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青山： 父亲的回忆

父亲的回忆

青山

早在我出生之前父亲就当了大队支书，期间在八十年代中期退下来后，到九十年代初又被组织安排当了几年村长，当村干部累计三十年以上。在他们那个年代，连机关干部都还没有退休一说，这种情况实在是个普遍的存在。至于毁店子坪葛麻架和竹林抬田、再修敞房河坝十余亩秧田、在冷子沟口修梯田有了个新地名“新田塝”这些事都发生在父亲的任内，是父辈们“学大寨”与天斗与地斗的杰作，是在大气候下的成就也就算了，但在大集体年代带领群众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壮大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后遗留下来的几件事，让做过多年乡村工作的我亦甚是感佩，有时想，父亲的工作也甚合当今的农村工作之精神，算得是风水轮流转了。

第一件事就是办“社队企业”。这都不稀奇，就如当下每个村都办集体合作社一样，是时代潮流和工作要求。在这里要说的是父亲的眼光，当时从四川流浪上山里来的都叫老叶，后来我们叫“叶叔”的，在公社综合厂跑合同搞销售正红火时，四川老家来人搞阶级队伍调查，虽然逃脱了牢狱之灾，但是公社综合厂却不能呆了，就在叶叔去无定处之时，父亲顶着阶级觉悟不高的风险，请叶叔到我们大队落户，领办大队综合厂，到包产到户后“一脚踢光集体经济”完成彻底的单干潮中，村综合厂已有先从村再到乡最后入驻县城的皮鞋厂、公社街道上的综合商业门市部、米面加工厂以及在村的木材加工厂、小水电厂等大大小小五六个企业。

下来的两三件事都是基于大队综合厂的发展的。其一是大队综合厂在有了一些积累后，修建了大队的发电站，全大队除极个别吊庄户外都用上了电灯。之后，公社与大队协商，将电线延伸到公社机关，再后来到街上的群众也要照明，经谈判让出桥头一块地方修了两层小楼，将在村的皮鞋厂迁到政府驻地的街上，换来了街上队的用电照明。现在看来已经是落后到不值一提的些许小事，但在四十多年前的当时实是走在了大多数西部农村的前头，直到十年后我工作的头两个地方，记忆中公社干部的标准配置还是玻璃罩子煤油灯、绿水壶这些生活设施，小电站还都在修建之中。

再就是通村路了，因为大队综合厂有大量的木制品要销售，记得进村第一段两公里路是公社抽调全公社民工修建的，其后在包产到户前后大队出资购买炸药雷管导火索等“火攻”材料、铁锤钢钎等修路工具，再发上“菜金钱”补助，由群众出工几次将公路延伸到上沟两个生产队人户集中的地方，直到九十年代后期集体企业瘫痪缺了资金的支持才停下了改造村上面貌的步伐。

这些成绩的取得自然是当时“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队领导集体和全村群众共同努力的成果，亦确实是段那辈人值得骄傲的奋斗史了。至于后来成为了全县知名的“乱村”，多有说是父亲那辈人不注重培养接班人之失的缺憾的，但县上掌握“改革政策”的一些人阻挠村集体终止未到期合同，致使皮鞋厂在承包人病故后没了强有力的管理者而终使原本兴旺的厂子由生产到半停产再到形成多角连环债被银行拍卖，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般被各个承包人借故拖欠承包费、联合抵制村集体实施清产核资进行新的承包管理，导致集体企业垮掉，那些未能处理到位的集体资产成为了全村群众凝聚力散失的核心原因却是不言自明的。其实这个过程与后来许多所谓的 “企业改制”实为化公为私一般，同农村改革一步步地分光集体土地、山林，卖光集体房屋，分完发挥平衡人地矛盾和补偿公益事业作用的“机动田”的历次改革一样，算是小山村碰巧赶上了大时势的一次相得益彰若然罢了。

所谓政声人去后，更何况在当今中央关注民生带来的农村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前，这些成绩之渺小到了都不值一提的地步，顶多只是老辈人围炉取暖时偶尔的点滴往事回忆，在衰老的生命中闪现的那代人的奋斗精神之火星。不知哪位哲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伟大历史精辟地总结为解决“挨打、爱饿、挨骂”三个阶段中，算的是解决“挨饿”时的一点点“奢侈”罢了。按照伟人的“把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教诲，把好事办好且早早地办好事也算得是共产党员的本色了。

