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鲁奉命迅速接管三校事宜，并函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修权、马君武、孙科、李大钊、胡适、王星拱、傅斯年、邓植仪、何春帆、梁龙、程天固等 35 人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组成筹备处进行建校各项工作：筹措开办经费、拟定各种章程、选聘教员、扩充教学设备等。 在筹措经费方面，邹鲁鉴于高师、法政、农专三校原有经费合计不过50 多万元，为数甚少，且还时时拖欠，收不足数，除了 3 月上中旬先后呈请孙中山核准，将三分之二“省河筵席捐”收入及“省外各县筵席捐永远作为教育经费”以立教育基金外，他又在 4 月底，呈请孙中山下令“将承办省河之按预饷及月饷，皆拨充教育经费，不得移作别用”。 6 月初，邹鲁拟定《国立广东大学劝捐章程》9 条，前 8 条详细规定对捐款 10 元至 10 万元者，分别给予登报鸣谢、人校碑校志、悬像校堂、以校室命名、赠送匾额、镌铸铜像等不同奖谢；第 9 条则开列广东全省 94 县各应捐借的学校开办款数——依不同情形每县从 300 元到 2 万元不等，限一个月内捐清解足，以供大学开办之用。 孙中山核准该章程实施，并责令省长杨庶堪通令全省各县长按所派捐数，依期筹解，又令饬广东全省田土业佃保证费，以维学款。  邹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邹鲁于7 月中，兼任广东税制整理委员前后，又奉准将税契、田税附加、舶来士敏土捐、士敏土厂余利及北江各处矿石收入及省河盐税附加税等项，拨归国立广东大学开办费。 在大学规章方面，国立广东大学筹办期间，邹鲁锐意革新，决心将它办成一所“以灌输及研究高深学理与技术，并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为宗旨”的多科性大学。 为此，他特意约请了北方的学者王世杰、王星拱、石瑛、周览、皮宗石等到校来共同草拟一切规章和各项计划。 6 月初，邹鲁将国立广东大学新学期的招生章程及办法等，呈孙中山核准，从而保证了下半年招生和新生人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6 月9 日，邹鲁被孙中山任命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他随即拟定高师、法政、农专三校应届毕业生考试办法，呈孙中山核准。 21 日，邹鲁举行校长就职典礼暨三校应届学生毕业仪式。8 月中下旬，邹鲁依孙中山于 13日公布的《大学条例》，制定出《国立广东大学规程》及特别会计规程暨本科、预科各科组课程等，呈请孙中山批准施行。 在选聘教员、扩充教学设备及解决校舍方面，邹鲁十分注意教授的素质和与北京沟通信息，多延揽北方著名的专家学者南来任教。 对于教材和设备图书等，邹鲁也十分看重。他除就近采购教材、图书、设备外，还利用法国拨还的20 万元庚款，从国外购买图书、仪器来充实学校的设备。 在校舍方面，他除充分利用原来三校的校舍外，还奉准以广州学宫正堂等充作广大学生的宿舍。同时，他按孙中山以石牌地方为新校址的想法，要农专去石牌开办农场，并积极计划筹款拟在石牌建新校舍。 经过邹鲁等人数月筹备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1924 年夏国立广东大学成立，邹鲁出任校长。9 月 19 日，新生开始上课。 11 月 11 日，国立广东大学在校长邹鲁主持下举行正式成立典礼。孙中山派胡汉民到校宣读贺词，并亲笔为该校书题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国立广东大学建立后一年时间里，邹鲁作为校长很注重校风建设，共产党人张申府等也到校任教或讲学。同时，邹鲁也很注意加强国立广东大学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并于 1925 年2 月由邹鲁奉准在法国里昂设立海外部，国立广东大学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西南最高学府。 国立广东大学大学部分为预科和本科两级。预科等于高中，毕业后升入本科，本科共分文、理、法、农、工五科。 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西洋文学、史学、哲学和教育学五系。理科包括化学、数学、物理、生物和地质五系。法科分法律、经济和政治三系。农科分农艺、农艺化学和林学三系，另外设有巡回各县蚕业讲习所和推广部。工科只有预科，没有本科。后来，又将广州公医学校合并，增设医科，另外附设医院两处。 大学部之下，有附属师范、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和幼稚园。此外，尚设有海外部，主持选派学生到国外留学事宜。 孙中山十分重视国立广东大学的工作，经常到校作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期望青年能担负起革命的重任。到 1924 年底，国立广东大学一共有教职员330 余人，学生总数超过 2500 人，全国各省学生都有，国立广东大学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最高学府。 1925 年3 月，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 国共合作实现后，邹鲁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阳奉阴违，曾向孙中山进言，诬蔑说：“容共是由于共产党分子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愿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指挥，“但是事实上却剑拔弩张，即以青年论，除内部有组织外，复有新学生社多方引诱青年”。 据此，邹鲁强烈指出仿效苏俄将会重蹈商鞅变法作法自毙和亡秦之覆辙，结果受到了孙中山的批驳。 在国民党“一大”上，邹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青年部部长。会后，邹鲁利用青年部部长和国立广东大学校长的职权，开始进行排挤与打击共产党人的活动。 邹鲁在广东各校的学生、教员中组织了女权运动会、民权社、民社等反动社团，同共产党人阮啸仙等组织领导的新学生社相对抗，进行破坏活动。同时，邹鲁还常派侦探混人中共充当间谍，破坏共产党人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 他还因此获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文，并引用此文在后来的西山会议中，对共产党作有力抨击。 