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突围中被俘，历经半年多，辗转三千里，饱受苦难，终于回家

本文为陈宝坤同志回忆录的节选。陈宝坤曾任山东省德州市军分区副政委。

中原突围时，我在一纵队三旅七团一营任政治教导员。1946年六月二十五日，从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一带开始突围，三旅七团随纵队从花园火车站以北之王家店强行打过平汉路，从宜城县的流水沟抢渡襄河，沿途奋战，于八月下旬到达武当山房县与竹山县地区，在房县下坝范家垭与江汉部队会合。八月二十七日，在狮子岩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军委指示，决定成立鄂西北区党委、鄂西北军区，同时建立四个分区，部队分散，七团为机动部队。为加强三分区的开辟工作，由纵队副司令员刘昌毅率七团到均县、郧阳一带活动。十月中旬以七团一营为主攻打开均县城，十一月上旬歼灭郧阳保安团以后，敌整编六十六师对我紧追不舍。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部队在园岭山隐蔽休息，天亮发现敌人从东、北两面向我逼进，妄图把我们围歼在园岭山。这里北临丹江、西有堵河，南靠老（河口）白（河）公路，地形对我不利，可是，想摆脱敌人已经是不可能，刘副司令员当即决定：白天和敌人打一仗，天黑后转移。从上午八、九点钟打响，一直打到下午三点多钟，争夺山头，组织冲锋和反冲锋，一直坚守阵地。下午分区九大队守的山梁，被敌人占去几个山头，部队后撤几百米，二、三十名伤员被敌人火力封锁在山崖下，撤不出来。为挽救这一局面，刘副司令员决定我营放弃原阵地，接替九大队夺回山头，并把伤员全部救出来。我营从翼侧迂迥到九大队阵地，经过连续出当与敌了三个山头，向前推进二百多米，伤员也安全撤出。争夺最后一个山头时，敌炮弹一排排打了过来，我和十多名战士被炮弹打倒在阵地上，当时昏迷过去。从阵地上拖下来一个多小时才清醒过来，知道我的右大腿被打穿。为此，首长决定我离开一营，随队养伤。

负伤遇难不畏强暴

离开一营归团卫生队养伤，当晚有八个战士抬着随队向西转移到茅坪一带，计划天亮后在这里休息一天。中午时分，刘昌毅司令员和团政治委员何德庆来看我，给我很大安慰，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激动地对首长说：'我负了伤，给首长和部队增添不少麻烦，战斗这么紧张，您们还来看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好了。'此时，我考虑到部队和日夜相处的战友们，就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别把我寄在老百姓家里'。刘副司令说：'纵队有决定，营以上干部负了伤不寄存，你归卫生队养伤，用担架抬着你随部队行动，伤一定会好的，丢不了你，放心吧。形势紧张，我也没什么慰问品给你，请谅解，给你一点美国产的苏尔非名好药，你的伤很快会好的。'首长亲眼看着军医李清波替我接过了药。我感激的说谢谢首长的关心。何政委也说：'首长都讲了，你归卫生队，行动与我们一块走，你放心。雇八个老百姓抬你，营里派上士马庆、通讯班副班长常奇专门照顾你，赵良一接替了你的工作，你就放心养伤吧！'下午两点多钟，敌人又追上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我军伤亡也较大，更不幸的是刚接替我工作的赵良一同志牺牲了，连尸体也未撤下来，我难过极了。

