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游记之九西晋末年，经历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的中原，沦为战火弥漫的地狱，《晋书》记载“中原士族十不存一”。为了躲避战乱纷争，中原地区同宗同族的人们一起抱团取暖，共同向南方迁移，他们急需一方净土，安身立命。这时一片山清水秀之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里黄山、天目山、五龙山群山环绕，与世隔绝，新安江、乐安河奔泻其间，哺育生灵。氤氲的水汽在山间缭绕，宛如仙境，有山的屏障、水的滋养，于是，这里便成为庇护先祖们的一方净土，后世称之为徽州。而后，唐代末年的黄巢之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等几次大战，中原的强宗大族，纷纷来此求生避难。不过徽州山水秀丽的另一面，是山地遍布平原稀少，北方的四合院在这里没有充裕的平地承载，施展不开。而当地土著建造的底层架空、二层居住的干栏式建筑，虽然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但是全家老少的生活起居，都要挤在同一个房间内，多有不便。在人们安居乐业的渴望面前，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被攻克，既然两种建筑形式，都不能满足居住的需求，那便将南北建筑融合。 首先，是建筑内部结构的融合。干栏式的建筑结构为穿斗式构架（檩条直接放置在柱子上，再用穿枋和斗枋连接为一个整体），构件较小、节省木料；四合院建筑结构为抬梁式构架（柱上放梁，梁上架檩，柱子将梁层层抬起），其内部的使用空间，较为宽敞。先人们吸取两种结构的优势，在厅堂等重要空间，以抬梁式构架为支撑，在两侧山墙、卧室等次要空间，替换为穿斗式构架，一种新型的建筑结构，混合式构架，就此诞生。 其次，是附着于结构之上的建筑形式的融合，移民们参照当地干栏式建筑的“楼居”形式，将原本平铺在地面上的四合院建筑抬升为2-3层。一层中间布置厅堂，两侧布置长辈或屋主的卧室，二层布置晚辈或女眷的卧室。如此一来，既能适应地狭人稠的山地环境，又能将家庭成员的空间分开。顶层的楼板处，还可以挑出木条，形成晒场，大大减少了占地面积。而卧室、厅堂等空间，又因袭四合院的布局，在建筑之中围合出一方院落，干栏式建筑的“楼居”形式让其在视觉比例上，显得幽深窄小，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天井。雨天，雨水顺着四周倾斜的屋顶，汇入天井，形成了“四水归堂”，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新型的院落，还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内涵，天井内侧的二层，修有一圈座椅，叫飞来椅，上面雕花缀朵、镂空纤巧，在楼上生活的女眷，常常在此休憩凭栏，因座位靠背的弧形栏杆，被称为美人靠。 徽州的厅堂一般题有堂名，挂有代表家训的对联，正中供桌上的铜镜用来正衣冠，钟用来计时，瓶往往用来放主人的帽子，有帽子表示主人在家，最重要的是寓意终生平静。 再次，是建筑外貌的融合。干栏式建筑普遍2-3层的外墙高度，迫使单层的四合院大门，从原本独立的建筑体沦为高墙上附着的“贴片”，人们称之为门楼。四合院中的垂花门、八字影壁、不同建筑样式的门通通以砖雕的形式，成为外墙的一部分，甚至于整块牌楼，都能“贴”在外墙上。正所谓“千金门楼四两屋”，门楼作为屋主人财富与身份的象征，成为房屋的重点装饰之处，门楼上的砖雕，也往往细致繁复、争奇斗艳，一幅雕刻完善的门匾，从近景到远景，一般有7-8个层次之多，堪称巧夺天工。门楼两旁的石鼓、石狮等石雕也是精雕细琢，室内的木雕装饰，更是一绝。比如，两头雕刻流云飞卷弯弯如月的月梁，徽州民居中特有的元宝梁，还有斗栱、窗扇，甚至是脚边的门板，房屋内部从上到下所有木质的部分均可雕饰，令人叹为观止。木雕与砖雕、石雕并称为“三雕”。人们雕刻的题材动物如龙、凤、麒麟、龟、鹿、喜鹊、蝙蝠；植物如梅、兰、杏花、竹、菊、松柏、海棠；场景如耕种、砍柴、放牧、狩猎、宴饮；文字如福、禄、寿、宝······这一切都寄托着人们美好生活的愿望。当初避祸而来人们，不仅在此安家落户，还将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从结构到面貌，这种由内而外的建筑融合，让移民们成功地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居所。 门楼上的一块砖雕 一村一族。不过，当移民不断增加民居连成村落，众多的人口与稀缺的土地资源让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窘迫。有的街巷，甚至只留“一线天”，木质的建筑如若着火难免殃及一片。于是，人们将外墙抬升高过建筑的屋顶，用以阻隔火势蔓延建成封火墙，由于其墙体沿着人字形的屋檐，层层跌落、上覆瓦檐形象类似马头，因而也被称为马头墙。根据一幢民居中轴线上建筑的数目和层高，每家每户的马头墙还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节奏和韵律。在马头墙的加持下，家家户户沿着高低错落的地形连成村庄，营造出了一种整体的和谐，而维系这一切的便是宗族礼法。由于移民们举族迁居，以亲缘为凝聚力，用于宗族活动的祠堂便成为村落建设的重中之重，家家户户都以祠堂为核心排布。在用地紧张的村落中，祠堂前极为“奢侈”地拥有广场空地，并且门面雕饰精美，用于全村的庆典集会。