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我们可以确定，北魏平城时期已经有了“楷书”的概念，因为公元425年，太武帝下达的整齐文字（前面说过这件事）的诏令中就有“篆隶草楷，并行于世”一语，这里的“楷”，或许指无波磔的正体字。这种“无波磔的正体字”虽然不是后来标准的楷书，但在北魏时期，就是当时的“楷书”。这种“楷书”，大多是所谓的“体兼隶楷”的书迹，或者称之为“隶真的化合体”。这种“化合体”实际上就是类似后来洛阳时期的《始平公》《张猛龙》等“正书”，后来被称为“魏碑”的书体。它不是标准的楷书，也不是标准的隶书，是二者之间的一种书体。这是“魏碑”的书体特征，它“体兼隶楷”。但一定要解析清楚：北魏时期的书手，在书写这些书迹的时候，心里是预先确定要书写隶体或书写楷体的，后来以“正书”统称这些“魏碑”书体之后，实际上是把当时书手分别对待的两种书体混为一谈了。于是，我们可以分别观察北魏平城时期“体兼隶楷”的刻石书迹了。大体来说，这类“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学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而杂有楷式的书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隶多于楷者，可作隶书视之。第二类：作者想书刻成隶书，刻写出来的体态却像楷书，所谓“隶而近真”者。第三类：作者写楷书而带有隶式，可作楷书视之。由此而论，被人们称为“正书”的“变态”书迹，体态近于隶书或近于楷书仍然可以分别归于隶书和楷书两种类型。平城时期的楷书，最为珍贵的名品当数《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如图：
是的，这些书迹提按顿挫昭然若揭，锋杪使传如现目前。书写者用笔灵动，笔致清俊劲挺；横向笔画细，纵向笔画粗；笔画的起笔处都有明确的顿按，撇画都是是尖撇，横画的收笔处大多按锋，折笔处是按笔撇出，点笔一概写作左斜点；结体上是上紧下松。当然，也有隶书的残留，比如，竖钩一律是平挑，撇笔和捺笔舒展，体态呈左右分张之势。注意，这些书体，结体欹侧的姿态并不明显，不如北魏后期楷书那么严整。
显然，这些书迹结体平正，字势呈横势，笔画粗厚且方锐，已渐渐呈现出“魏碑”的某些特征。
此碑笔画方棱丰厚，具有俯仰向背的恣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康有为所肯定的，只是风格上的地位，如果探讨北魏楷书的发展史，此碑尤其重要。审视此碑，我们会发现，洛阳时期的“魏碑”正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倘若此碑楷书的撇画和捺画写得舒展一些，它的品相就与洛阳时期正体的“魏碑”楷书如出一辙。显然，平城时期《晖福寺碑》一类的楷书样式就是洛阳时期正体“魏碑”楷书的先导。南方进展快，二王一脉的楷书吸收了早期行书一拓直下的笔法和内擫（yè）的笔势，体态是欹侧的“斜结”，基本上剔除了早期楷书的隶笔；北方的进步慢，平城时期的楷书还保留着许多“新隶体”的平直写法，平城时期的楷书字脚以“平脚式”和“右低式”两种为常见，体态是横向的“平结”，因此，它们杂有古朴的隶式，具有浓郁的隶意。如上所述，平城后期的《晖福寺碑》才出现了楷书“斜结”的端倪。比较趋近东晋南朝的楷书，但结字大多是“平头式”和“平脚式”，欹侧而耸峙的姿态尚不明确。行草书北魏行草书迹罕见，近年出土的平城时期的瓦文中，“相、李、胡、人、秋、得、桃、夏、贵、孙贵”等字是行草书，如图：
我们才有幸看到它的真实面目。其中一个“李”字，姿态挺拔，神气十足，最为精彩，先横后竖，第三笔连贯而下写完全字，笔势之流行，近乎“一笔书”；“夏”字“目”的三横是借“又”的第一笔斜带而过，简省之极。这两字是典型的行草书。下一篇，我们开始说北魏书法的重点，即洛阳时期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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