十一月二十八号拂晓两点，部队行进到老白公路以北马蹄沟，我们的意图是越过公路，上武当山。距公路二、三里路时，听到公路上有零星枪声，部队停在沟里休息待命。派侦察员询问老百姓，都说公路上没有敌正规军，只有一些乡保丁。突然枪声大作，原来天黑后敌人用汽车运到公路上一个加强营，后边敌人也追了上来，把我们包围在山沟里，轻重机枪声响成一片，枪榴弹在周围和头顶上爆炸，火光闪闪，一时把沟里照得通亮。部队在沟里有些慌乱，刘副司令员喊：向西山冲！这时抬我的老百姓一下跑光了，常奇和马庆急忙拖着我向西山爬去，只爬了二十多米，腿伤疼得不得了，我想，自己受伤怎么连累他们，让他们跟着倒霉。我叫他们把我甩掉快跟部队走。不知说了多少话，他俩谁也舍不得把我丢了。常奇肯切的说：马庆是负责你的生活，我负责你的安全，让马庆走，我不能走。丢掉你我对得起组织吗，你叫我咋向组织交待呢？要死，咱们死在一块！说着他流下了热泪。我看着这个可爱的战士，心里非常难过。在我逼迫下，马庆不得不走，他爬了几步远又转回来，从挂包里掏出我在太行山打仗时拣的一双象牙筷子说：把这筷子给你吧！我急了：到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筷子不筷子，快走！马庆难舍难分的追赶部队去了。我再三赶常奇，他死也不走，继续拖着我往山上爬。当爬到二百多米时，山顶上响起激烈的手榴弹声，一时把山头打的通亮，我估计部队已冲出包围圈，心里一阵轻松。赶上部队已经不可能，常奇找了个草窝我们俩藏在里边，脑子里思绪万千，但非常清醒，想到了自己的结局，更多的是考虑部队损失大不大，刘副司令员和团首长是否安全转移。过去和首长、部队在一起，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人，全靠自己想办法度过难关。我与常奇商量：待天亮后，由常奇把我背到老百姓家隐蔽，常奇换便衣去找部队，然后把我接走。万一遇到不幸，要立场坚定，决不能叛变自守、决不能泄密、决不能暴露身份。常奇默默的点了点头。当时我就改名陈仲三，职务是七团三连一个排长。到天亮无事，我想可能敌人离去，不料，敌人一个班来搜山，只离我们隐藏的地方十多米远，幸运还没发现我们。正在祷告苍天保佑，敌人又一个班搜索过来，十米、五米、二米，我们终于被敌人发现，两个敌兵枪口立即对准我俩，命令我俩占起来。他们把我们浑身搜查一遍，连钢笔，手表也搜去了。过来一名敌排长，逼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照骗好的话说了一遍，敌人不信，说我是团长，要不怎么还有随从。常奇说：我不是随从，我是一连的兵，是跑到一块的。敌人打量着常奇，恶狠狠的说：你是一个兵，怎么不背枪？常奇说：打日本时右锁骨被打坏，不能背枪，不信你们看。常奇说着把上衣脱下来。敌人一看，常奇右锁骨确实被打坏，也不追问了，又对着我说我是校官，我说不是。敌排长火了：你不说实话，立即枪毙在这里。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枪毙我，我也不是。敌人翻来复去审了半小时，也没审出个名堂来，只得让常奇背上我下山。

说来也巧，他们又把我弄到我原来上山的地方，担架还在那儿扔着，常奇和几个敌兵又用担架把我抬上东山，放在敌军官面前，听敌排长报告，我知道这是一个敌营长。敌排长又把审我的情况向营长说了一番。营长握着手枪，瞪着一双母狗眼，看看我和常奇，又用敌排长那一套话问我，我也以原来那套话应服，弄得他毫无办法，最后大声说：你有随从，负伤又有担架抬，既不是团长也不是校官，谁相信。我是个营长，只管打仗，不管审讯，你不说我也不和你穷罗嗦，总有一天你要说的，打个问号抬走。

坚定不移与敌周旋

1946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被俘离开阵地，敌人把我们这些人从黄龙滩，经过竹山、房县、石花街向光化县仙人渡集中营转押，时经一个月，行程413公里。负责押送我们的是敌人一个副连长，带一排人，我们一共二十多个人，其中包括常奇。当时我们不知道敌人把我们往何处押，是什么意图，反正不会有什么好事，只有一死。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没有死，就要和敌人斗，有机会再逃跑归队。我们二十几个人中有我和另外一个是伤号，坐'担架'行动。乍一听坐'担架'，其不知就是在这'担架'差一点送了命。'担架'是用两根竹杆和草绳绑起来的，绳松窟窿大，连一点东西也没铺，走起路来竹杆发软，人在上边只能团成一团，既不能坐又不能躺，一路上全是大山，偏又遇上下雨，路越走越险，风越刮越大，抬'担架'的敌兵一个个嘴撅老长，看见我们就没好气儿，故意摔摔打打，东摇西碰。我全身水湿冻得发抖，脊背和臀部磨破了皮，血淋淋的肉露在外面，一碰就像刀割一样，折磨得人死去活来。一天下午，走到竹山县钦峪河附近的山上，押我们的敌兵突然慌乱起来，说山上发现我们部队。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心里暗暗高兴，敌人则把我们二十多人集中在崖边，机关枪架在身后看样子准备随时开枪。管他什么机关枪不机关枪，只盼着能听到山顶上手榴弹爆炸声。等了约有两个小时，也没听到山上枪声，我心里在琢磨，既然有这风声，说明我军不会太远，仍然在和敌人战斗，想到这里，心里踏实下来。

