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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 | 2023年08月13日 陈 兴
刻辞卜骨卜问天象，其中有“云”“虹”等字
刻辞卜骨记载了商王田猎时发生的一起车祸 龙骨成珍本偶然，先王占卜始窥玄。 廉生积学知奇物，刘鹗藏龟辑拓篇。 百载风云多创见，四堂遗范领时贤。 契痕斑驳留殷鉴，洹水光华待考研。 距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已经过去了一百二十多年。在这一百二十多年里，对殷商文字及其历史的考据，成就斐然。我并未深入研究甲骨文，仅凭着对古老文字的兴趣作了一首诗，并聊缀数言，为古代文明的传播做些介绍。 如今公认的甲骨文的发现者，是前清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字廉生），1899年他因病配药，在一种名为“龙骨”的龟甲、兽骨方药上，发现了契刻的疑似文字的图案。通过广泛的搜集与研究，他认为这是殷商时期的遗物。先民无法理解许多自然现象，又认为福祸吉凶随时变化，只好求诸于鬼神。他们觉得占卜是和鬼神沟通的方法，每逢祭祀、战争、田猎、疾病、人事等重大时刻，都以占卜来判定吉凶，用龟甲、兽骨把卜辞记录下来。占卜的方法是取龟甲（以腹甲为多）或兽骨，磨削平整，在背面钻、凿小洞，以不穿透表面为限。祝祷后，用烧热的树枝灼背面，使其出现裂痕，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判定吉凶，再把卜辞、占卜结果、占卜次数等刻在甲骨上。据说甲骨占卜在商以前就已出现，但因文字处于雏形，尚未发现刻有卜辞。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为中国文字史及中国历史重新定位。可惜第二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慈禧太后逃往西安，王懿荣感到为臣深受耻辱，自杀殉国。 王懿荣殉国后，其子将甲骨转卖给父亲的好友刘鹗（字铁云），即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编辑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辑录。孙诒让也是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受《铁云藏龟》的影响，他在1904年和1905年撰写了《契文举例》《名原》二书。 罗振玉（字雪堂）和王国维（字观堂）对甲骨文有深入的研究，撰写了不少著作。罗振玉鼓励刘鹗出版《铁云藏龟》并为之作序，表明“龟甲文字可以代表中国文字之起源”。通过研究，罗振玉发现甲骨来自洹水流经的安阳小屯村，便派人在当地收购了近两万片甲骨，并作分类；他还到安阳实地考证，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确定甲骨出土处是殷王朝的都城，著有《殷墟书契考释》等书，为后世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王国维是把西方的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引入中国的先驱，他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证的所谓“二重证据”法，将乾嘉以来的传统考据学方法与西方的实证科学方法相结合，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创立了新方法。他的著作很多，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等，对甲骨文研究有开拓性的功劳。 此外，郭沫若（字鼎堂）在避居日本的十年间也钟情于甲骨文研究，出版有《殷契粹编》。董作宾（字彦堂）根据出土的甲骨考订先王世系，补充了史前资料。因这四个人的字里都有“堂”字，故称“甲骨四堂”。 最早研究甲骨文的日本学者是明治、大正时代的汉学家林泰辅，他的《龟甲兽骨文字》是日本第一部甲骨文研究的著作。日本知名的甲骨文研究学者还有贝冢茂树、松丸道雄等。加拿大的明义士于1917年到殷墟考察，他一待就是十五年。明义士的著作颇丰，特别是他临摹了2369片甲骨，出版《殷墟卜辞》一书，开摹本著录之先。 在中国，除了“甲骨四堂”，李济、梁思永、陈梦家、容庚、马衡、胡厚宣、朱芳圃、唐兰、商承祚、于省吾、张政烺、屈万里、饶宗颐、李学勤等人，在甲骨文研究上也各有成就，相关研究得以不断深化。 回顾甲骨文研究的百年历程，可知初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紧接着日寇侵华，民生凋敝，前辈学者在极其艰辛的环境下，一直坚守学术阵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傅斯年派出以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为首的团队，先后十五次到安阳组织发掘，发掘工作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止，在这十年间收获颇丰。特别是1929年第三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时，考古队在大连坑南井井口发现了四块叠在一起的完整龟甲，龟甲上共有二十一条卜辞，有一字多次出现，董作宾经过细致研究，认为这是“贞”字。他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一文，提出“贞人”的概念，“贞人”即占卜的人；这一重大发现，令甲骨学研究进入新时代，“因贞人以定时代”的甲骨文分期断代标准被确立。