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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在华北平原存在着大量的平原湖泊，其中最大的一个被称为大陆泽。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从洛阳向北，沿着太行山东麓与大陆泽之间形成了一条贯通华北平原南北的交通要道，这条古道基本就是如今的京广铁路和京港澳高速所经之处。 横穿太行山有八条古道，称为太行八陉。古陉进入华北平原的出口与南北交通线交叉之处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自然成为军事重镇。经过历史的积淀，分别发展为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以及豫北三大府——彰德（今安阳）、卫辉、怀庆（今沁阳）。 邯郸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连贯南北交通，扼守滏口陉的要冲，属于关键枢纽城市——邯郸东南北三面为广阔的华北平原，向西通过滏口陉连接上党高地的核心长治，拿下上党郡，从上往下一冲，汾河平原（盆地）就如囊中之物，可尽取河东之地。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三打运城，激战临汾，晋中大捷，直至解放太原。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在1945年10月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上党大战三年，赵军大败，即著名的长平之战。第二年的2月，秦将王陵率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邯郸保卫战打了一年多，秦军将领由王陵变成了王龁，依然攻不下邯郸。最终，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与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率联军奔赴战场，逼迫秦军退回汾水西岸，邯郸之围解除。  由于未能一举拿下邯郸，秦国被迫改由函谷关东出，从而在40年后，让秦始皇获得了大一统的荣誉。 从上述的军事行动，即可知邯郸战略地位的重要。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率先派军队进犯解放区，占领上党地区的首府长治。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冀南、太岳军区部队组成野战纵队，发起了上党战役。战役进行期间，冀南军区和太行军区部队经四日激战，于1945年10月5日解放了由伪军、土匪把守的邯郸城。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压力，在重庆谈判中与中共签订了“双十协定”。当协定公布之后，蒋介石仍然实行其大规模进犯解放区的原定计划，调集14个军的兵力，分别经同蒲、平汉、津浦、平绥成四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企图割裂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压迫我军退入农村、山地，而便于各个消灭。 同蒲路方向为第一战区胡宗南的先头部队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太路开抵石家庄，后续一个军到闻喜以南；沿津浦线北犯的国民党军先头一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沿平绥线进攻的国民党军则已迫近张家口。平汉路方向为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三个军（三十军、四十军及新八军），约4.5万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的率领下，从河南北部郑州、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冀鲁豫解放区，第三十二军和孙殿英的新编第四路军为二梯队跟随北进，后续还有四个军，其中一个多军已进至新乡，其余正准备由洛阳、开封等地向新乡开进。 