 
01文官集团的权力，来自于对皇权的冠冕堂皇的道德约束。说到底，皇帝选择与谁合作，就必然地就会存在与谁权力制衡的问题。明代以朱注“四书”为约束读书人的范本，让他们天地君亲师，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伦理刻进骨子里。后来的人们，称这些读书人为迂夫子，或为奴才相。但是，他们只看到了部分被这些伦理秩序完全俘获的单纯孩子。而更多的则是利用这种“文化”，对皇帝发出规范的“能臣”。这些“能臣”，早就看穿了这一套系统，既然对臣子有要求，但也有对天子的要求。他们要求皇帝勤勉，读圣贤，尊各种礼仪，因为他们是天赋皇权，他们只要作为宗教形象，作为神的符合，坐在深宫里即可。这些约束，实际上就是要断掉皇帝与民间的联系，而仅依靠文官集团的文牍和朝议形式的口头汇报。明代万历皇帝，早年在张居正的苛刻的教育和规训下成长，完全丧失了自由自主，因此，才有了张居正的煊赫一时。但万历根据倒张派的各种证据，对张居正死后清算后，却又进入了又一波文官集团的集体规训之中。这种皇权被文官集团所重重约束的后果就是，万历皇帝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因为，反击文官集团，就是承认帝国用以统治国家的思想基础是错误的。这种局面，继张居正后的首辅申时行看得很明白，《万历十五年》中，也指出，明代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支柱是道德，管理上依靠文牍。也就是说，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权力制衡，基本上是依靠道德的制约，而皇帝作为天选之子，是绝不能有道德瑕疵的。而官员，并没有这种历史的重任，因此，便有了阴与阳的双重性格。而又因文官集团的基数之大和利益一致化，他们的阴面，通过文牍，是很难被发现的。即使被发现了，皇帝在大部分时候，也没有丝毫办法。
02文官集团的分化，一是道德深浅的不同，二是利益瓜分的不均。关于道德深浅的问题，其实就是文官集团的成员中，对于官员法定的角色要求，接受的程度，或者说是规训的程度的不同。第一类：处于灰色地带，可以说是占据了大多数。他们认为在似合法又似不合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足官俸之不足，保持一定的士大夫阶层的体面生活，是无损清誉的。这部分其实是对当时制度和管理缝隙的一种职务之便的擦边球。第二类：则为黑色地带，这部分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尤其当文官集团的统治进展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也就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隐蔽的通行秩序的时候，这部分人的数量就会大幅增加。因为有通行的“潜规则”，把大家捆绑进一个系统里，那么，他们被检举的可能性就大幅下降。这一点在吴思的《潜规则》里得到了非常细致的讲述。说白了，一个王朝，只要这部分人不断增加，那么，王朝的气数也就将尽了。第三类：极端的道德苛刻者，他们完全按照道德秩序，按照明文上的条款规束自己，也同时规束别人。他们是道德的楷模，是在帝国时代零星可见的幸存者。一如海瑞，如果没有通过死谏嘉靖皇帝而声明于全国，又因自身绝无瑕疵，因而，才得以幸存下来。而实际上，说是三类，其实绝大部分时候是前面两类。他们的分化，最终也因其中的利益不均而无可避免。就像历朝历代，似乎都不可避免的出现党争，本质仍然是文官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话语权的争夺。就像“门生故吏”这些词汇背后所隐藏的，就是一种以某一高官为中心所展开的权力阵营。阵营越大，那么，在以文牍方式管理的帝国里，就拥有了更加顺畅的信息控制权。谁掌控了信息权，谁就能形成对皇权的更大的约束权，以及拥有制造皇帝与底层民间屏障的能力。因此，历朝历代，一旦发生文官集团内部的巨大分化和对抗，那么，就一定是他们对利益的瓜分，出现了失衡现象。在明代而言，张居正的死后清算，不过是他的一些政策措施，伤害了某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他对于万历的影响实在太大，必须让他彻底消失，才能自己上去。又比如王安石的凄凉落幕，地方的执行反变成了更为恶劣的盘剥，实际上也彰显了利益一致的文官集团无所不能的解释权和组织的严密性。当然，这其实也是文官集团战胜了皇权的又一经典力作。
03读《万历十五年》，其中关于人事考察条例里，有一条非常醒目，就是：“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实际上，也正是这种人事管理体制，导致文官集团更加进入了紧密合作的行政机制。对于政府而言，是需要去旧迎新。但对文官集团而言，却是晋身本钱。那么，这种紧密合作，就一定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式的包庇与恩惠。只是，帝国时代囿于经济、行政、人事等各种局限，最主要的是，福利生产集团来源和出处的单一性，也就是利益土壤的单一性，就无可避免的让文官集团不得不拧成一股力量，以便向上控制信息，向下变本加厉地搜刮。-作者- 一言万年，在文艺与俗务之间平衡，努力不习得偏见。 作者《红尘边缘》将与新作《诸相非相》后续同步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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