1946年十二月中旬，我们被押到房县的陈家铺，这时又来了两个伤员，我们四个伤员和六个没负伤的同志押在一间房子里。大约半夜时分，那六个战士挤到一块商量着如何逃跑的事，还征求我们的意见，让我们一块走。我说：'你看，我们都受了伤，跑不动，你们赶快跑吧，我们掩护，要不然，咱们都跑不掉。'可能是白天走山路太累了，门口哨兵不知道往那儿去了，这可是跑的好机会，那六个同志撬开屋门，跑了出去，约有一个小时，哨兵回来了，发现那六个人跑了，不由分说，解下皮带就抽打我们四个伤员。折腾一阵子，敌连、排长都来了，问清情况后，倒没有打我们，只是把哨兵骂了一顿。天明，又继续走，伤口没得到治疗，一天天恶化，加上身上磨出的一道道血口子和挨打，浑身疼痛难忍，象散了架一样，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到房县军店。抬我们的几个敌兵，也包括打我们的那个哨兵，上山下崖，踏泥淌水，也真有点吃不消，一肚子冤气，边走边骂边折腾我们。到军店村外，我听见几个人在嘀嘀咕咕，一个说：咱们谁再抬不是娘养的，弄那边沟里枪毙了算了。另一个说：那连长要人怎么办？还是第一个说话的那个家伙说：嗨！反正他们是俘虏，打死了，连长要人也晚了，没啥了不起。我一听，坏了，这一下得不明不白的去见阎王爷喽！他们把我们四个往另外一条沟里抬，走了足有二三十米，一个家伙说：就放在这儿吧。四付担架一拉留都放到沟边上，只听见敌人拉枪拴推上了子弹。到这个时候，心里别的也不想了，就是觉得这样偷偷摸摸的死，太窝囊。也可能不该我们几个早死，就在这时候敌连长找出来，他一看这场面，知道是几个兵想枪毙我们，把几个兵骂了一统说：这是有数的人，我还没权枪毙，你们敢干，上边要人怎么办？快抬进村去。几个兵垂头丧气又把我们拾进了村。

1946年十二月中旬末，一天下午来到房县城，谁知道把我们这些人关进了房县监狱，三十多个人推进一栋三四间的通房里。房内窗子又小又高，整天不见太阳，地上又潮又湿，也不给一点铺草，都睡在光地上，臭虫、跳骚成堆、毛虫到处乱爬，便桶也放在屋里，臭气冲天，白天晚上都不能入睡，身上咬的都浮肿了。我的伤口更加恶化，腿一歪就倒出一滩浓血。这些身体折磨不算啥，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却成了我们的心事。一天监护员来送饭，大家异口同声的追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把我们关进监狱，连一点铺草也不给。监护员说：你们这么多人送这里，我们是临时接到通知，犯什么罪我也不知道，我只管看管、弄饭。我们要求找医生换药，他也说监狱里就没有医生，最后他给我们一点他自己的红汞药水，我们怕出问题，也不敢用，只是在伤口周围擦了擦。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原是东北军的人，东北军与蒋介石有矛盾，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就利用他这点了解敌人动向。一天，我们又问他，我们到底走不走。他说：你们在屋里没听见枪炮响吗？你们来监狱是临时的，还要走，不过现在不能走，前两天国军与你们部队在城东打的很激烈，这两天又转到城南了，你们往哪儿走啊！说着他出去走了。大家听到这些消息非常高兴，一边鼓掌，一边喊共产党万岁。监护员听见喊，急忙又进来轻声说：你们别太高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部队撤走还好，要是打到县城近郊，你们连监狱也甭想住了，你们久安（刑场）之地早已选好，你们耐心地等着吧。我们也没考虑那么多，一心盼望我们的部队能打进城里来，把我们救出去，至于国民党会不会先杀死我们，都丢在脑后。这一来，大家更睡不着觉了，白天黑夜都集中精力听炮声。在房县监狱住了八九天，听了八九天炮响

可一直没见到我军到来。一天又把我们往集中营转押了。

立场坚定闯过难关

'集中营'究竟怎么样，想想上挠、看看江姐就会清楚。过去我曾用'上挠集中营'的材料教育过部队，想不到今天自己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的苦头有多少，没法记述，在这里我只想写几件事。