作为父亲这个角色，在母亲活着的年代里，在兄弟姐妹的记忆里就是个甩手掌柜，家务从没见其做过哪怕一丁点，甚至连吃饭时碗空了也都是后辈们去添，坐在其身边的经常是“爆栗子”敲到头上，抬头才知道父亲的饭碗空了，管教子女的事也轮不上父亲。直到母亲突然离世，父子亲情才被唤醒，那已是包产到户后的事了，其时我已去汉中平原读中专。在工作了半年左右的一次回家时，父亲才和我谈些弟弟们的学习生活。母亲去世后小弟又上了三年初中，而活泼灵动的性格却渐渐地退却而至于阴郁沉默，偶然地收到父亲的家书，于是请假从金水河翻越金家坪大山回家，遵父嘱劝小弟读高中，然而无效，再后来父亲又几封书信说十四五的半桩小伙子，身材尚未发育成熟，舍不得让正长身体的嫩肩膀过早地被繁重的农活压垮，在家做饭喂猪半年多了，父亲承担了大部分的重活。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觉得一个男人早早地做这些女人才做的家务事不利于小弟的成长，说已与姐夫谈妥，让小弟到城边上跟姐夫学徒做木匠，这才成就了小弟的走出村子到县城打工的生涯。其时三弟早已经进入大队皮鞋厂做工了。

相对于母亲，父亲的性格要柔和一些，但柔和并不就是柔弱。已过二十的曾有过暂短的语言时光的二姐已经完全失聪，虽然打米办面煮饭喂猪的家务活和一般的农活都能胜任，然终归于呀呀不知所云的聋哑人行列，母亲不愿弱女去受旁人的“嫌贱”而多次谢绝了媒人的提亲说要“养老女”，随着母亲的离去，父亲却被不断踏进门的媒人说活了心思，于中选择了现在的二姐夫将其嫁了出去，所幸生养了一双心智健全的子女，在过上自己的小日子后也使俩老儿有了晚景的依靠。安排好子女，刚刚跨过知天命门槛的父亲进门一个人出门一把锁形只影单地侍弄着几亩土地，点种点木耳香菇，就又有人来撮合父亲找个老伴，虽然没了稚子弱女受委屈的近忧，几年的时光却也习惯了单身和又有了怕给后人留下养老的拖累之远虑，终于刚强地在先是孤独之后慢慢的有了孙辈的陪伴这才由苦到甜地生活下去，在收获了子女的尊敬的同时也留给了后辈些许的遗憾。

上世纪末，相隔三十多年我又一次生病住院，年近七十的父亲再次陪伴我，叙及许多往事。可惜的是记忆是最靠不住的，到提笔时就只剩那些加强甚至是被时光修改了的记忆了，也就是我一直想努力弄清楚的一些事情，比如向地主租佃田地的过程。田地上庄稼都收割完毕，空闲下来的时节就在深秋和冬季了，一般说来佃户就要去东家谈租种田地的事了。大抵是先得准备两块银元作质押物，还得礼节性的拿上点礼物做见面礼，一般就是一升稻谷或一两升包谷，去后东家一般会在火塘里烧上一堆洋芋或红苕作为招待的饭食，懂行的佃户一般是无视烧焦的洋芋皮和嵌有泥沙的熟红苕，接过手拍拍火灰便直接啃食，且还要一口气多吃几个，自然不免弄得满嘴满脸灰尘，但东家看了年轻人食量大也就是身体壮实，不剥洋芋皮也就是爱惜粮食，多能谈妥租地的事，多大面积“几石课”的地租这些具体事，自然有管家或管事的子侄领到地块现场去看和谈，地租一般视田地肥瘠而定，地肥水便的熟水田地租多在水稻产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坡地和贫瘠的旱地一般也在产量的一半以上，俗谓“几石课”的地。如果吃烧洋芋时细心地剥皮慢咽吃上一两个即罢的，会以为不是下苦人多难谈拢。继续佃种的户，春节依例还的去给东家拜年，礼品依旧是一两升土地的出产，管了烧洋芋的饭后有时也有回赠，或一碗白米或几个铜板的压岁钱，甚至一小坨熟肉。

