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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权制支配与宗教性质的社会制约【经济基础—宗教心态—经济行为】 影响政治权力与教权制权力斗争的因素是历史偶然的，很难找出决定性因素。有哪些力量会影响教权制支配呢？ 首先，民众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宗教氛围对教权制支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存在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划分。民众在社会领域中感受到的宗教氛围越浓，并不代表政治生活中教权制处于支配地位。其次，自然的或经济因素也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如自然灾害说。洪水泛滥既可以激发对自然神力的信仰，建立起教权制支配，但也可能建立起古代中国这样的家产制国家【邓云特，《中国救荒史》；魏丕信，《18世纪的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因此，教权制的具体命运与教权制所置身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韦伯在此概括了教权制与“市民阶层”（小市民阶层，而非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概言之，教权制与市民阶层的关系具有亲和性，低下的市民阶层与教权制联合抵抗帝制和封建势力，教派运动多起源于城市；而教权制与封建势力的关系是对立的，反教权制的势力是古代贵族（Q：教权制支配的城市属性与封建制的农村属性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何影响？）。为什么城市市民阶层亲教权制，而封建贵族会反教权制呢？ 这并不能被简单归结为虔诚与否的问题，认为市民阶层比封建贵族更具宗教虔诚，而是“宗教性（或译为宗教虔诚）的种类及其紧密关联的“教会”（就其技术上而言）之形成的问题”（388）。经济基础和组织方式影响了人们的宗教心态，进一步影响到经济行为。 市民阶层手工业劳动的恒常性、理性化程度更高，较少受到不可预测的自然因素、生物因素的影响，目的—手段之间的关联更明显，与之相对的是封建势力支配下的农业劳动。市民阶层的劳动脱离了自然不可知力的制约，由此引发出“存在主义”问题，即自身存在超越性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理性主义”的疑问导致宗教的思辨。忘我的狂热与幻想被冥思的神秘主义与日常生活反省所取代，宗教生活具有一种合理化的形式。此外，市民阶层经济活动中的“义务”与“报酬”概念也成为生活态度的核心点，并把这种道德价值纳入宗教中（伦理性宗教）。 相反，教权制“罪”的概念与封建贵族的尊贵感和农民的纯真都是矛盾的。在经常受意外自然事件影响的农民眼中，神是强有力的，但并不具备最高的道德价值。神就像人类一样，并不是至善的，有善也有恶，是“非道德”的，所以他们不是期待通过自身行为去追求神的拯救，而是利用神，可以用牺牲来收买，也可以用巫术来加以强制。这种态度产生不了对宇宙秩序的伦理思维。教士阶层与仪式都被用作巫术性支配自然力量的手段，“直接用来达成功利主义的目的”。 总之，宗教态度和经济行为的理性化伴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宗教的“内化”/宗教虔诚的“内在化”（Verinnerlichung）与理性化——特别是指伦理判准与命令的具体化，神抵之转为伦理力量的圣化（奖“善”罚“恶”，因而神本身也必须符合伦理的要求），以及“罪恶”与渴望“救赎”的发展——往往与一定程度的工业革命劳动的发展，平行共进，并且大半的情况是直接伴随着发生于城市里的工商发展。 经济基础验证了城市小市民阶层亲宗教的态度，而教会提供了来自组织方式的解释视角。因此，教士阶层与城市小市民阶层之间具有选择的亲和性，两者的对手都是封建门阀。教会需要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自主性，而这与处于支配地位的封建贵族是对立的。教会在小市民阶层中找到自主性并推动着理性化；古基督教教会是小市民共同体，教派运动（如禁欲）具有相似的工业基础；“禁欲的基督新教”（《新教伦理》那四个：加尔文派、虔教派、卫理公会派、洗礼派运动诞生的诸教派）长期以来即在中小市民阶层中找到其归依者的核心。教权制成为理性的支配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思想理性—伦理的发展，往往在市民—城市的阶级里，特别是小市民阶层中找到支柱。为什么教会在小市民中找到支柱？ 在庄园制的支配结构和经济基础上，最高领主掌握着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他们要么通过授予采邑把主教（教会最高官员）变成地方领主，要么通过俸禄变成家产制的官吏，结果是教会支配自主性的丧失。要想保持这种自主性，只能依赖各级领主之外的、小市民信徒的捐献。 