坚定一个信念，永不屈服，视穿敌人阴谋冷眼对敌。'集中营'就是严刑拷打，审讯逼供，软硬兼施的代名词。我抱定决心，宁吃皮肉苦，豁上一条命，也绝不能叛变投敌，泄露党的机密，暴露自己的身份。入营不久，敌人开始了集中营那一套老花招，先发给每人一套'棉衣'，说是棉衣，上衣没脖领、裤子象条长裤头，又窄又短，灰不消湫，引人注目。我一穿上，明白了，敌人不是怕我们挨冻，是怕我们跑啊！接着，用广播领唱三民主义歌，每天早晚两次，还领读孙中山遗嘱，这是敌人又一个政治骗局，我光动嘴不出声。突然，一天下午一个被俘的同志，小声对我说：你是七团一营教导员吗？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惊，脑子里马上警觉起来，我说我不是。第三天他又对我说：我认识你，你是七团一营教导员，你是在郧阳园岭山负的伤，怎么负伤我全了解。听他这么说，我仍然不动声色的问他：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是九大队的副教导员，叫冯从廉，你负伤时我在场。听他说的都是真实话，我才告诉他我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冯不断来接近我，照顾我的生活，每天两顿饭都是他给端到屋里，还背我上厕所，这下我心里松快多了。没儿天敌人又玩一个新花招，让我们到院里站队，谁是投降的站一队，谁是被俘的站一队，还散布说，投降的和被俘的要区别对待，投降的给自由，给零钱花，还可遣返回家。这很明显是敌人又一阴谋。我在床上躺着不能动，没出去站队，从窗口往外一看，把我吓了一跳，冯从廉竞站到投降那边去了。当时我脑子乱极了，冯究竟是投降的，还是被俘的，一时弄不明白，真有点后怕。等他一进屋，我没好气地问他：你为什么站到那边去？他说：我确实是被俘的，只不过是冒个假名，早点离开这里。从此，我对冯产生了戒心，不过冯对我还是不错。

敌人不断变换手腕，不过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站队后只隔一天，集中营的区队长又喊着叫每个人填一张表，我动不得，只能躺在屋里听动静，也不知道叫填什么表。一会填完表的人回来了，我问他们，才知道是一般的登记表，什么姓名、姓别、年龄及职别等，其中是否共产党员，投降被俘地点引起了我的警觉，这又是敌人的阴谋。我是最后填写的，我仍按在阵地上编的一套填，他们不相信，负责填表的文书狠狠的踢了我一顿，区队长走过来又照我的伤腿连踢数脚，我疼的晕了过去。他们把我弄醒，还是说我不老实，逼我承认是团长是共产党员，我是死也不改口。区队长看问不出结果，恶狠狠的说：好！给他再打个问号，以后再说。伤口本来很重，经他们一踢更严重了，腿一弯就流出一大滩浓血。我想这回完了，他们不枪毙我，我也会被折磨死，得想法离开这里。我的伤口臭气难闻，和我盖一条被子的那个人说什么也不和我盖一条被子了，左右邻的同志也不愿靠近我睡觉，乘这个机会，我又向区队长要求住院治病，这一要求，一圈人帮腔说话，区队长这才答应第二天派人送我去二十四后防医院，并说：你住院还算这儿的人，你的问题等出院后再说。我心想只要离开这鬼门关，再也不进你这阎王殿了。临走前我叫冯从廉背我去厕所，偷偷告诉他我要去住院。他说：你好好养伤，伤好后想办法逃跑，可千万不能再回集中营。我说：你放心，希望你提高警惕，早日脱险。

