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2）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孟孙、叔孙、季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个时候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对于国家来说，大臣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那么就像大树一样，树枝太粗了必定会伤到树干，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到了两汉，天下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根基未固，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外戚掌权的祸乱很严重。霍光、邓鹭、窦宪、梁冀这些人接踵而起，权势炙手可热，王莽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汉朝江山。这时候的政治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如果没有显贵的家世或资历，绝不敢妄想独掌大权。

像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他们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声望相当之高，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可以当皇帝，却仍然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汉朝皇帝的脚下，丝毫没有后悔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效果。但在这时候贵族独掌大权的风气还是没有衰绝，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等到董卓出现之后，天下的实力派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高位，为有功的武人成为权臣开了头。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按照曹操的方法行事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又比如秦朝的商鞅、西汉的霍光、东汉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依靠，只靠着自己的才能学问赢得皇帝的信任，担任重要职务，实行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全国上下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权倾一时，几乎有些近代立宪国家首相的意思。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权臣里的败类则是些只会巧言令色、讨好皇帝、窃取大权、祸害百姓的人，比如秦代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佗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强盗与斗筲之徒，不值得充数。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以上四种类型把中国几千年来称得上权臣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简而言之，时代越远，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是和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的，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希望出现一位能力强的帝王来使天下安定，因此对权臣现象感到深恶痛绝，并建立理论体系和准则，多次强调这一思想。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的名义强化君权。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专门靠这种思想来统治天下，皇帝和臣子地位的尊卑越来越明显，天下人这时才开始认为权臣是应被指责的对象。

尔后的两千年里，他们都用这种观点作为思想核心来教育民众，宋朝时经过学者的弘扬，这种观点越来越稳固。凡是缙绅等上流人物都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避免与权臣沾边儿）。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以消除人心中骄横的枭雄气概，不做超越儒家忠君思想的事情。

像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李鸿章，都受这种观点影响很深。另外，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对国家兴亡的原因、补救危亡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一代比一代周密，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例子到汉末已经消失。刘秀、赵匡胤这些人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待遇，解除其兵权；刘邦、朱元璋这些人则是抓功臣的罪状，稍有怀疑，就杀光他们全家。虽然他们对待功臣宽厚和残忍的手段不同，但在消除臣子权力、保证君权强大上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对付他们。不论是当了十年宰相，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跟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因此，在重要高位上善终的没有几个，只能用持盈保泰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难道是这些人的修养和性格比古人好吗？都是被形势逼的。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怀有野心的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随心所欲，天下也因为这个而太平多了。而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惕，只希望避嫌，虽然有些大事是应该据理力争、亲自去做的，但也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这个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渐渐形成的。

满清入主中原

到了清朝，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清王朝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部落，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入主中原。靠着几十万外来人民来驾驭、驱使上亿本地居民，一定会让人产生你我有别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云南、福建、广东三藩那时候，任命投降武将为封疆大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后来终于竭尽全力平定了他们的势力，形成了此两百年来，只有满人官员成为权臣，没有汉人官员成为权臣的。像鳌拜、和坤、肃顺、端华这些人，凡是能和从前的权臣相比的，都是满人。除去开国那一次，每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靠的都是八旗兵，任命亲王贝勒或满人大臣做统帅。在平常里，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都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即使像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在国家重要政策上也插不上嘴。虽然他们的地位很尊崇，声望很高，实际上只不过是弄臣而已，剩下的百官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和珅

因此，在咸丰朝之前汉人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文武官职（做将帅的偶尔有一两人，则是汉军旗人）。后来洪秀全、杨秀清起兵造反，赛尚阿和琦善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率领最精锐的八旗兵前往征剿，不断贻误战机，致使洪杨实力壮大。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才知道八旗兵靠不住，才开始委任汉人掌握实权。因此，金田起义实际上是满汉官员权力消长的开端。等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湖北起兵，已经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时，（朝廷）仍然命令官文（满人）以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的朝廷虽然不得不靠着汉人，但又怎么可能一下子真心信任汉人呢？曾国藩、胡林翼用尽全力和官文搞好关系，每当向朝廷汇报请示，总是请官文领衔，每次上报军功，也总是要将头功记在官文头上，捷报须官文认可方才上奏。这种谦让的风度固然可敬，但这份苦心也着实可悲。

曾国藩

从《曾文正公全集》里可以看到，自从打下南京之后，曾国藩每天战战兢兢，如芒在背。就是曾国藩这样精于人情世故的人还要在这方面担心，何况李鸿章的自信还比不上曾国藩呢？因此，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李鸿章的地位比起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国的大臣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时势的原因。

要说明李鸿章的地位，就不能不明白中国的官制。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从表面上看，可以称得上位极人臣。但是，清朝从雍正时代以来，政府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从同治时代之后，地方总督、巡抚的权力越来越大，但也是要看具体的人，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对于国家政治上的正确举措与失误，军机大臣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虽然李鸿章做总督、巡抚的时候和一般的总督、巡抚不一样，但是要把近四十年来政策上的失误都归结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那么有些事也不是他应该承担的。试举同治中兴以来比较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

胡林翼

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

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

第四，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

第五，刚毅，荣禄时代，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至今。

按语：以上可以看到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现象。在太平天国、捻军造反以前，汉人是没有真正执政掌权的，文祥和沈桂芬两人实际上是汉人执政的开端。在他们之后，李鸿藻、翁同龢两人将位置传给孙毓汶、徐用仪两名尚书。

李鸿藻

抛开这些人的才能品行不谈，在同治时代以后，不光是封疆大吏汉人要占据大半，就算是内阁中枢，汉人的实力也迅速猛增。但到了一八九八年八月之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里面的内容说来话长，就不细说了。

由此可见，这几十年来和李鸿章共事的都是些什么人。抛开他们的才干、人品不谈，这些人都不是和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信仰一个主义的人。

翁同龢

李鸿章对俾斯麦所说的话还是很有根据的，而且还有一些唯唯诺诺，只会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夹杂其中，这就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我的这种说法并非有意偏袒李鸿章而为他开脱。即使李鸿章真的有实权，能够将他的理想都付诸实践，我敢断言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绝不会大大超过现在。为什么呢？李鸿章本来是个没有学识的人，假如他真的是个豪杰，那么凭着他所取得的地位，怎么会无法取得更高的成就，在天下培植自己的势力，来推广自己的政策呢？像格莱斯顿、俾斯麦这些人，他们难道不会遇到阻力吗？所以，想为他当辩护人也很困难。虽然如此，但是要把中国政策失误的责任都归结到李鸿章身上，对李鸿章固然没什么可同情的，但那些执政误国的内阁大臣反倒有理由逃脱罪责，而我中国四亿国民中那些放弃国民责任的人也将无从认清他们的罪责。正因为我看到李鸿章有这样的处境，所以不得不为他反复辩护。他的功劳、罪责以及他的人品才干将要在后面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