八、 教权制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经济行为的定型化、对资本主义的滞碍；对西方文化制独特性的影响 教权制在城市的小市民阶层中找到支柱，其经济基础是城市工商业，社会基础是理性化程度更高的生活方式，组织基础是教会。反过来，教权制对经济活动有何影响？【农民生活的理性化程度就没有那么高，很难让他们适应礼拜、周期性禁欲等理性化和仪式化程度高的生活【经济基础—经济行为——经济心态的三角关系】。 在分析教权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前，首先要厘清教权制支配下的经济结构与特征。 1. 教权制的经济基础——土地与特定阶级的关系 教会通过土地捐献保持经济自主性，所以着眼于长期收入，对农民采取保守、维护的政策。教会的土地是“死手”，不会因为法人的死亡而产生继承或转移，就像掌握在动弹不得的死人手中一样。教会土地所有的扩大（土地是不可继承与转让的死产）引起了与对土地买卖感兴趣的人的冲突，特别是世俗贵族的反抗，因为后者是想为自己子孙多挣得土地。教会与贵族围绕土地处分权在立法等方面展开一系列斗争，后来投机土地的市民也加入斗争。国王（最高领主）态度发生了变化，最初把教会领地扩大作为对抗贵族、维持政治权力的手段，但鉴于教会势力和斗争和重商主义的发展，国王把教会视为敌人，反对其领地的扩大。 教会土地具有封闭性，放任教权制的土地积累导致土地被封锁于自由买卖之外，阻碍了土地自由市场的发育。教会的势力蔓延至世俗，形成一股与国王对抗的力量。世俗捐献（土地）者与教会合谋，教会借此获得持续性经济收入，而世俗捐献者则借教会之名为长期占有土地冠之神圣不可侵犯性。家族世袭财产就是教会财产，排除世俗政治权力（国王）的干涉。 2. 教权制的工商业经营与市民阶层的关系 教会和修道院所占有的土地上，除了农业生产外还有工商业经营，用来自给自足，维护经济自主性，但与“市民”的工商业经营产生冲突。 在商业方面，教会和修道院可免除交易税收，免除国家、贵族、奴隶主等世俗权力的干涉，为参与货币交易、存款、放贷等活动并从中收取利息或中介费等大开便利之门。教会占有财富的低风险属性使其成为良好的储蓄银行或债权机构（早期银行是教会的储金处），这就与俗世商人相竞争。但更多的是教会为私人商业提供了经济机会和无风险的利得，所以二者冲突不大。 工业是教会与市民阶层的主要冲突领域。修道院的工业劳动与手工业之间的广泛竞争。修道院工业强调禁欲生活、紧张劳动、理性分工，并且有保证销路的关系和保护政策，更胜于俗世手工业。宗教改革前，修道院工业是小市民阶层基本的经济不平控诉之一。随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教会经营性事业的重要性降低，主要从事某些专门性工作和积累土地。 【Q：与小市民阶层的工商业又有冲突，那两者是如何合作的？存在冲突的话，是怎么找到根基的？】 3. 各大宗教的支配结构以及通过此支配结构形成的生活规制伦理极为不同，对经济秩序的态度也不同。韦伯对比了回教、佛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教义和生活规制（400-401），分析了教权制在卡里斯玛日常化后相似的影响。 教权制是最具定型化作用的力量（stereotypierende Macht )，“定型化”表现在宗教律法传统的神圣性和法的恣意性。教权制是反感资本主义的，为什么呢？。一方面，资本支配（Kapitalherrschaft）威胁教权制的独占地位。另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非人格性的”(unpersonlich）性格，无法在伦理上加以规制。资本的支配从外在看来似乎多半是“间接的”，人们既然根本无法揪出其“支配者”，因而也就无法对它提出伦理的要求。在资本支配下，竞争能力、市场、即事的考虑等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人的意愿与行动。但是，所有具有伦理取向的宗教，一开始带有卡里斯玛式拒斥现实的痕迹，是反经济的。“伦理的”要求能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存在“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的“非人格性”区别于主人对奴隶、君主对子民这个“人”的支配，比如资本家VS劳工、债权人VS债务人。【Q：资本主义是“非人格”、反对伦理的，而新教是伦理理性化了的宗教，资本主义是如何借“敌人”之手成为通行的准则？换言之，资本主义的“伦理化”是怎样实现的？】资本支配既不是伦理的，也不是反伦理的，而是不考虑任何伦理（这里的“伦理”是约束态度与行为的生活规制）。教权制反经济、反对资本主义“非人格性”的表现： （1） 劳动：只要教会旧有的经济基础无法维持，成员必须亲自劳动。但并不是承认劳动本身具有价值，最早是被作为禁欲的手段而得到尊重。 （2） 土地：“爱的共产主义”。教会以“慈善”、“兄弟爱”作为伦理最根本的基础，拒绝土地私人所有，把土地分配给贫困者，供养无产业的成员。但资本主义中，一切人格化的关系被即事化，慈善、兄弟爱只有在个人经济的“职业生活”之外才能存在。 （3） 交换与贸易、信贷：禁止取息与“公平价格”。教会宗教性的“兄弟爱”起源于原始邻人团体的伦理，交换互惠性、兄弟之间不要求利息，信贷是消费信贷而非生产信贷，但禁止取息和公平价格限于兄弟共同体内部而非敌对者之间。