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译稿：贝蒂.约瑟夫 | 移情：整体情境（全文）

移情：整体情境

Transference: The total situation

Betty Joseph

翻译：钱秭澍

1983年12月7日，周三，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科学会议举办了针对移情的专题研讨会。本文是该研讨会中的一篇文献。

我想在这篇文献中讨论，我们如何在当今的临床工作中使用移情概念。我将强调，移情这个构想是一种框架，该框架里始终发生着某些东西，也总是存在着变化和活动。

弗洛伊德发现，移情是一种阻碍，也是治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他观察了患者与最初客体之间的关系，它们如何携带着所有的浓度，被转移到了治疗师其人身上。弗洛伊德对移情的观点便源于此。斯特雷齐（Strachey, 1934）借用了梅兰妮·克莱因的发现——投射和内投浸染并构筑起了个体的内部客体。他认为，被转移的主要对象不是过去儿童期的外部客体，而是内部客体。理解这些客体如何被构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分析过程为何能带来改变。

梅兰妮·克莱因持续研究了早期客体关系和早期心理机制，或许尤其是投射性认同。她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移情的性质和转移/移情的过程。她在《移情的起源》一文中写道：“从我的经验来说，要想理清移情的细节，就必须认为，整体情境（total situation）、情感防御和客体关系都会从过去转移到现在”。她接着描述道，长期以来，移情一直被理解成是直接指向分析师的，后来，分析师们才意识到其它材料，比如说，患者报告的日常生活等等，都暗示了移情情境中被激发的无意识焦虑。在我看来，整体情境是我们当今理解和运用移情的基础。这是我想要继续探讨的方面。从定义上讲，移情必须囊括患者带进关系中的所有东西，他如何使用治疗师，他说了什么，言外之意又是什么。我们对移情的很多理解都源自我们对患者的理解：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对我们做出什么来产生某些感受；他们如何把我们卷入他们的防御系统中；他们在移情中对我们做出了怎样的见诸行动，又如何努力让我们对他们见诸行动；他们如何向我们传达他们的内心世界——它从婴儿期开始构建，又在童年和成年期进一步细化，这些体验通常超越言语的表达范围，我们捕捉它们的唯一途径往往是我们内在被唤起的感受，也即广义上的反移情。

与移情一样，反移情——分析师内部被唤起的感受最初也被视为分析工作的阻碍，但如今，我们不再认为广义的反移情是一种阻碍，而是分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觉察到我们被使用着，而且有什么东西在持续发生着，我们就可以触及移情的许多其它方面。后面我会详细讨论这一点。例如，移情中必然会有变动，因此任何诠释都不能被视为单纯的诠释或解释，它一定会以一种对患者和其运作方式来说特有的方式引发患者的回应；通过尝试了解患者目前活跃使用着的移情，我们可以最好地判断某个特定时刻患者在哪种水平上运作，以及他的焦虑的性质是什么；移情中可见的转变是那些最终会带来真正心理改变的因素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被转移的是整体情境，那么上述观点都会变得更清晰。

我想举一个简短的材料片段作为例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虽然材料里有不少朝向许多人的个人联想和谈论，似乎等待着被诠释，但是，患者当时的焦虑以及她与其内部形象之间的关系性质都浮现进了整体情境，并活化到了移情中。这些材料来自我的研究生研讨会最近讨论过的案例。那位分析师带来了一个看起来似乎很难充分帮助的案例：分裂样，愤怒，不快乐的童年，父母很可能是情感不在场的。分析师不满于她带来的那节会谈的工作和结果。患者谈论了许多人和情境的细节。