1945年10月14日，孙连仲的三个军从新乡出发，第四十军及第三十军27师以及工兵团（除一部外）为右翼兵团，第三十军（欠27师，军长鲁崇义）及新八军，配属工兵一部为左翼兵团，沿铁路线及其东侧前进，企图以10天左右的时间赶到石家庄，会同胡宗南部继续沿平汉线北犯。  由于对当地情况不明，在行进的过程中经常遇到我地方部队和民兵的袭扰，导致行动非常迟缓，最终于18日到达安阳。从新乡到安阳，直线100公里的距离，均是平原且为大路，整整走了5天，可见马法五部的行军速度已经慢到了什么程度。 当时的情况是，在南边，国民党军已渡过黄河推进到安阳，在北边，国民党第十六军已经占领了石家庄，只要再占领邯郸，不仅能把上党地区的八路军主力给堵在太行山上，还可以趁我兵力空虚彻底打通平汉铁路，进一步增强对华北平原的控制。邯郸城成为了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换句话说，双方在邯郸都输不起。  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之后，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电：“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5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两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电报（手稿）。 中央档案馆藏 上党战役和平汉路战役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它发生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而全面内战尚未爆发的大变动时刻，人民解放军从以游击战为主重新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在不长的两个来月时间内，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自卫战争中取得全胜，打破了蒋介石抢占整个华北的图谋，形成双方对峙的新格局。 上党方面的作战主要特点是围城打援。10月2日至6日，我军打援部队将增援的阎锡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部2万余人歼灭，彭毓斌被击毙。10月8日，长治守军向西突围，到12日在沁河以东被全部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俘。 上党战役刚结束，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峰峰矿区。1945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了邯郸战役的命令。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策略，集中冀鲁豫纵队（第一纵队）、冀南纵队（第二纵队）、太行纵队（第三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3个二级军区部队共6万人参战，还动员了冀南地区10万民兵，准备以2个月的时间连续作战。计划将平汉一路的敌人引诱到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套的多沙地带先打第一仗，歼其一部，然后逐次歼灭之。 我军的作战方案是，首先以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和民兵，在黄河以北至安阳间破坏铁路，加强袭扰，疲惫和迟滞国民党军，掩护解放军主力向作战地区集中；待国民党军队渡过漳河后，立即以一部兵力控制漳河渡口，切断其与安阳国民党军队的联系；第三纵队自上党地区先行东进，配合已在平汉路作战的部队，肃清盘踞于临漳、成安、临洺关等地的伪军；组织预定战场附近的军民，破路填沟，拆碉平寨，使进入预设战场的国民党军无所依托。解放军的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为东路（平汉路）军，第二、第三纵队和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为西路军，对国民党军实施钳击，予以分割围歼。 