禁止取息后来阻碍了贸易。最终在十九世纪，教会取消了禁止取息的圣令。“公平价格”在中世纪晚期也得到让步。 4. 中古教会对心态/经济态度的影响是巨大的。教权制对经济秩序的定型化会对人们的心态/经济态度产生怎样的影响？ 教会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支持人格性的家父长制权威和农民—小市民传统主义营利的支柱。教会所推许的心态是非资本主义的或反资本主义的。具体而言，教会没有办法接通资本主义意义下以合理的、讲究方法的经营利润为职业的志向；教会把修道士的伦理作为最高伦理，贬低日常世界的事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伦理价值。 教会合理的、禁欲的生活方法是面向修道士的，即全体生活以统一的目标为取向，而不直接约束俗人。什么时候教会才会容许俗人呢？除非俗人服从教会的权威——通过秘密告解免除自己罪过，教会成为救赎机构，结果是教会削弱了俗人合理的、自我负责的、讲究方法地过现世生活与职业生活（这也正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目标）。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在职业工作上是没有心理报偿的，从事经济生活是“总不为神所喜的”。 在中古时期的教权制支配下，“神俗二分”依然存在：一方面是禁欲的、惟有舍弃现世方能实现的理想，另一方面则是“现世”。教会的经济活动是反资本主义的，教会的生活是理性的、禁欲的但并不能接纳所有俗人并限制了俗人自我生活合理化的能力；同样，资本主义“非人格性”、“非伦理”的特征也是与处于支配地位的教权制格格不入的。那么，为什么西方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与其宗教有何关系？虽然中古宗教与资本主义存在冲突，但西方天主教比东方的回教、佛教具备更多内在的有利因子。 （1） 西方天主教继承了古罗马教权理性化支配的传统，并发展为普遍性的文化，特别是科学和法律；而东方宗教的理性化程度低，保留了更多非理性化的巫术性格，而且世俗权力才是文化的担纲者。 （2） 政教合一：东方教会缺乏自主性的、权力集中的阶层制官僚机构；教权制支配的独立性（？没太懂）。 （3） 西方教会的官职机构在诉讼领域创制了理性的司法，最初是为了维护教会自身，这也影响了世俗司法。 5. 由此观之，西方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并非单方面的具备某种特征，而是各种关系之间的紧张与独特的调整，比如宗教神圣与日常世俗生活、教权制与资本主义、伦理化与非人个性等等【Q：问题是怎么调整，比如非人格性、非伦理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怎样“伦理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方面是官职卡里斯玛与修道生活，另一方面是封建制或身份制国家的政治权力与独立于政治权力、具有合理性官僚形式的教权制之间。 就文化特征而言，古希腊罗马、儒教中国文化、封建制的日本文化，都是“统一的文化”，但西方中古时期统一文化的程度就小得多了。【大传统与小传统？？？】在西方，除了少数政权与教权结盟时期，大部分时代教权与政治权力处于紧张状态中，并构成对政治权力的特殊制约。两种支配及其正当性互相对立，但个人并不拥有任何正当的领域以对抗这两种支配的正当性力量。 九、 教权制在市民民主制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地位【这俩啥关系？】 近代的市民民主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改变了教权制支配的条件。资本主义发展对教权制的胜利体现在自然科学、生活理性化等，新兴资产阶级（大市民阶层）越来越少受到小市民阶层与教权制历史关联的影响。这一过程发生的原因不在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反伦理或非伦理（事实上伦理散漫这是封建贵族的特色），而是严格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伦理观（类似于《新教伦理》对“贪婪”论的否定），最终会威胁教会裁定权和分配恩宠与赦罪的权力。因此，如果资本主义严格的伦理观不能加强教权支配的禁欲主义，就会被视为异端。 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权力越来越大，受市民阶层所威胁的传统主义各阶层，如农民—小市民阶层、贵族、君主等寻求教权的庇护。当市民阶层面对劳动阶级——无产工人的攻击，市民阶层也与教权制合作，教会也在适应资本主义，典型的例子“福利制度”，教权制把工人与企业主之间非人格性的资本主义关系塑造为人格性的、有慈爱的隶属关系，反对罢工、阻碍无产阶级反权威运动的自由。 近代民主制也改变了教权制的生存条件。在民主制下，教权制建立政党组织并强化官僚倾向。政治斗争与宣传强化了中央权威及行政机构的力量，代价是牺牲旧的地方主教和教士的权力。在教权制支配下，国家权力从属于教会，但在民主制下，国家与教会分离，教会不再执掌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委托给议员。 