研讨会认为分析师对此的很多诠释都是敏感而且相当恰当的。随后，研讨会开始努力理解更多。成员们提出了对于各种方面的不同观点，但没人对自己或他人的观点感到满意。慢慢地，我们开始意识到，或许这就是线索，我们研讨会出现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治疗师在移情中的问题，移情中大概正在发生着患者内心世界的投射——患者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弄明白发生着什么。她的母亲不能与孩子同调，而且我们怀疑，她也无法弄明白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却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做到，就如同我们在研讨会上正在做的一样。患者正在示范拥有这样的母亲是什么感觉。面对这样的母亲，患者发展出了一些防御：她争辩，或者提出看齐有逻辑的观点，但实际上不能让任何人满意，不过这同样也压制住了无法理解之物带来的体验，让她有了可以抓住的东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确实艰难地详细诠释了个人联想的意义，那么，她就活化了患者的防御系统，假装弄明白了无法理解的东西，而没有努力接触患者的体验——活在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中。这种感觉也会让分析师感到相当不安。因为，比起活化无法理解婴儿/患者的母亲角色，相信自己理解了“材料”是更舒服的。

假设我所描述的是对的，那么发现移情的线索就在于我们认真对待了研讨会中出乎寻常的现象——我们艰难地理解着，也急切需要理解患者带来的个人材料，而不是为这些材料感到迷惑。这种情况本身似乎就很有意义。我们的反移情是要去猜测，被迫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理解。通过对反移情的思考，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线索。我们认为，这使我们能够意识到患者投射性认同了她的内在世界和痛苦中的某个部分。我们也在研讨会里尝到了其内心世界和痛苦的滋味。

我假定，这种类型的投射性认同是深层无意识且未被言语化的。如果我们只处理那些已经被言语化了的部分，我们便没有真正考虑到移情中上演着的客体关系，例如，不理解婴儿的母亲与感到未被理解的婴儿之间的关系，这构成了她人格的基石。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一点，那么，我怀疑，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到某些地方，甚至让材料出现明显的转变，却无法收获可以在治疗结束后持续下去的真正的心理改变。我怀疑在这类案例中，患者非常早期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患者在此之上又构建了一个看似正常或者说伪正常的性格结构，因而能够发展到成年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崩溃，而且，她在生活很多领域中的功能运作都差强人意。如果诠释仅处理她的联想，就只能触及更成人的人格部分，而真正需要被理解的部分通过给分析师施加压力传递了出来。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移情中活化了患者早年客体关系的特点，她的防御组织，以及她传递整个冲突的方式。

我想呈现一个我自己的患者的材料，来继续讨论这一点。接下来的材料展现了：最初，患者以有些理想化的方式体验移情，这体现在他构建起来的气氛中，也与他的过去有关系。接着，当这种情况破裂以后，他早年客体关系和防御中的原始部分浮现了，活化在了移情中，而且，他试图迫使治疗师见诸行动。随后，针对这些部分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进展，也让他的内在客体发生了某些暂时的改变。

我把这位患者叫做N。他的分析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取得了一些非常满意的进展，但这些进展一直不够稳固，而且几乎没有修通任何问题，更别提结束治疗了。虽然实际上我与这位患者一起工作时总是很艰难，但我却注意到一种模糊的舒适感，似乎我十分喜欢这位患者的联想，它们令我相当满足。当我重新开始思考我的反移情和他的材料时，我意识到，我这种相当满足的体验一定对应着患者内在的一种信念——不管我怎么诠释，他都还好。无论我们的工作展现了什么困难，即使我们呈现了他自身造成痛苦的根源，他内在都坚信自己有某种十分特殊的地位，而我的诠释，不过“只是诠释而已”。于是，他的地位得到了保证，他也无需改变。我当然可以继续这样分析，做一些部分正确也不是没用的诠释，探索并解释各种材料，但是，如果他深层无意识的信念一直不被审视，那么，整个治疗就可能变得扭曲。他坚信自己有特殊的地位，而且无需改变。这种信念也有个另外的特点，因为患者还相信，我，分析师，对他有某种特别的依恋或爱，为了我自己，我不会愿意让他走，我认为这是我舒适的反移情体验的基础。