国民党军方面，马法五判断从安阳继续北上，八路军可能会凭借漳河进行抵抗。便让小部队从丰乐镇渡河，主力部队从倪家新庄渡河。从地图上看，倪家新庄附近的漳河相对来讲是最窄的，渡河是最有利的。渡河后，部队避开铁路线，沿着铁路线向东前进，想要从东面攻击邯郸。  平汉路战役（也称邯郸战役）从1945年10月21日起阻击敌人，10月23日正式开始，到11月2日胜利结束，历时10天，共分为阻击、合围、反攻、追歼四个阶段。 10月20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先头1个团渡过漳河，占领景龙、三台、岳镇等潭头要点，开始架桥，掩护主力渡河。 21日夜，我第一纵队部分兵力袭击敌军先头部队。 22日，敌军开始整体北渡漳河，其中一部占领磁县，另一部占领南东方村，沿平汉线两侧向邯郸压来，其中东侧为其主力。 按照预定计划，周发田、刘华清率领冀南19团、26团、27团、28团（其中19团、28团后编入二纵6旅，27团编入5旅，26团47年8月编入十纵），从磁县地区撤至邯郸西南的二十里铺、赵拔庄、南张庄地区。 察觉到马法五部的进攻意图后，第一纵队布置阻击，双方进入战斗。  23日，第一纵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击退敌人数次冲锋，且战且退。 24日，敌军全部渡过漳河，倾全力向北进攻。新8军进占马头镇地区，30军进占滏阳河东侧之中马头、高木营地区。之后，马法武令30军原地停留，40军超越30军向北突进，从东侧向邯郸发起攻击。从马法武的这番操作看，既是交替掩护，也是想让自己的40军夺得攻占邯郸的首功。 第40军组织炮兵对我军阵地轰击，106师打头向一纵1旅防守的崔曲-夹堤（距邯郸城13里）阵地发起冲锋，其师长李振清，据说他经常赤膊上阵，外号叫李铁头。黄昏时106师突破我1旅在崔曲、夹堤之间的阵地，突进至高庄、南泊子一线。当晚，一纵组织1旅7团、3旅16团、3旅20团发起反攻，激战到黎明，重新夺回崔曲。 此后，双方在崔曲一线展开拉锯，阵地几度易手，均伤亡惨重。  第一纵队是冀鲁豫军区的精华，除了由红军部队发展而来的团队（如红五团），其余大多是抗战初期组建的老八路团，当然也有刚从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团队。1949年整编为第十六军，1952年换装为我军首批全苏械重装军，由于入朝较晚，只打了些小仗，取得全胜。 一纵原计划是进入东北的部队，北上途中恰遇国民党军北犯邯郸，而此时我军主力还在山西上党地区，遂留下来先打一仗。当时，为了方便快速地前往东北，并考虑到东北后可以收缴日军装备，部队进行了轻装，迫击炮、重机枪等重武器及一部分轻武器都交给了其他部队，导致部队火力配备不齐，有的连队仅留有4挺轻机枪和2/3的步枪，自然无法挡住4.5万国民党军的轮番冲击。但是，一纵在杨得志、苏振华、张国华的指挥下，阻击打得英勇顽强，成功将敌军挡在了邯郸城外，为我军主力赶到赢得了时间。但部队也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有些连队班以上骨干和干部大部伤亡，不得不缩编为一个排继续战斗。  就在马法五部即将突破第一纵队防线的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赶到了战场，迅速按预定作战部署从三面开始合围敌人。具体部署为：陈再道第二纵队一部控制邯郸东南阵地，主力分3路向崔曲一线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陈锡联第三纵队全部集结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韦杰独立支队及太行5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  25日，获悉八路军主力正源源不断地到达战场，马法五预感到即将被围攻，态势不利，为避免被各个击破，开始调整部署，由进攻转入防守，收缩阵地：40军占领崔曲等地区，新8军占领吴庄等地区，30军占领北豆公等地区。  26日，国民党军第32军军长唐永良派第141师从新乡北上支援，石家庄的第16军也开始沿平汉路南下支援马法五部。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得到消息后，决定增调太行军区部队一部，协同晋察冀部队一部在高邑阻击由石家庄南援的国民党军队，一面加强漳河阻援阵地和在安阳以南袭扰国民党军，阻止和拖住第32军。