1925 年初，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期间，邹鲁曾北上侍疾，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邹鲁迅速堕为政客。  中山大学工学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积极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活动，国立广东大学也成了孙文主义学会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 邹鲁后来曾得意地自夸：“因为青年部长是我，最高学府的广大校长是我”，“而所谓广州中等以上七校的校长，除女师范外，都和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极力防范共产党诱惑青年。当时广州方面，三日一游行，二日一开会，都要学生参加，想来动摇学生，但终无效。所以共产党分子向该党的秘密报告中，曾有'组织完全成功，工农大半成功，学生成绩甚少’的话，可以证明。” 7 月 23 日，邹鲁在第五十七次中央联席会议上诬蔑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态度激烈地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右派及中派”，抗拒《向导》周报把广州商团事变后政府的扣械，说成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等等。 邹鲁的这番激烈抗拒的言论，成为他公开反共的起点，同时，他对广州革命政府讨平滇、桂军叛乱和改组政府使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右派势力受到削弱也表示不满。 从7月开始，他多次参加在胡汉民家里召集的右派会议，把矛头指向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等人。 8 月 20 日，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收买的凶徒暗杀于中央党部门前。当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单位即召开特别会议查办廖案。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担任特别委员，鲍罗廷为最高顾问，将当时的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 邹鲁因与廖案有牵连，遭到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的谴责，无法在广州立足，于是就于9 月中旬借奉派为国民外交代表团代表之机，与林森等人，离粤赴沪。 在上海，邹鲁与谢持、戴季陶、叶楚怆、邵元冲等人商定将在北京召集一次反共的中央会议。为此，谢持先行自津浦路入北京准备，邹鲁与林森则奔走于南京、九江、武汉等地，联络同党，于 10 月 14 日抵京。 尽管会议计划多次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阻断，但邹鲁、谢持、林森等国民党右派还是于11月23 日，公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 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 11 月决定免去邹鲁的校长之职，另立以顾孟余为主席的国立广东大学管理委员会。 西山会议实际会期 10 天，但却拖了 43 天，断断续续开会 22 次，到 1926年1 月 4 日才收场。实际参加会议的只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12 人（另有候补执行委员 3 人)，分别是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季陶、沈定一、邵元冲和叶楚怆。就参加人员的主张来看，存在不小的分歧。 1925 年 11 月 18 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吴敬恒和戴季陶主张采取缓和态度，为激烈反共的党员所排斥，又因沈定一原系共产党人，外间不明其思想转变的过程，导致 19 日那天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分子到西山香云旅社绑架、殴打戴季陶和沈定一。 事情发生后，戴季陶和邵元冲等人离开北京，另有两三人中途脱离西山会议。 尽管如此，西山会议还是通过了一系列反共和分裂国民党的议案和文告,是一次非法的会议。因这次会议在西山召开，故称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又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已完全背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会议推举了林森、邹鲁、覃振、石青阳、叶楚伧为常务委员，此外还通过了一系列反共和分裂国民党的议案和文告。 会后，邹鲁一伙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派人在北京等地成立“地方党部”，在上海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还操控上海《民国日报》，并创办《江南晚报》进行反共宣传。 为制裁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在 1926 年元旦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书》及《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议案，严肃指出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党之团结”。 会议决定“谢持、邹鲁应永远开除党籍”。国民党“二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授权国民政府合力制止西山会议派非法召集伪国民党“二大”，下令缉拿叛党分子归案究办。 但邹鲁等西山会议派对此不以为意，他们按照原计划，继续从事反共分裂的罪恶活动。1926 年 3 月 29 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的 70 多名代表全由谢持、邹鲁等指定。 