我还想就诠释的性质，简要谈一谈这个材料。如果我们认为移情和诠释本质上是有生命的、体验式的且变化的，是活动的，那么，我们的诠释就必须表现出这一点。N逐渐反思到他的无意识信念——他坚信自己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的工作大多是模糊的、不真实的，而且我对他有特别的依恋，等等。这些内省力的出现令他痛苦。从成长史看，患者是最小的孩子，也是母亲最喜欢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人。虽然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令他母亲非常不开心，但他父母仍然终身生活在一起。如果我把患者的无意识信念与他的过去迅速联系在一起，我会感觉更舒服，但要是我真的这么做了，就会又一次正中患者信念的下怀——诠释“只是诠释”而已，我并不真的相信自己在说的话。在我看来，重要的地方在于首先暴露深层的假设，于是，虽然痛苦，它们便可以在移情中被患者当作心理现实来体验，只有后来才慢慢地把它们与他的过去联系起来。后面我会回过头讨论联系过去的议题。

接下来，我将带来上文讨论的情况发生不久后，N呈现出来的材料，以此展现当全能的、地位特殊的幻想不再主导移情时，早年的焦虑以及心理冲突的进一步活化怎样进入了移情中，怎样浮现在梦里，梦中的内容又怎样活化在了移情中。在这个时期，N虽然有了内省，却依然容易陷入到某种被动、绝望的受虐状态中。一个星期一，他带来了下面的梦。（我只会呈现梦和我对梦的理解，而不会呈现整节会谈或他的联想。）

梦的内容如下：

发生着某种战争。我的患者在海边的一个房间里参加会议。人们围绕桌子坐着。当他们听到外面有直升机时，他们从声音判断，直升机不太对劲。我的患者和一名少校离开了会议桌，走到窗边向外看。直升机出了问题，飞行员用降落伞逃了出来。还有两架飞机，似乎在监护着直升机，但它们飞得太高了，看上去特别小，没法帮忙。飞行员掉进了水中，我的患者想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给外套充气，他是不是已经死了，等等。

我不会详细说明我的诠释所基于的材料是什么，但整体而言，我向患者展现了我们可以如何来理解持续发生在患者与我之间的战争——在梦中，他转身离开了在桌子上举行的会议，而在这里，他也离开了每次会谈中持续进行的分析工作。当他看向外面，知道不对劲的时候（就像直升机），他看到那里有一个分析师，我，两架飞机，两个胳膊，两个乳房，监护着他，努力想帮助他，但他痴迷地看着另一个方面，也即他的另一个部分，那个飞行员，这个部分正处在困境中，陷落着，即将死去——这是他所着迷的受虐的世界。我指的是他倾向于沉溺在痛苦的倾颓中，而不去接受并享受帮助和进步。

这时，随着那次会谈的继续，他似乎很好地触及了这些诠释，也在重视自己对受虐的着迷。第二天他前来会谈，说上次会谈分析梦后，他觉得很不安。他以各种方式谈论了上次会谈，他对战斗的担忧，他觉得如何糟糕，不管分析中发生了什么，他都似乎不知怎么地陷入了这种拒绝和战斗中。然后，他继续说，被卷入这种情境时，他会感到兴奋，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他谈论了那天发生的各种事情。这听起来像是内省，甚至是关心（concern）。某种角度上这确实是内省，但他的语调（平，近乎无聊）给我一种感觉：他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是二手的，似乎他在用这种表面上的内省来抵挡会谈中的进程，仿佛某种针对我的战争正在进行着。我把这些呈现给患者看，他用一种阴沉的声音回答道：“看起来，没有哪个部分的我真的想要做分析工作，想要合作”，等等……我听到自己开始向他展示这并不是事实，因为他其实前来分析了，随后，我意识到，我正在充当他身上的那个积极的部分，他身上能够领悟和工作的部分被投射进了我内部，我因此被困住了，要么我活化这个积极的部分，于是他就无需为其负责，也无需肩负认识到这个部分的责任，要么，我就必须同意他身上没有真心想要合作的部分，等等。无论哪种情况，都找不到出路。