我军主力继续围歼马法五部。 考虑到马法五部阵脚未乱及从24日夜开始的攻击并未对敌军造成决定性杀伤，刘伯承决定等杨勇带领的冀鲁豫军区骑兵团以及三纵4支队（49年番号11军33师）到达战场后再与马法五部决战，故暂时将马法五部围困在滏阳河套沙地，不断地对其进行骚扰打击，通过局部消灭的手段来实现大部消灭。同日，刘伯承下达了以下部署：各部队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不断地跟敌人接触，机动集结选敌弱点，以几路合击一点的向心打法，逐步歼灭敌独立突出部队，达到消耗敌军实力；各部队抽选精干小部队，夜间不断地渗入敌人纵深，突袭其心脏部队；敌人北上的桥梁，不能控制的，全部毁掉，让敌军完全困在河套地区；各部队注意休整，研究歼灭敌人之战法。 27日，韦杰率部控制了漳河的渡口，切断了敌军南逃之路，我军完成了对敌军的合围，将其包围于邯郸以南、马头镇以东、商城以西的狭长地带。 我军对敌军的攻击，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崔曲、阎家浅、旗杆漳(现名漳里集)3个地点。 二纵于24日夜投入战斗后，4旅、5旅进展顺利，与一纵连成一线，但是6旅的攻击方向却出现了问题，28团（二纵6旅18团--十军29师87团，该团为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袭击阎家浅，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攻击受挫。 阎家浅村，位于滏阳河西岸，村东有一座木桥。国民党军进占后，正加固桥梁，准备让后续部队从这里过河后直取邯郸。经我军袭击后，马上构筑了防御工事。守卫阎家浅之敌，是战斗力较强的敌40军第39师117团及工兵营等部。 为了能够迅速拿下阎家浅，冀南19团、26团、27团、28团等轮番向阎家浅之敌实施攻击，但是终因敌人顽强防守，未能攻占。 26日上午9时，刘伯承指示陈再道：“敌人在构筑工事，准备防御，但阵脚未乱，士气尚旺，我部分主力尚未赶到，决战时机尚未成熟，要各个歼敌，把核桃砸开再吃，不能囫囵吞枣，不要打消耗仗。”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决定收缩战线，以4旅和6旅主力，集中攻击阎家浅之敌。 下午4时，二纵发现敌人从高庄、阎家浅一线向南收缩。于是孔庆德指挥部队占领高庄、王庄、张庄一线，并派11团、31团向南追击。6旅周发田令28团占领阎家浅之后，敌39师从北左良出动进行反击，经过激烈的战斗，阎家浅又被敌军夺占。 当晚22时，6旅再次向阎家浅展开攻击，从两面分别攻进村内与敌激战。守敌39师117团和115团的1个营拼命防守。战至拂晓，二纵只占据村西部分民房。战事打成了胶着状态。 27日白天，6旅一面加紧构筑工事，巩固已得阵地，一面准备晚上再攻。敌人为了阻止八路军夜间攻击，竟然将接近二纵占领地域的民房，全部烧毁。同时，在其防地外面燃起照明火堆。当晚，27团、28团冒着大火，向敌人展开攻击，但是攻了多次也未奏效。敌军在打退我军进攻后，亦发起了反冲击，也被我军击退。激战一夜，双方伤亡惨重，阵地仍维持原状。 从上图可看到，阎家浅、崔曲齐头并进，距离邯郸仅十几里，因而马法五给守军下了死命令，同时也幻想着一旦有所突破，一个小时即能攻至邯郸，从而扭转整个战局。 邯郸战役我军机枪阵地，可看出是苏制DP28转盘机枪 敌人的三个军都是西北军的老底子，敢于近战拼刺刀、拼大刀、打手榴弹。第三十军往前追溯的话为西北军嫡系吉鸿昌部第22路军，吉鸿昌因反蒋被逼出国留洋后改番号30军，抗战时死守台儿庄一线阵地，为台儿庄大捷立了头功（1945年6月新调入67师，守台儿庄的31师被撤编），为半美械装备；第四十军则在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的增援下，与日军第五师团大战临沂，使得在台儿庄的日军第十师团孤立无援，被迫后撤；新八军抗战时一直被推在一线，战斗力亦很强。 28日，刘邓首长对陈再道下了死命令：“攻不下阎家浅，就要掉脑袋。”陈再道回答：“只要有我陈再道在，敌人就休想跨进邯郸一步。” 28日晚，我军向被围敌军发起总攻。 陈再道、宋任穷命令6旅继续从西面强攻阎家浅；4旅从东面攻击村东之桥头堡，防止敌人渡河南逃。随着冲锋号的响起，19团、28团向阎家浅守敌发起了冲锋。19团集中了30个掷弹筒集中射击，成群的小炮弹落在敌人团部，守敌乱作一团，开始涉水南逃。