村落中众多的祠堂也有所分别，合族公认的祠堂为总祠，宗族繁衍便会分生出支祠，此外每家每户还会设置家祠，无数的祠堂维系着一个庞大的宗族社会。在宗族礼法的约束下，每栋房屋的朝向、外貌都基本一致，即便富甲一方也不例外，如此才造就了整个村庄的井然有序。这些世家大族不仅极为团结，还重视家族教育、文风传承，形成了“儒风独茂”的文化底蕴。饱读诗书的人们，常常在村落中的亭台楼榭、池馆廊桥，相互切磋、兴办文会，这些建筑也深受文人情趣的影响，如婺源的彩虹桥之名，就取自李白的诗句“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加之程朱理学的传播，徽州涌现出一批理学人才，逐渐形成了新安理学，这一思想流派在理学中视淡泊为真，徽州的建筑也涤荡五彩，让黑与白这两种无色之色，演绎出徽州独特的水墨美学。 学而优则仕。在科举史上，古徽州明代进士452位居全国第13位，清代进士684人居全国第4位，“父子进士”“兄弟翰林”在这里俯拾皆是。一座座旌表功德宣明教化的牌坊，因此拔地而起。其中的许国石坊，是为纪念官拜一品的许国而建设的牌坊，堪称徽州牌坊之翘楚。其四面围合上面所题写的“大学士”等字样，出自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手笔。在众多有识之士的苦心经营下，徽州古村落进入了鼎盛时期。如西递，拥有13座牌坊、34座祠堂99条街巷、600幢民居，号称“三千烟灶九千丁”。如呈坎，被朱熹赞誉为“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这座名臣辈出的古村落专门建造一座宝纶阁，用以珍藏历代皇帝赐予的诏书。祠堂、牌坊、书院、民居等村落组成要素一一出现。而当整个村落置身于广阔的自然之中，徽州建筑才拥有了根与魂。 一山一水一徽州。徽州多山，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被大山阻挡化作降雨，水流在山间的洼地汇聚，形成山水相伴的格局，人们依附自然也善用自然，村落的基址一般选在枕山环水之处。枕山，可以阻挡冬日的寒流，让富含水汽的南风在此停留降雨，调节村庄的小气候。环水，活水流经村落，既保证生活饮用所需，也便于养殖水禽、鱼虾以及灌溉农田。而山与水也是入诗入画的景物，人们在流水出入村庄之处，涵养树木、修建亭榭形成古代罕见的公共园林：即水口园林。相比于私家园林的假山细流，徽州的水口园林便是欣赏真山真水，如唐模，远处的黄山余脉隐约可见，自东向西而来的檀干溪将唐模村一分为二，而流水进入村庄的水口处，点缀有亭、坊、馆、榭以及上百年的古树，是为檀干园。在这里，自然不知从何处停止，建筑不知从何处开始，自然与建筑完美交融，正所谓“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待到河流从水口进入村落，唐模主要的街道伴水而生，是为水街。人们还在临水的一侧修建座椅、美人靠，建筑本身与水中倒影，一实一虚、相映成趣。 若河流没有流经村落，人们便修建引水渠，即水圳，以引水入村。如宏村，人们开凿贯穿村落的水圳，以当地特有的石材黟县青用以铺饰其表面，在水流的浸润下，历时愈久愈显韵味。水圳的入水口、出水口等，关键之处还修有堨坝，以及南湖、月沼等人工湖，丰水期的堨坝拦截入村之水，避免洪涝，枯水期则拦截出村之水，并以人工湖蓄水避免断流。从入水口到出水处，天然存在约4米的高差，河水流经全村只需约35分钟，可保证流水不腐，在通有自来水的今天，水圳依然是村民日常用水的首选。不仅如此，日常用水中的米渣、菜叶，还随水圳流入南湖、喂鱼肥藕。富含营养的鱼粪、荷叶流入耕地、壮苗丰田。以人养鱼、以鱼养田、以田养人这种良性循环系统，推动村庄不断壮大。诚如宏村宗谱上所写“烟火千家，栋宇鱗次，森然一大都会矣”。水圳沿途的人家，还以此改善居住的小环境引水入宅，形成“水院”或“水园”。或一方鱼池或几竿修竹，即使在有限的院落内，也能展现出无限的生机。九曲十弯的水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街道的走向，而街巷影响着房屋的布局与形态。水在村中、村在山中，山形水势造就了每个村庄独一无二的肌理，每个建筑独一无二的面貌。一个个村庄就像遗落在山水之间的明珠，与自然共存、与天地同在，5000多座村落共同构成了一府六县的古徽州。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结构严谨，雕刻精湛，特别是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筑三绝。在住宅方面，追求“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精神。徽派建筑以黛瓦、粉壁、马头墙为表型特征，以砖雕、木雕、石雕为装饰特色，以高宅、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力求人工建筑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徽派建筑是实用之宅，没有一种构思是为了纯粹的装饰。比如马头墙，它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民居建筑密度较大，不利于防火的矛盾比较突出，而高高的马头墙，能在相邻民居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起着隔断火源的作用，故而马头墙又称之为封火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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