创造条件择日脱险

1947年一月中旬，集中营派一个敌兵把我送到襄阳县樊城镇（现在襄樊市）'医院'。'医院'设在镇西北角一座福音堂里，这里和集中营没有什么两样，原来就住着我们的三十多名伤员，都挤住在南敞棚下边，两个人一条被子，我来也挤到这里住，另一间屋里住着七个敌伤员。一夜未睡，天亮后我抬头看见我们团宣传股长何兢进也因肩部受伤被俘住在这里，还有一个是我营二连一个班长（这个班长是胸部受伤，不久牺牲在这里），另外和我盖一条被子的战士叫王风岐，他告诉我他是七团二营四连的通讯员。来到这里，前几天我就非常注意观察情况，经常与我接触的只有一个看管人，都称他看护长，看年龄四十多岁，听说话口音是四川人，看样子象个兵痞。这里与集中营不同的是每天有从外面来的医生给我们换药，经过十几天，伤势渐渐减轻，脑子里时时考虑着逃跑的问题。二十多天后，伤势明显好转，逃跑的念头更强。这时我发现那个看护长是个文盲，每隔十天要造花名册，给我们领给养都很为难，总找伤员帮忙填写。我心里在琢磨，这是个缺口，得想法抓住看护长，非从他身上开刀不可。这天又造花名册，看护长问谁识字，我说我识几个字写不好，他说行。我用心填写，写的比较正规，看护长很高兴，还说下次还让我填。从那儿以后，我总帮他填，他对我渐渐失掉了警惕，看管也松了。初试成功，我内心高兴，正好他来了一封家信，又让我念给他听，内容是让他在外边成亲的事，他想叫家里给他在老家找，我执笔给他家写了回信。此后他对我更不在意，我在院里转悠他也不管。一天我利用在街门口晒太阳的机会，发现门口没有哨兵，地形也不复杂，门外东边是给我们做饭的棚子，西边一个厕所，要跑出大门看来并不难，但对城里的住军，城门是否有岗哨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此时已到1947年二月中旬，伤口已缩小很多，一心想出大门了解情况。几次想出去都没找到机会，一天他又在大门口哂太阳，我走出大门口接近他，发现距大门东边约有四、五十米远的墙上贴了不少报纸，不少人围着看，心想机会来了。我问看护长：我想去看看墙上贴的什么，能去吗？他说快去快回来。不想这一看意外地收到两个效果，一个是看了地形和大街小巷，另一个在报纸上看到两条消息：刘邓大军打民权和我八路军在连云港、徐州一带活动的情况，还听人说洛阳以西国、共两军也在打仗。特别这最后一条，使我非常高兴，知道豫西还有我军活动，更坚定了我逃跑到豫西找我军的信心。眼下已到1947年二月底，我的伤口只剩黄豆粒那么大，我想如果再拖下去，敌人可能让我出院回集中营，那就坏了。集中营决不能再去，横一条心快跑。可一个人跑，没个人商量，遇事不好办，我想到何兢进，我们是一个团的同级干部比较熟悉，找他。俺俩一谈，我看他的伤很重，不能行动。又找王风岐，从侧面向他一讲，他很愿与我一块跑。俺俩商量了行动方案，等待时机。事隔两天，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看看护长不在大门口，急忙叫王风岐，俺俩溜出大门，然后按原定计划．小王先进厕所藏一藏观察动静，我往东走，确认没人发现时，俺俩很快拐进一条胡同，东躲西闪跑到东城墙，沿城墙往北转了一段，发现此处较低，外边也没有臭水沟，就滑了下去，我俩摔的够呛，没敢停留忍着痛拐着腿就跑过小清河桥，沿襄河北岸往东走，穿过老西湾，一口气走了十多里地，天快黑时，我们走到田家湾，也不敢进村。在坐下来休息时，看到村东头半坡上有一户人家，好不容易喊出来一位老乡。刚逃出来，摸不清怎么说才好，只好说俺是国军开小差下来的，没了路费，请求老人家给口饭吃。老人一听，把我们看了一遍问到：你们是哪里人，我说河南人。他说：是河南人还没什么，如果是四川人，别说不给你们饭吃，非要你们的命不可。原来，日本人侵占中国时，国民党军队向四川撤退，把这里老百姓糟踏苦了，群众恼恨。经过说服，老人才领我们进院内东屋，让老婆给煮了一锅米饭。饭后我要求给找点破衣裳换换，开始老人说没有，经再三肯求，老人找了几件旧棉衣和单衣，俺俩凑合着穿上，这下我们算完全甩掉了俘虏兵的痕迹。这个地方距樊城还较近，敌人统治很严，乡保里经常夜里查户口，因身体虚弱腿又痛，我们要求在他家住一宿，老人说啥也不让，最后还算好，让我们在院里草堆里睡一黑。半夜，真的来三个人查户口，问了老人家说天黑没人来，他们用手电灯到处照了照，我们在草堆里缩成一团，连大气也不敢出。查户口的走了，老人急忙把我们喊出来，催我们赶快走。我们没办法，只好跟老人出了村，他还要送，我们谢过老人，让他回去，老人家给我们指了路线就回去了，我们按老人指的路向东走，然后往北。北边就是河南省新野县，新野和襄阳不属于一个绥靖区，只要到新野界，就是再被抓住，也送不到襄阳来。想到这里，忍着伤疼，拖着伤愈后虚弱身体，和王风岐互相鼓励着，向新野界前进，到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进入新野县境。我们俩坐下来喘口气，想到，尽管道路还远，困难还很多，可毕竟从虎口逃出来了，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胜利的喜悅，河南省新野县是我们逃出虎口后的第一站，白天要了点饭吃，晚上在村外找了个地坎休息，人身自由了，上盖青天，下枕黄士也觉得比什么都睡的舒服。虽然只有我们俩人，但也是一个最小的战斗单位，为了胜利找到我们军队，俺俩一方面回顾几个月来的遭遇，一方面总结经验，分析形势，制定行动方案。。过去的三个月，敌人在我们身上用尽了欺骗伎俩，确没捞到半根稻草，使用了各种刑法，确没改变我们的坚强意志，如此艰难已经闯过去，今后一定会克服困难找到部队。根据我们听到的消息，和估计的形势，我们商定奔向豫西，因为豫西曾是1945年时的解放区，我在豫西临汝、郏县等打过很多仗、熟悉民情，可能我们的三旅旅长闵学胜和八团还在这一带活动，去豫西即使找不到部队，也离太岳区不远，可以渡黄河去太岳。我们还分析了有利条件，确定了'不进城镇走农村，避开大路走小道'的原则，发扬我军光荣传统，路途依靠广大群众，目的一定能达到。我们初步设想了行动路线，一条是经南阳，由鲁山进伏牛山，再西出合峪经卢氏到灵宝，这叫西线，另一条是经南阳、鲁山，沿伏牛山东麓，穿过宝丰、郑县、临汝，从伊川、宜阳到新安、淹池，这叫东线。当时豫西很苦，但群众真诚而善良，我们到群众门口，他（她）们总是尽力拿点红薯、红薯干，或者窝窝头，能吃饱肚子，但晚上不敢进村，因为村里有打更巡逻的，只好在靠近村边找个麦楷垛、破砖瓦窑避避风寒，躲躲野狼，就这有一黑一只狼闯进了破窑洞，咬住王风岐的一只脚，俺俩连喊加石头，赶跑了野狼，再也不敢睡觉，只好抱成一团相互取暖。这样走了五天到达鲁山。经过打听，鲁山住有国民党部队，说伏牛山里住的更多。我心里想，不能往敌人窝里钻，决定走东路北上，此处不可久留，俩人一商量顺伏牛山东麓，用三天时间，经宝丰西和郊县西端到了临汝西南，就在这里发生了意外。一天中午，到村里要饭，忽然发现两个敌军官，骑马带十几个人进了村，情况突然，俺俩来不及商量，我立即让王风岐往南胡同跑，我往北跑，然后到村北路上汇合。我到集合点等了足有俩钟头，再没见他来，我心里难过极了，俩人相依为命，逃出虎口闖过险关，有饭同吃，有事商量，可现在……我感到非常孤单，只好一个人继续向西北走。（后来了解到，王风岐自己走到汝阳县内埠镇南坡村李书仁家，隐藏下来再没走。）当天晚上，走到临汝县汤王街（即现在的温泉镇）一问温泉里洗澡不收钱，我可高兴了，等晚上没人我急忙走进去，脱衣跳进池子，又暖和又舒服，不一会睡着了，头一低连喝几口水，只好上来，一会儿又冷的受不了，再跳进去，就这样上来跳下，折腾一晚上。晓行夜宿，一路上孤孤单单，要点吃点，晚上还得与野狼作斗争。1947年三月中旬，经过千难万险，来到陇海铁路边的铁门镇，经过询问，群众说，早一个多月，我军在这里和敌人打了一仗，说又过黄河北去了，黄河南岸全是敌军把守。在于西找部队没希望，马上过河又不可能，只好找个地方住下来定点要饭，闻讯再找部队或等待我军战略反攻到来。