十、 宗教改革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路德的态度；卡尔文教派的伦理观与教会 前文所述，中古宗教态度导致的经济行为的定型化阻碍了资本主义，而宗教改革改变了教权制的支配地位。宗教改革因何而起，又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宗教改革的原因：经济、政治与宗教 (1) 经济：农民渴望土地能从额外的服役中解放出来；市民阶层希望能削弱修道院工业的竞争 (2) 政治与宗教：教皇权威的衰落。教会的分裂以及随之产生的公会议运动、君主和身份群体反对教皇查收国内圣职的授予和收取税费、君主行政合理化后权力的增强，这些因素都导致教皇权威的衰落。 (3) 但宗教改革并非意味着要放弃宗教生活，相反还觉得宗教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还不够，即自我克制、禁欲和纪律的生活方式，这特别为资产阶级（大市民阶层）所要求。因为中古时期宗教伦理所规制的生活方式限于修道院内的教士团体，而较少影响到俗人/一般信徒。“基督新教之禁欲的诸教派在凡是市民阶层成为一社会势力的地方取得支配权，而禁欲性最低的诸改革教会——英国留教会与路德派——则在（当时）贵族及君侯势力占优势的地方获胜”（422）。因为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劳动方式具有强烈的理性内涵，目的—手段关系更明确，更追求自我确证；而受自然和生殖不确定影响更大的农民，他们生活样式理性化程度低，也更少追求由自我掌握的存在感。 (4) 宗教改革影响了经济发展，但影响程度因新信仰的特征而有所变化。 2. 路德教 路德对经济生活的态度受到传统的束缚，想要维持中古农村经济中心的社会组织。路德最重要的贡献是去除（天主教）“福音的劝告”，停止将福音劝告的价值置于现实的伦理和现世的社会秩序之上，人们只能在世俗秩序——婚姻、国家、职业——内部追求基督教的美德。路德教仍是允诺救赎的宗教，具有反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和福利取向。清教和犹太教却与此不同。在“清教主义”的教团中，只有一个教权制的“机构”，即加尔文教，它的性质不同于天主教、路德教及回教。 3. 加尔文教的伦理观与教会 加尔文教的基本教义是“上帝预定论”，即个人的前途命运都是上帝规定好的，排除了现实救赎的可能，而且它也不允诺个人可以得到救赎。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救赎或施加兄弟爱，而是为了增大神的声名与荣耀，被剥夺了卡理斯玛的性格而变成社会组织。 信徒的义务是在既定的秩序和“职业”（beruf）中荣耀上帝。“职业”在加尔文教中明确意味着从资本主义经营中获得正当利润。加尔文教“上帝预定论”表明个人现实努力对救赎并不相干，那么为何还要致力于“职业”呢？信徒对于被既定得救或沉沦的不可测与不可知性，自然是无法长久忍受的。既然无法让自己得到救赎，那不如寻求“救赎的确证”（certi tudosalutis），探寻自己乃是被预定得救者的征兆。个人能用来确信自己恩宠状态的，就是在整体态度和生活方式上“讲究方法”，为了神的荣耀而做工。“讲究方法的生活即按照合理性的禁欲形式，抑制奢侈与不合理消费、排除享乐生活，致力于生产和财富积累。“职业”不是获得救赎的路径，而是确认恩宠状态的“识别根据”【现实因—认识因】，资本主义利润就成为其经营受神祝福的重要识别根据。 在天主教与犹太教里，功德乃是为获得救赎的“现实因”，在清教徒的立场上，由于其“上帝预定论”的关系，功德不过是确信其受预选得救的“认识因”。 此种生活方式，与“市民的”营利工作自我确认的方式异常紧密的相接合，并且正相一致 货币利润与财产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个人能力的指标。宗教的要求与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市民生活方式，于此达成统一。 十一、 犹太教的教权制与经济意识 犹太教和加尔文教一样没有巫术性卡理斯玛、制度性的救赎恩宠和修道士制度。与清教徒通过“职业”荣耀上帝不同的是，犹太教强调要遵守律法，而且这不是获得神祝福的识别依据而是现实原因，神会祝福信徒本身、他的子孙以及他的民族在此世的生活。 犹太教对此世救赎抱有期待，认为神的祝福会在个人劳动的经济成果中体现出来。同时，犹太教徒遵循高度理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要遵守圣经的约束，个人需要知道律法且加以正确解释。犹太教压制感官艺术，有著对以自然主义的理性艺术兴起；否定情欲和浪费，在促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上发挥了理性化的作用。 犹太教的宗教性质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意识，但也不能将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完全归之于宗教，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特殊处境的历史产物。