由“大龟四版”的发现，还总结出甲骨卜辞的书写体例，一条卜辞由前辞（叙辞）、问辞、占辞、验辞组成，这对释读甲骨文有莫大的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恢复了对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才华横溢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自1932年随闻一多转学考古，后来撰写了七十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为甲骨学研究作出很大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术活动近乎停滞，直至1976年发掘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墓，出土大量陪葬品，为研究史前女性参与战争提供了一批实物资料。 改革开放后，甲骨文研究枯木逢春，年轻学者辈出，加之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越发丰富，有现代科学提供支持与帮助，前途更显远大。在释字、释文，疏理世系年支，订正史前历法、地理及对贞人的考证以至对历史事件的辨识，对古书记载的勘误，特别是典籍记载缺如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以前的朝代年份方面，均有补充和订正。在利用甲骨卜辞，结合钟鼎铭文和历代文献记载，对先民生活状况、祭祀礼节、社会关系、人情物理、生产水平的考据方面，也有莫大的成就。可以说，甲骨文研究正向着综合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1996年，由国家科委主持，以李学勤教授等为首席顾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甲骨文的取证便是该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古老的文明对今天的社会仍是“殷鉴不远”。 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及文明的了解，彰显着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繁荣程度。有些人认为这些历史遗物已无现实意义，远古的文化是愚民的工具，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殷墟文物的出土，对疑古派的论调作出有力的反驳，用实实在在的文物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例如屈原的《天问》和《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典籍中提到的王亥，是“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始祖，由甲骨文的记载证实他为商代的第七位君主，“高祖亥”原来是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 甲骨文的发现，也令中国的书法中多了一种书体，而且是最古老的书体。中国书法一直以楷、隶、草、行、篆为主要书体，而甲骨文是契刻的文字，瘦硬通神，有独特的美感。用毛笔书写甲骨文时，以线条的疏密变化、运笔的轻重徐疾，还有藏锋露锋来营造韵律感，具有清雅、朴素之美。因甲骨文的笔画基本上由直线和曲线组成，十分单调，这就意味着在书写时要谋变化、求生气，与此同时笔意要连贯，其实比其他书体更难处理。由于能识读甲骨文的人不多，书写者往往附有释文，以便让人看明白。 罗振玉集甲骨文字成书法，编有《集殷墟文字楹帖》《集殷墟文字楹帖汇编》，开甲骨文书法之先河。而后王国维、董作宾、容庚、丁辅之、章钰、简琴斋、黄宾虹等，都以甲骨文书法名世。罗振玉是较全面的甲骨文书家，由于他在甲骨文领域深耕多年，其甲骨文书法于分章布白、字形神采上彰显出大家风范；黄宾虹是著名画家，其甲骨文书法以画入书，别具一格。但甲骨文书法的局限较大，因字不够用，很多现代字词只能通过造字或替代的方式来解决——造字是把字的某些部分拆拼重组，替代是用别字代替。甲骨文字的构造，已有“六书”的端倪，如象形、会意、假借等。 虽然在这一百二十多年里，甲骨文研究的成就斐然，但要考证、探究的内容还有很多，单释字一项，在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中约有四千多个单字，如今能释读的只有两千五百多个单字。至于释文，能读懂的也不多，而且现在通经典、明古史的人才缺乏，年轻学者在基本功上不能和前辈学者相提并论。特别是商业化社会影响了做学问的人，今人与前人的一心一意、不怕艰苦、不计报酬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现代社会，研究的便利性远胜当年，但学者的精神，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培养。如今的大学，基本上都是重视科学而忽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在品格上有缺失。所以，我们要以研究甲骨文的前辈学者为榜样，持续推进甲骨文研究，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懈努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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