依靠人民战胜伤残

1947年三月二十日左右来到新安县磁涧乡寺沟村西南沟，这个庄北边有一个小庙，叫三官庙，这还真是一个定点要饭的好地方，白天要饭，晚上住庙。这里的群众很好，我也特别注意'乞群'关系，不惹人家讨饭，保护好庙内设备和神象，还帮群众看个场边，撵个鸡狗儿。这个村有个张文榜，家是上中农，一天问我的情况，我照实向他说了，只是把原因说成是在四川当学徒被解雇到了这里。张文榜听了就让我给他干活，从此我就给张家当长工。谁知道腿伤没好彻底，在张家挑水、出粪用腿的活又多，没几天腿伤疼起来，正好又赶上栽红薯芽，往山上挑水，四、五天后，伤口复发，我只得说明我是国军抗战伤员。张文榜看我真的干不成活，就给我一套要饭用具和一条小面布袋，还弄点麦草让我铺，这样我又二进'三官庙'。开始几天伤不重，还能到三四里外村上要饭，每天带回二三斤干粮晒在庙顶上。几天后伤口化浓了，天气又热，伤口更加恶化，没办法，只好让小孩把晒的干粮扒下来，卖了几块关金票，买了几尺士布、二斤盐，采取自救，用布条蘸盐水冲洗。尽管伤口疼痛难忍，我还很注意群众关系，尊老爱幼，帮他们写家信写对联。村里人对我很好，当我不能远去要饭时，他们让我坐到街里一块大石头上，每到饭时就给我端来，有的一手端汤，一手拿干粮，我深受感动，使我更体会到离开群众就将一事无成的道理。后来伤越溃越深，伤口有桃子那么大，半筷子深，腿一歪血浓齐出，我心里有数，如得不到医治非死在那里不可，看见的群众都报以同情。晚上跳蚤、虱子成群结队，闹得彻夜难眠，身体虽无别的疾病，但被伤口折磨得非常虚。好心的群众说：你别到村里要饭了，你会吃多少呢，饭时叫小孩给你送来。这样又过几天，张文选、张文榜来说：你这样在这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咋办呢，还是想办法回老家吧。我说：我也想走，可是腿不能走，腰无分文，又没良民证咋走呢？老张他俩说帮我想办法。过两天老张又来了说：良民证搞不来，给你搞了一张路条，我们想法儿送你去火车站，你爬火车走吧。我一看路条上写着，兹有难民陈宝坤原系国军抗战伤员，愿回林县与家人团聚孝顺父母，望沿途军警岗哨验证一律放行。并盖有保公所印章。两天后，张文榜之子张学礼和另外两个人要去磁涧送公粮，让我坐牛车去磁涧车站，正好一趟拉煤车停在车站。他们三个七手八脚把我弄上煤车，十几分钟车就往东开去。从此我离开了我曾待五十多天的西南沟。

