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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知青岁月.乌烟瘴气

 [南国风] 2023-08-17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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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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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大外侄女小时候的照片,下乡的时候才读初中一年级)

时间一晃,半年过去了。我回了一趟重庆,带上大外侄女李莉返乡。

当时知青乘火车均不买票,列车员和列车长都对知青网开一面, 让我们白坐。上山下乡运动涉及亿万家庭,一见我们,就联想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恻隐之心,尤然而起。

在资中火车站下车后,乘坐资中县到威远县的唯一公交班车,在铁佛场下车时,天色已晚,尚要赶几十华里山路,才能回到生产队。

我们不敢冒然前行。一钟姓人家,见我俩神情焦急,又见李莉那么小,即刻上前问明情况后,钟大爷和钟大娘,立即将我们带到家中,热情接待,安排食宿。

原来,她们家几代人都是在场口,做点小生意,他们的大儿子叫钟泰学,是重铁分局公安处的处长,小儿子,钟国生,高中一年级,下到威远山区当知青。所以,钟大娘一见到我们,就联想到自己的小儿子,同情我们。后来招工,钟国生被招进了,地处资中县的四川广播器材厂,当了工人。这是后话,几十年过去了,钟大爷、钟大娘肯定早已不在人世。而我的大外侄女李莉,则对此一夜之情,终生难忘,每每提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辞别,匆忙赶路回队。李莉的行李当然是我背着的。 走到板板桥,她说走不动了, 哭了起来:“舅舅还有多远? '我说:“快了!翻过这匹山,就到了。”她才鼓足勇气,顺利到了生产队。

李莉不可能跟我住一屋,只好把她安排在保管室住,我们则是在一起开伙。她开始胆小,一到晚上,就用电筒在床下四处乱照。我每天都要把她安顿好后才回屋。李莉父亲把当时部队配备给高干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给她了,成为我们全公社唯一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第二天,李莉上班了,但她只能算一个半劳力,没有分自留地,因为队上地已经分不出了。

才几天,李莉就因水土不服,全身发丹,幸好我们队离公社卫生所不远。

李莉在生产队劳动表现也很好,力所能及的活,她也抢着做。

我没有养猪,她想吃肉了,有时就带她在场上,炒一份猪肝,

当时,板板桥有供销社,每天有点猪肉卖,要凭公社开的证明,才能割一点。这个证明相当难开,李莉想吃肉了,我只好自己到板板桥供销社,找卖肉的营业员,厚着脸皮软磨硬泡,说好话,他每次总能象征性地,割上一点给我。

那个营业员名字忘掉了,是一个“四清”下台干部,对人很热情,并且很随和。从未见他对任何人唬过脸。他下台的原因是,好色!所以,社员们戏称他为“脚猪”。即专门用来配种的公猪。

社员也不嫌他,女社员还经常和他嘻嘻哈哈的。他对知青也很热情,每次找他,总能多少关照一点。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有一次,我又去求他,他特别大方关照我,卖给我一对猪蹄。我满心欢喜地跑回生产队,煲猪蹄汤,准备好好吃上一顿。李莉烧火,我煲汤,李莉一抬头,我见她满脸,尽是一条条的柴灰,简直像个花猫。

汤刚煲好,我俩正准备舀来吃,因为高兴,迫不急待,一不小心,将锅台上的煤油灯碰翻了。煤油全部倒在锅中,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了句:“啊祸,今天吃个铲铲啦!”

我垂头丧气,李莉也心里难受。

日子过得飞快,大半年过去了,家里突然来信,叫李莉立刻返渝。我将她送回了重庆。从此以后,李莉就在生产队悄悄地消失了。

后来,我才知道,部队师以上干部子女有资格参军。

李莉参军后,分在13 军39师,师部电话通讯兵班,驻地在内江市,同班的还有市委书记鲁大东的女儿鲁小曦,岳林副市长的女儿岳玉清。后来,鲁小曦转业到重庆江北电子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的组织科长。再以后,就不知去向了。岳玉清,现在已从重庆市电讯局长位置上退休。

多年后,李莉向我总结说:“下乡那段时间,对她锻炼很大!” 

部队当时也到农村招兵,是一支通讯部队,招兵的干部与我谈得很投缘,要带我走,被我婉言谢绝了。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是近视眼,政审肯定过不了关,何必自寻烦恼。

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我既加入不了共青团,也不敢申请入党,我清醒地知道,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瞎子点灯,白费蜡。

我们下乡时正值春节后,青黄不结,农村社员相当部分靠吃返销粮,给每个知青半年的口粮,每月32斤大米,半年以后和社员一样,只能靠挣工分吃饭了。

半年时间一过,各种怪象就频频发生了,导致了社员和知青之间矛盾重重,关系紧张,各级干部也管不了,也不敢管。

大部分知青,像我一样安下心来,认真劳动,生活上完全自理,在我们公社落户的同学,没有一人在外游荡。

少部分知青下乡后,吃不了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干脆打道回府,长期不回农村出工。

懒惰的自留地种不来,又不学,干脆荒了。半年时间一到,断了32斤大米的供给。不种自留地,连菜也吃不上,更不用说要想吃好的了。

少部分知青开始偷鸡摸狗了,本队搞臭了,又开始外大队、外生产队、外公社、甚至外区,四处游荡,一个个像幽灵一样。且将“文革”中造反派,打、砸、抢的恶习,在农村来了一个总暴发。

他们像一群蝗虫一样,今天整这里,明天又去整那里。队干部和社员深受其害,有的躲得远远的,不敢得罪。只要发现几个游 荡的知青,顿时就紧张起来,坚壁清野,完全是一种“鬼 子进村”的感觉。

特别是我们隔壁公社,高三二班的同学,不少是这种人。

有一天,有两人窜到我们生产队来了。

他俩一来就找来队长,说要抓阶级斗争,要斗地主。

曹队长是个老好人,不敢得罪他俩。只好召集社员开会斗地主。将我队李姓地主婆,弄来跪在院坝上。

老太婆已经六十几岁了,长期的劳动改造,生活又苦,人显得又矮又苍老。走路都已经是钩腰驼背的了。

他俩喝令老太婆低头认罪。老太婆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眼泪、鼻涕流了一地。

社员们个个敢怒而不敢言,不是对地主婆,而是对他俩的劣行恨之入骨!呼口号时,大家都懒洋洋的,手都抬不起来。斗完后,又狠心地将一萝筐, 猛扣在老太婆头上。

后来开始抢劫了。他们直奔我的自留地,抢了两筐包谷,又摘了几个南瓜,扬长而去。

老太婆的儿子是回乡知青。当夜和母亲抱头痛哭。第二天,他去了内江地委找哥哥求援。我估计是,他哥哥在地委日子也不好过。只见他又默默地回来了。

农民忍无可忍了,终于在1969年5月26日,资中银山农民,打死了几名我校知青,史称“5.26”银山事件。5月30日,以我校高三二班为主的同学,又纠结了大批知青,抢汽车到事发生产队进行了“血洗”!社员们事先得到消息,四处躲避。而整个村子都被他们抢光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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