犹太人长期生活在异血缘群体中并与之隔绝，所以他们很少个别分散居住，在经济活动上逐渐专业化。犹太人是货币经济的担纲者，在货币交易和商品贸易上影响广泛。 尽管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处处可见犹太人身影，但韦伯却认为不能高估犹太人的作用，因为他们在殖民商业、奴隶商业、赁贷暴利、国家信贷上发挥的作用，对应的是掠夺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等，这是古代与中世纪、近代东方资本主义所共有的，而不是近代资方特殊类型——理性资本主义。犹太人的商业精神也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市民性格。 犹太人，并不能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的担纲者。 十二、 教派、教会与民主制 【《新教伦理》中也有讨论】 Q：教派”（Sekte）、“教会”（Kirche）有什么区别？ “教派”其意义与本质必然地弃绝普遍性且必然地奠基于其成员之完全自由的志同道合（433），是贵族主义的、由具备正式宗教资格者组成的联合体。“教派”是“纯粹信徒团”、圣徒共同体，拒绝制度化救赎和官职卡理斯玛（如果不够资格就驱逐而不是救赎）。 个人依靠特殊的通灵能力，或者是其他被赋予或习得的特殊卡理斯玛才能有成为教派成员的资格。在社会学意义上，教派是作为筛选机器发挥作用的，把有资格者从无资格者中区分出来，并避免与被拒斥者的往来，甚至对被拒斥者、被驱逐者进行联合抵制。因为只有那些日日相互往来且深知彼此的人才能够判定相互的宗教资格，故而纯正的教派才会诉求共同体之绝对主权的原则。教派有以下特征： 教派的资格审查可能会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用。如果教派通过了审查，那么成员的信用、能力等资格就有了担保。例如，不信神者会把钱存在教友派与虔敬派信徒那里，而不是放到同类手中、凡要开银行者要先受洗加入洗礼派或卫理公会、资本主义企业的总裁、经理等重要职位优先考虑教派成员。教徒正直和可靠的声誉比世俗中的抵押凭证更有效，教派成员这一身份是重要的经济通行证。 教派也培养着公共生活与人格。教派成员以小团体的形式、在教友的监督之下进行告诫。这种活动形式扩展到世俗生活中成为会员制的社团、俱乐部等，个人的社会生活在此类团体中进行。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社会并非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由排他性的教派、社团与俱乐部组成的混合体。个人成为某一社团的成员，并不仅有功能性意义——满足了社团的目的，加入一个上流社团本身就是对其人格提高的证明。“教派”及其派生物是为美国公共生活不成文的、但却为最重要的宪法要素之一。 教派与直接民主行政有亲和性。“教会”是一个人生来就会身在其中的机构，而不是具备特殊宗教资格者的联合体，是教权制支配的“机构”，用来分配恩宠、按神法判决、救赎“罪”，所以教会发育出官职卡理斯玛来履行这些职能。教权制与政治权力往往互相渗透，“国家与教会分离”难以彻底实现。但是纯粹的教派拒绝教权制的官职卡理斯玛，只接受有特殊卡理斯玛资格的人为其成员，拒绝普遍性要求，也就不可能与政治权力结盟。因此，纯粹教派是支持“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教派本身除了是个由宗教 够资格者绝对自由地形成的团体外，并无其他。 教派坚持“良心的自由”，孕育出古老的“人权”思想。在中国、日本、罗马、印度等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容许“良心的自由”因为他们允许被征服或兼并的国家存在其他崇拜，并不施以宗教强制，但限度是不得超越或对立于政治权力之国家的官方崇拜，政治理由凌驾于宗教之上。但是真正的教派出于宗教理由，要求不受干涉的“良心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权力——政治权力、教权制权力、家父长制权力等——所剥夺的“权利”，可以被视为最古老的“人权”。附着于基本人权之上的是市民权，特别是与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有关的财产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皆在启蒙时代的信仰中找到其终极的正当性，即相信个人的“理性”(Vemunft）运作，只要不被压制的话，必然会基于神意以及个人为最明白自己之利益所在的道理，至少会在相对而言最好的世界中产生出来。对于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和经济活动自由的要求一方面为瓦解家产制和封建制的特殊性、促进官僚制的出现扫清障碍，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本的自由增殖、自由支配财物与劳动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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