坚持到底重返太行

太行山是我走向革命的出发地，是培养我的摇篮。今天，在这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使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回太行，爬，也要爬回去！

我昏昏沉沉地被火车载到洛阳西站，不料火车不走了，我只好爬下车，警惕地观察动静，在站台上转来转去，没发现正规军。我发现在站西边有不少窑洞，窑洞口挂着个木牌，上写'难民登记处'五个字，一问才知道只登记黄泛区的难民。我也不管他这些，只管挤过去要求登记，费了好多口舌，才算给登记了，接着发了三升糙大米，在我再三要求下，还在我的路条上签了'救济一次，免票乘车',盖了登记处的章。没想上车时，麻烦来了，我的腿不好，挤在别人后边，眼看火车就要开了，刚登上踏板，警察过来不让上，非要'良民证不可'，我气急了，用要饭棍照警察的胸膛狠狠地戳了他一棍，他往后退了两三步，我借机挤进车门，火车便开了。上车后我想，要不是火车开的巧，那家伙非把我拉下去不可。我怕警察再找麻烦，到巩县我下车又换了另外一列客车，下午才到郑州。

郑州是到了，可会不会出问题，如何过黄河？心里没底儿。出站后，我发现对面墙根下有五、六个要饭的，我心想这就好了，只要有这些'哥儿们'就好办。我走过去与他们打招乎，他们问我，我说是别的地方要饭不行才到这儿来的。别看他们是要饭的，脸上有土，可最讲义气，一听我说，几个人争着说，郑州好要，你和我们一块吧，用不着你要，跟着吃就行了。从此又和这些穷哥们'战斗'在一起了。晚上他们领我到平汉路线几节破车皮下说：这就是咱的家，美美地睡吧！不一会又来了二十多个同行，大家说说笑笑，别有一翻情趣。天天要饭我都参加去火车站的这一路，目的是打听消息。当时形势很乱，有的说安阳以北八路军正和国军打着仗，有的说车到安阳就不通了，还有的说黄河北就更乱，没有一个准信儿。晚上同行问我的腿和是咋回事儿，我看他们对我也不错，我就按路条上写的照实说了。他们一听我是国军抗战伤员，这下把同行给激怒了，他们乱嚷一阵，为我抱不平，他们还说：你是有功之臣什么也不怕，明天我们领你去找军队，找政府，你太老实了。我只好说：我找过，这儿的军队和我们不是一个单位，人家不管。最后他们说叫我去火车站西边美国救济总署医院（现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我想这是个办法，第二天他们领我去了医院，但医院说，伤势很重，里边还有脏东西，要住院，得交60元钱。我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不收，最后给开了个免费到门诊证明后，每天跟他们一边要饭一边到医院换药。