我的患者看到了这一点，说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很明白，但他觉得抑郁，他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会谈越来越卡在一个地方——他认为自己能理解，却对此无能为力，也无法用此做些什么。（我认为，前一天的梦恰好能部分描绘这个情景：当时他痴迷地观察着即将溺亡的飞行员，而我是飞得高高的飞机，无法帮忙，而此刻，他正痴迷于自己的话语，例如“我明白，但这帮不到我”。梦现在活化到了移情中。）

我认为，我们还可以从这里看到移情是多么满载着意义和过去——它讲述了患者怎样转身离开那些好的、喂养他的客体，我怀疑他一直在做着这样的行为。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他把自己的爱意投射进母亲，扭曲了爱意，并借此巩固了他对母亲的意象——她强烈地引诱着自己。当他面对女性时，这种焦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她很可能对自己最小的儿子可能确实是充满引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患者怎样利用了这一点。何时又是否要诠释这些议题？这是我此处唯一能涉及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强调移情，因为移情关系中存在着某些一直在发生着的东西。不过，我们也知道，本质上说，患者的过去，他与内部客体之间的关系，或者他对内部客体及其形象的信念，都是这些正在发生着的东西的基石。

我认为，当我们把患者的移情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时，我们需要帮他们建立起自身的连续感和个体感，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分离，帮助他们从早年的、对过去更扭曲的感受中摆脱出来。这可能带来许多理论和技术上的疑惑。例如，如果患者在婴儿期从来没有体验过带有好特质的客体，那么，他能在移情中发现这种客体吗？我不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怀疑，如果患者在婴儿期遇不到自己能够放置某些甚至是很少的爱与信任的客体，他就不会寻求精神分析了。他会独自走向精神错乱。但是，患者此前一直在深深防御或逃避体验某种关系，通过追踪移情中的变动和冲突，我们可以让这种关系中的感受再次变得鲜活，也能让它们更牢固地扎根在移情中。我认为，我们不是完全崭新的客体，而是更稳固、更有力量的客体，因为我们可以在移情中修通强烈的、深层的情感。我已经在N的案例中尝试展现了这种变动，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身上的温暖和珍视明显活跃起来，但我坚信，这些部分以前就微弱地存在着，被大量地驱逐掉了。我认为，现在，这些情感获得了自由，并且被增强了，而他对客体的意象也随之转变了。

还有一个疑惑是，何时以及怎样诠释与过去的关联，进行重构。我觉得重点在于，如果这样做会扰乱会谈中发生的事，或者无法带来某种探索性的讨论或实践，就不要做出这种联系，应当等待热度过去，患者能够充分接触自己和情境，而且想要理解并帮助建立连接时再做。即便如此，联系过去依然可能被用作防御。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技术问题。

我想要再次讨论我之前提到的观点——我认为，移情是一个场所，我们在其中不仅能看到患者使用的防御的性质，也能看到他的功能运作处在何种心理组织水平上。为说明这一点，我将带来一位我称之为C的患者的材料片段。他有些强迫性人格，生活严重受限，在开始治疗前，他从未认识到其严重性。我开始感受到，在控制、优越和刻板的强迫结构下，有种基本的恐惧症组织。我尽量缩短材料，只呈现其基本框架。

某周，C提出想在周五的时候早来十五分钟，因为他要赶火车，去曼彻斯特工作。那是我周五的第一节会谈。随后，他开始极其详细地、强迫地谈论他担心周五赶不上火车，会堵车，等等，以及他会如何确保解决这些问题。他也讨论了他担心因为不出席而失去某个俱乐部的会员身份，谈到某个朋友在电话里有点不友好。我详细诠释道，他因为周末的到来而觉得自己不被欢迎，被排斥在外，而且他不想离开，需要继续留在这里或者被关在里面。但这些诠释似乎没有触动他，也没有帮助到他。但是，当我向他展示他需要待在里面，保持安全时，他开始说话了，此刻他的语气非常不同而且平稳。他说这个问题很像他在换工作、换办公室、换新衣服时遇到的困难，他如何卡在旧的东西里，虽然他现在衣服已经不够穿了。接着他说，在换车上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时，我认为，某种有趣的事发生了。虽然他说的一切看起来既准确又重要，但这些想法没有再被思考，它们变成了词语，是他沉没其中、被深深吸引的具象的分析式客体，仿佛它们是某种生理躯体的心理伴随物，是他在会谈中可以撤退进的地方。既然此时我们的观念被体验成是彼此完全合拍的，而且他可以撤退进去，那么，他就可以避开心理和身体上的分离问题。当我向C指出这一点时，他被震惊到了，说：“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曼彻斯特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就像一把刀插进了我身体里”。我认为，这把插进去的刀不仅仅意味着我把现实推进了他的脑海中，也代表他与我之间插进了一把刀，它把我们俩分开，让他意识到他与我不同，而且在外面，这立刻就引发了焦虑。