与此同时，4旅部队也将守桥的敌人全部解决。阎家浅终于被二纵攻占。 同一时间，东面崔曲方向的一纵向已遭重创的敌106师发起攻击，至30日，基本将其全歼，李铁头带一个连逃跑。 经过2天的激战，我军攻克村庄20多处，敌40军106师大部被歼灭，39师被重创，新8军、第30军亦遭受了重大打击。不断地有孤立突出的部队被围歼，马法五部不得不收缩阵地以求自保。 早在崔曲激战的时候，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2万余人在马头镇宣布起义，随后，高部移驻伯延古镇接受改编为民主建国军。 集结的高树勋部 高树勋部后于1947年8月编入第十纵队。十纵为南下大别山的二梯队，开辟了桐柏根据地，1949年2月十纵整编为第五十八军，8月撤销，军部与河南军区合并，两个师改为河南军区独立一师、二师，一个师改为湖北军区独立四师。 30日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战场起义的消息传来。兵力锐减三分之一，部署呈现严重缺口，军心动摇，马法五知道这仗肯定打不下去了，决定立即向南突围。他命令各部交替掩护，所有部队向漳河南岸撤退，同时，令北援的第三十二军、新编第四路军星夜渡河，向临漳县老庄等地区发起猛攻，掩护漳河北岸的部队渡河。 战争中的高手总是预判对手的预判，然后对其进行精准的打击。高树勋起义后，刘伯承判断马法五部肯定会向南突围，决定让开退路，在30日下午即命令第一、第三纵队先机转移到敌退路两侧。计划待国民党军脱离阵地后，二纵在正面压迫，一、三两个纵队东西夹击，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到漳河北岸对敌实施兜击，争取在运动中将其分割歼灭。同时组织民兵在各要道捕捉溃散敌人。 31日黎明，马法五率部由南北豆公、吴庄、黄龙一线突围南撤。我军随即从东西两面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突击。 行军中的队列碰到以逸待劳的伏击，重武器来不及放列，防御阵型无法展开，力量不能集中，火力优势施展不开，很容易被干掉。马法五只得命令部队就地抢占村落房屋，拼死顽抗。至下午，马法武部2万3千人被包围在临漳、磁县间的旗杆漳、辛庄、马营地域。 马法五带十一战区长官部及四十军一部退至旗杆漳（现名章里集镇），这是一个由前漳、中漳、后漳三个庄子组成的大村子，有一千多户人家，马法五的指抨所设在后漳一家地主的大院里。 旗杆漳的西边，第三十军30师被包围在兴善村和东、西玉曹，师部带一个团在西玉曹，被三纵围歼，师长王震被俘；其79团被二纵4旅在兴善村全歼，另一个团遭受5旅攻击后突围逃至辛庄，又遭冀南31团攻击。6旅趁隙插到旗杆漳南边，断了马法五的退路。 擒贼先擒王，是击垮敌军的最快办法。刘伯承在探知马法五的指挥部设在旗杆漳后，立即命令一纵与二纵会攻旗杆漳。 31日晚，一纵3旅从东南方、二纵6旅从南方，向旗杆漳发起了攻击，主攻团为3旅16团和6旅19团（均为改编前的番号）。19团的情况此前文章已有所介绍，不再累述。16团原为冀中军区第一批整训的团队，是冀中最强主力团，1940年随冀中南进支队南下冀鲁豫。五一大扫荡后16团奉命去太行，过平汉铁路时被日军装甲列车截断，团部带两个营上了太行山，因太行已有一个16团，遂改番号32团，此后转战晋绥8分区，守卫陕北与华北根据地的战略通道，日本投降后去了东北，1962年作为54军130师主攻团，取得了瓦弄大捷。未过铁路的一个营返回冀鲁豫，后扩编为新的冀鲁豫16团。 据附近闫长巷村村民徐振学回忆，31日晚，“距我村10里外的旗杆漳发生了激烈战斗，枪声密集得像放鞭炮。后半夜枪声停了，又传来阵阵喊杀声，后来才得知是八路军与敌人拼起了刺刀。” 村民的回忆并不完全准确，当时，周围的村庄都发生了激战。在旗杆漳，当我军逼近时，立即遇到了敌人拼命的顽抗，被阻击于村子的边缘，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据杨得志回忆：”只听到猛烈密集的枪炮声，甚至看得到远处的火光，却得不到部队进展的消息。”3旅旅长李东朝急了，要到前线去，杨得志对他说：“夜间占领一座房子，等于白天占领一条街道。”并交待了解完情况后立即返回指挥部。 敌人也意识到这一仗生死攸关，因而抵抗很顽强。用杨得志的话就是“部队确实打得苦”。最终，3旅16团和6旅19团都打进了旗杆漳，但立即遇到敌军的节节阻击，展开了逐街逐屋的争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从东门攻进去的一个连打到最后仅剩1人。