走州过县有过丰富社会阅历的爷爷对地主的憎恨要比父亲强烈的多。在我的记忆中，爷爷多次说起过一件往事，正在山坡上耕种，地主少爷在几个随从和几只猎狗的簇拥下打猎路过，跟着爷爷上山的看家狗没有主人的那种身份等级观念，毫不畏惧对方“狗多势众”，自然地就狂吠着和几条猎犬追逐撕咬起来，地主少爷一言不发从肩头取下猎枪“顺手过去一枪就打倒了”爷爷的看家狗，“眼角都不扫一下”地走了。地主阶级的这种对佃户居高临下的欺侮，打狗根本不看主人面的伤害对爷爷真是痛入骨髓的了。相对于爷爷，父亲对地主的阶级恨可能就柔和的多，这可能是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短感受不深有关，所以在我询问旧社会的地主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大多数的小地主也跟农民一样地辛勤耕种土地，有时比农民更“抠门”，下苦更狠，也常感叹说那时的地主“哪有现在农民生活过得好！”所以，在改革开放后，作为当了三十多年大队干部家庭的后人，就少了许多干部后人经常碰到的“地富反坏右”家人的“过嘴”和“捞稍”尴尬事，这与父亲性格宽仁恐怕也是一个原因，“阶级觉悟不高”的评语，作为当过乡镇干部的我是体会的到的。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一些传统节日来临之际，夫人还常常感叹能有如此和蔼通达的“男老人”实在是难得的福分，而每每在此时，我的心中仍会升腾起一丝丝秋风拂过山岗落叶簌簌而下时的那种苍凉和遗憾。对于父母亲的离世，我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母亲的逝世，如果要准确的用词，应该是“惨”，而父亲的辞世则就直接是“痛”了。母亲离世时虽然高中即将毕业，但当时的学制都短，加在一起才九年，也就是现今即将中考的学生一般，但与当下无法比拟的是信息获得的渠道单一到除开课堂和广播外再无其他知识信息来源，再加之本身心智发育迟缓，一旦“死别”来到身边了一样地痛哭流涕，但对“死亡”的认识却几乎是空白，在随后屡屡地放学、外出回家进门张口就喊妈屡呼不应之后，这才慢慢地体味到“死亡”就是永别，就是再也不能相见的意思，于是在半年多后才有了永远失去母爱的凄惨感受，孤独时暗自流泪的“习惯”伴随了我的后半段青春岁月。

父亲去世时我已过不惑之年。在诊断清楚后，那种无力回天的刀割般刺心之痛几乎伴随着父亲走完了最后的几个月时光，这种痛苦的折磨随着父亲生命之泉的日渐干涸，成为一种持久的折磨并且日渐加重，那种努力地想攥住的生命之绳却一直从手心滑出，眼瞅着绳头越来越短终于脱出手心的掌握而交给了苍穹的那种痛苦和无奈，更是刻骨铭心，以至于后来到被行内人自我安慰为积德行善心踏实的卫生单位工作后，经常在网站和刊物上关注这种疾病，才相信了世人将之称谓为“绝症”的用词之准确，也才从“乏钱买命”的无力和愧疚感中慢慢的释然出来。然而，这种刺激却从内心中强化了努力减少世人如我般的无奈和遗憾的潜意识，工作中尽可能多的挽救和延缓生命的自觉以至于使上级和主管工作的同僚产生了放纵过度医疗和反对调低报销比例迟滞着更大范围同标准统筹政策的落地之嫌疑。这种不顾大局的根子当然是如我者之类“吃地方的饭、未放眼全球”低端人士的通病了，之所以窝窝囊囊地“笑看他人上高台”而“浪费”了本来大有前途的好岗位亦自是云起云落般自然了。

这也算的是父亲留给我的另一种遗产了，虽然难以说得清其是反向还是正向的，但对于我自己，却都是弥足珍贵的，是我之所以是我的独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