我用上述材料展示了他的强迫性控制，以及他对自身和我做出的安抚。我就此做出了诠释，也随之诠释说他需要回避分离和新事物等等，需要待在里面。但是，这些诠释没有被患者体验成有帮助的解释，而是被用作具象的客体，用作我的某些部分，他可以防御性地躲进去，驱除与分离有关的更恐怖的精神病性焦虑。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水平的运作——强迫防御着恐惧都活化在了移情中。当我向他指出，他在平稳地防御性地使用我的话语时，当我借此处理那些更深的层面时，患者把我的诠释体验成像刀一样，而那些深层的焦虑也重新浮现在了移情中。总之，这些材料与我们在研讨会上讨论的案例很类似。在这些情境下，如果诠释和理解停留在个体联想的层面上，既与整体情境截然不同，也完全不同于分析师使用自身和话语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正在被拉入一种伪成熟的或者更神经症的组织中，错过了那些更精神病性的焦虑和防御。一旦我们考虑到被见诸行动在移情中的整体情境后，这些精神病性的部分就会显现出来。

在本文中，我所关注的是移情中活化着什么。在最后这个案例和最初的案例中，我努力展现出：诠释很少被单纯地听作诠释，除非患者接近了抑郁心位。然后，诠释和移情本身会变得更现实，更少承载幻想层面的意义。运用分裂、投射性认同等更原始防御的患者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听”我们的诠释或“使用”它们。如果我们想要澄清移情情境、患者的自我（ego）状态，以及他的感知正确与否，我们就需要区分患者“使用”的方式或“听”的方式，以及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有时，我们的患者会以更偏执的方式听我们的诠释，例如，把它们听成批评或攻击。C，沉迷在我的想法中，随后把我的诠释听作一把插进他身体——我们之间的刀。也有些情境看起来与此类似，患者似乎被诠释困扰，但实际上，他听到了诠释，也正确地理解了它，却无意识地以某种主动的方式使用了它，也借此牵涉进了分析师。

我认为，N没有把我对他的梦的诠释听成是残酷或严苛的，但是，他无意识地用它们来受虐性质地责备、打击、折磨他自己。于是，他在幻想中把我用作打击他的人。或者，回到C的案例上：他确实正确听懂了我的诠释和它们的意义，但是，他没有去思考这些话语和想法，而是无意识地做出行动，让话语飞速转动，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与之交流。他进入了这种活动中，也试图把我拉进去。这种活动既浸染了移情情境，也构筑了移情情境的结构。它们同样有着重要的技术启示。

概括

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讨论我所认为的我们当今使用移情这一概念的方式。我强调应当把移情看作是一种有生命的关系，其中存在着持续的变动和改变。我也指出，患者心理组织中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基于他早年的、习惯化的运作方式，他的幻想、冲动、防御和冲突，而且它们都会以某种方式活化在移情中。除此之外，分析师的所有方面或者他说的所有话都可能让患者按他自己的心理伪装来回应，而不是按照分析师的意图和分析师给诠释赋予的意义来反应。我借此讨论了：我们的患者通常会以超越他们个人联想和言语的方式向我们沟通他们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只能通过反移情来判断。整体情境转移自过去。以上就是我认为在整体情境这个议题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某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