但就是这样，也没能达到我军战前预想的目标。拂晓时，3旅只控制了整个村子的三分之一左右，而6旅占领的地盘更小。 天刚亮，敌军就发起了凶狠的反冲击，先用排炮将房顶掀掉，再用巴祖卡平射，摧毁依作屏障的墙壁，然后集中步兵发起冲锋，与我军打起了白刃战。在敌军的反扑下，有的部队被打出了夜里占领的地段，仍然坚持在村里战斗的部队与指挥部的电话联系中断。敌军反击的同时，“集中炮火朝村外四周射击，这显然是要切断我们支援部队前进的道路，以利他们在村中的战斗。” 从天亮一直打到下午三点多钟，枪声慢慢稀落下来。这对我方来说不是一个好预兆，而白天派部队增援，在平原开阔地很容易遭受敌军火炮和重机枪的杀伤，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我军决定一面调部队准备天黑后继续攻击，一面派通信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勾通与村内部队的联系。但是，几次努力都未能成功，反而牺牲了一些通讯员。 枪声越来越稀，“司令员”，3旅旅长李东朝问杨得志：“十六团会不会........' '等一等，再等等看。” 炊事员送来了饭，催促首长们快吃，但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吃得下。 黄昏时分，两位战士被带到了指挥部。他们身上的军衣破破烂烂，满脸烟尘，眼里布满红丝，干裂的嘴唇沾着血迹，手里提着铿亮的美式冲锋枪。 李东朝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十六团的！”两位战士答。 “从哪里来？” “从旗杆漳打出来的！” 两位战士的回答把首长们吓了一跳，连忙问： “你们的部队呢？” 两个战士这才明白刚才那个“打出来”被旅长误会了，赶紧说：“部队在，阵地也在！”并连忙掏出一封信交给旅长：“这是我们团首长让送给旅首长和纵队首长的信。” 李东朝看罢信，一把就将两位战士揽在怀里，拍打着他们的肩膀说：“好！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呀！' 原来，村子里枪声之所以稀落的原因是：敌人连续的反扑始终未能将我军赶出村子，一方面不摸我军攻入村内部队的虚实，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攻不动了。我军未组织继续进攻，一方面因为伤亡确实重大，16团战前2300余人，崔曲战斗伤亡300余人，而此时能战斗的仅剩1100余人，另一方面是指挥员在等待天黑，既可以让战士们获得短暂的休息，又可能给敌人造成错觉，以为我军攻不动了。 李东朝说：“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饭。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一位说忘了，另一位戳了他一下：“昨晚上发起攻击前吃的红烧肉，大馒头怎么忘了呢？” 杨得志让人把炊事员给首长们送来的饭端给两位战士，“吃，吃饱了再返回部队去！”两位战士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听他们的旅长交代情况。 当晚，总攻发起。我军攻入敌长官部，敌军阵营大乱，四散奔逃，我军奋起围追堵截。 11月2日，敌军除少数侥幸漏网外，大部被我军歼灭。马法五跑至一块棉花地，被一纵3旅包围后被迫放下武器，与他同时被俘的有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旭东等1.7万人。 增援的第16军和第32军得知马法五部被歼灭，随即撤出战斗。邯郸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4万余人（含1.2万起义），我军缴获步枪5273支、轻机枪775挺、重机枪196挺、迫击炮87门、美式火箭筒30具、反坦克炮5门、山炮8门和其他武器弹药等装备 邯郸战役我军缴获的枪械 天亮时，部队报告抓到了马法五。“马上报告刘、邓首长。”当有人问要不要见见马法五时，杨得志看了看纵队在场的其他领导，“怎么样？人家是副司令长官，我们见他一下吧！” 一见面，“你们这一仗打得很苦呀！“杨得志让马法五坐下，对他说。 马法五双手平平地放在膝盖上，抬头看了杨司令一眼。说：“我军没能突破贵军崔曲一线的防御，战况便急转直下了，后来高树勋将军采取了那样一种行动，仗就更不好打了。”杨得志回忆：