伤疼使人难受，但和同行在一块，心情是舒畅的。特别是大伙每天带回的消息，令人高兴，他们说从黄河北又过来很多难民，听难民讲，八路军和国军打的很厉害，国军孙殿英将军的部队吃了大亏，把安阳也丢失了。我也假装震惊地问着各种情况，他们也毫无顾忌的什么都说，这使我意外地能经常听到消息，暗暗地计划着下一步行动。大概又停两天，他们说黄河北运过来两车皮伤兵，客车不通了，郑州城里的国军二千多人开到黄河边把口子去了。听到这些，我分析着形势的发展，心里暗暗高兴，但一时很难过河。又停三四天，又有消息说，国军回城里来了，客车也通了，并说，你可以走了。他们几个人，领着我钻过几道车皮，上了站台，待客车一到，他们帮我上了车，车往北开去，我回头望着站在站台上的几个'难友'，他们那真挚的感情，使我不由得想起真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火车向黄河北岸开去，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情急迫，总觉得火车象老牛爬一样，好不容易到了新乡车站。车刚停稳，我迫不及待的挤出车门，一眼看到检票口站着几个警察，松驰的心一下又紧张起来。警察看了我的'证件'，看样子对我有些怀疑，又把我送到收容所。其实收容所才不管你是什么人，简单一问就放我走了。我用卖红薯干剩的钱买两碗面条一吃，急急忙忙往西走去，我知道新乡西边就是太行，反正往西北走没错。1943年我们在太行山时参加过林南战役，对那里的情况心里有底儿，新乡以西是获嘉县。西北是辉县，再向北就是林县。从新乡出来，走了四、五里天就黑了，钻到麦地里准备过夜，谁知道心情过于激动，一晚上没有入睡。天刚发亮我又上路，在辉县合河村村口，碰见一位老人，经过打听，知道林县仍是我们的根据地，辉县住的是国军，他还劝我，千万不能往西走，那儿危险。我心想，我就是要找'危险'，可表面不敢露出来。谢过老人，我就往北走，走一段回头一看老头进村了，我往西一拐一直走去。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时的心情也说不清是啥滋味，但我的伤腿好象也不那么痛了，走起路来满有劲儿。走了半天，中午走进一个小村要饭，突然发现墙上有涂掉标语的痕迹，我又走一条街还有，我心里在酌摸，离'家'不远了，这些标语不管被谁涂掉，说明我们的人已经活动到这里来了，也许是游击区。向西又走了十多里，在麦田里住了一黑，第二天中午到了辉县南程村，一进村从一个石牌坊后边出来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红缨枪走近了我，一时也分不清敌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如何搭话，另一个小伙子拿着砍刀也走近了我，对我进行盘查，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还要搜查，这一搜查，坏了，三张关金票，路条全被搜出来，说我是汉奸，这下我是有口难辩，不过心里踏实，认定他们是自己人。三个小伙子上来要捆，我说腿上有伤跑不了，他们仍听不进去，便用裤腰带把我捆了起来，送到村公所。不一会村长张福元、民兵队长吴瑞富进来，对我进行审问。虽然是审问，可我心里非常高兴，我把突围负伤，脱离部队从敌占区要饭出来，一直到路条的来历全部说了一遍，他们仍然不相信。我想到原在太行时的老领导，我就把林县的几个地名、和在太行时几位老首长的名字说了几个，他们一听，才相信我是自己人。村长马上叫民兵给我松绑，还连声道歉，并立即叫人派饭。半年来没吃过一顿安稳饭，这顿饭是又甜又香，吃的扎实。饭后他们牵来一头小毛驴，派两个民兵把我送到王镇（现在叫王村）辉县第九区政府（现在的薄壁乡政府）。一进区政府院就见到一位我在太行三八五旅十三团时认识的一位地方老同志，通过他，了解到这个地方属五分区，分区机关住林县，司令员叫陶国清。一听陶国清，这是我在十三团时的老团长，心里高兴极了，就请区政府把我送到五分区司令部。我在区政府住三天便派了八个民兵、一付担架送我，临上担架时那位同志问我：你的要饭工具还带吗？我说：用不着了，给你留作纪念吧！经过两天翻山越岭，到了林县大菜园村分区机关。

到了分区机关，陶司令员接见我，亲切的问我有什么要求。人，就是这样，特别是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轻意不会落泪，受伤时那么痛，敌人拆磨那么残、跋山涉水如此苦都没落过一滴泪，可今天在首长面前却再也忍耐不住，热泪直往下流。首长一再安慰，才提出两条，一是到医院治伤，二是解决组织问题。陶司令员答复说：按中央军委指示，都要到武安县冶陶村晋冀鲁予军区留守处解决组织问题，最好的医院'和平医院'（即白求恩医院）也在武安县，可以送你去。并给我发齐夏季服装被褥，和三个月津贴费。在分区住四天，陶司令员又派一名通讯员，各骑一匹马，经过三天到了冶陶村，第二天就进了医院，动手术取出枣核大的一块弹片，经一个月的治疗休养，于1947年七月出院，由军区留守机关介绍到河北省冀县冯家庄晋冀鲁予军区军政大学二大队一中队学习，九月经组织审查决定恢复党籍，留校工作。

1946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负伤遇险，至1947年六月，走遍鄂西北、横穿河南省，途经二十二个县市，行程三千里，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二百多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使我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