旗杆漳东北5公里左右，由北至南为闫长巷、马长巷、后长巷（长巷营），三个村子组成一个大村庄（现为长巷乡）。抬运在旗杆漳战斗中负伤及牺牲的干部战士，很大一部分是长巷一带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支前分队，通过人背、担架抬、柴车拉等，把伤员及烈士遗体送到后方。 当时，单运到马长巷村西、闫长巷村南苍龙庙后(当时庙内以及庙旁边的砖窑内到处都是烈士的遗体)的就有101名烈士遗体，其余往东北方向运的也不少。在长巷苍龙庙收殓烈士遗体的人中，有党组织派来的翻身队队长桂玲，农会成员、马长巷村人张保清，闫长巷村人郭永秀，后长巷的连仁堂以及许法明、张实好、许桂林、徐振学、张琴书、闫国兴、郭荣和、李明堂、张桂书、刘全福、刘凤山等，前前后后有60余人参加了烈士遗体的掩埋活动，烈士们被安葬在庙后的空地上。 由于时局不稳，掩埋烈士都是偷偷进行，谁也不敢声张，担心招来麻烦。参加埋葬的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青壮年都参军或到前线支前去了。徐振学当时只有13岁，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他回忆：“非常惨烈，都是年轻孩子，穿的都是土布军装，破烂不堪，都沾满了血。当时我清楚地看到，一位烈士身上竟有27处刀伤啊！”“牺牲战士身上无不遍布刀伤，有一位战士刀伤竟达27处，血把军装都浸透了，凝结后军装像铁板一样硬，谁看了都掉泪。”当时只有16岁的马长巷村村民张琴书辛酸地回忆。 烈士遗体全是用白布裹了的，第一天埋葬时，因战争年代，一时筹措不到那么多棺材，所以没有用棺材，只掩埋了20多名烈士。上级党组织知道后，第二天从肥乡、成安、魏县派车拉来100口棺材，并指示：已掩埋的全部刨出来重新装棺埋葬，刨出来的烈士遗体由在场的人将尘土打扫干净，再由队长桂玲检查许可后，才能入棺埋葬。 村民们回忆，101位烈士遗体绝大多数是用大车拉回来的，只有王大顺的遗体是用担架抬来。 杨得志回忆，一纵3旅20团团长王大顺（32年参军的老红军）和团参谋长慕斌是在24日夜反攻崔曲的战斗中牺牲。崔曲距离长巷有15公里，而战斗发生在旗杆漳战斗一周前，可能回忆有误。 反攻崔曲的战斗中，20团担负的是截断崔曲守敌两个团与敌106师师部的联系。7团、16团攻入崔曲后，20团与逃敌和援敌在广阔的田野上激战，硬是将敌人打了回去，崔曲及四周的小路，基本上已被尸体和炮火打断的树本堵塞了。由于此后敌我双方在崔曲形成拉锯，也有一种可能是当时未能寻得王团长的遗体，直至30日敌106师基本被全歼，敌军逃窜，战后方才寻找到王大顺团长，然后运来长巷安葬。 盛殓王团长的棺木，是从后长巷大地主张俊家的棺材铺拉来的，埋葬在烈士墓群的东南角。安葬时，部队也派人参加了。埋葬工作历时4天，后在每个墓前均植上一棵榆树。 烈士埋葬后，党组织曾对他们的姓名、原籍、部队番号等做了认真的登记。后来，因年代久远，再加几次政治运动及水灾等，这些珍贵的档案材料都失落了。 当时，每座烈士墓前均立有一块木牌，记录了烈士的相关信息。有位村民想把木牌换成石碑，可是好心办坏事，拔掉了木牌去刻石碑，结果除了王大顺团长埋葬在烈士墓群的第一位，以及村民凭记忆确定的三座烈士墓，其余烈士墓已无法确认属于哪位烈士。该村民后来遭到了村里的处分，在村里抬不起头。 烈士埋葬的最初几年，野狗横行，到处扒坟。乡亲们都说，可不能让野狗把烈士墓给破坏了。徐振学回忆，三个村当年各指定了一名村民负责看护烈士墓，其他村民也会随时加入守墓行列，有时深夜不约而同聚集来的多达上百人。 如今，三个村庄参与守护烈士墓的群众已传到了第三代，由于长巷人民的精心看护，该处烈士墓群成为邯郸战役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一座烈士墓群。 邯郸战役中，我军虽然指挥精妙，部队执行命令坚决，干部战士作战勇猛，敌工工作做得到位，又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因武器装备差，敌人抵抗顽强，我军的伤亡也很惨重，牺牲高达5500余人。战役之后，毛主席在分别发给周恩来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同志的电报中称该役为“血战十日”的“伟大胜利”，这既是对当时战况的真实写照，又是对战役准确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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