会议通过了《肃清共产分子》及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并产生了“中央第二届监执委员会”，邹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从此，西山会议派成为了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政治集团，并日益与正在形成的国民党军人新右派集团相勾结。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邹鲁即致函蒋介石表示“慰问”，要他采取彻底的清党反共行动。5 月 15 日，蒋介石等又在广州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打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 邹鲁得悉后，又马上写信给蒋介石、胡汉民和张静江，提出“必须立即清党”的三条理由。 1927 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屠杀，随即成立以自己为首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南京。紧接着，7 月 15 日，汪精卫在同蒋介石“暗通款曲”之后，也在武汉实行“分共”大屠杀。 前后两地之政变，标志着国民革命的失败。此后，国民党宁（蒋介石）、汉《汪精卫）、沪（西山会议派）三派经多次讨价还价后合流。1927 年 9 月，三方合伙组成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邹鲁以西山会议派代表身份出席了谈话会，并任特别委员会委员。 特别委员会内部因分赃不均，矛盾重重，争权夺利斗争不断，并遭各地指责，遂于11月解体。邹鲁在政治上失意之余，于 1928 年1 月出国游历，历时11个月，著有《环游二十九国记》一书。 邹鲁回国后闲居上海，“决心趁这个机会，继续编辑党史”。 邹鲁一直有编写革命信史的计划，多年来一直在收集资料。邹鲁在出国之前，已正式着手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史》，草稿已成。经过几个月的整理，到1929 年2 月成稿。胡汉民校订之后，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 该书和 1926年初出版的《广州三月二九日革命史》，是邹鲁成为国民党史学家的成名之作。以后随着材料的丰富，邹鲁对《中国国民党党史》一书不断进行整理、修订。 抗战期间，邹鲁还专为宣传部编了一部国民党简史，该书共10 章40节，另有结论一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除著书外，邹鲁还吸收欧、美、亚各国在办学方面的经验，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废除寒暑假并缩短修业期限，注重实科教育，编审中小学教科书、编译科学书籍等。 蒋介石在 1928 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确立起其军事独裁的统治，引起党内各派系的不满和纷争。 1930 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反蒋各派联合起来，于 8 月 7 日，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扩大会议，邹鲁以西山会议派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宣言，决定起草约法、组织政府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9 日，北平中央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成立，与蒋介石相对抗。15 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政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邹鲁是委员之一。18 日，张学良表示拥蒋，并率 12 万大军入关，反蒋失败，北平国民政府结束，北平中央扩大会议则迁设太原。 10 月底，扩大会议在太原通过邹鲁等人起草的约法草案后，即停止活动，邹鲁逃至天津。 1931 年2 月 28 日，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将胡汉民扣于南京汤山，国民党随之分裂成宁、粤两方，互相对立。 邹鲁得知消息后，即南下与粤方要员陈济棠、邓泽如、古应芬等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办法。5 月初，陈济棠和桂系将领李宗仁先后通电讨蒋。当月下旬，汪精卫等 28 名原中央执、监委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邹鲁当选为非常会议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领命北上，联络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一同武力反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在“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再度合流，并于 10月底在上海举行“和平统一会议”，邹鲁是与会的粤方代表之一。 这次会议后，宁方和粤方分别在南京和广州召开了国民党“四大”，然后，联合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重新选举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成员，并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 邹鲁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委员、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山大学校长等职。 邹鲁重掌中山大学后，针对当时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实施改革：第一，提高学生素质。第二，增聘好教授和促进教授与学校间的关系。第三，促进学生研究工作。第四，提倡军训体育。第五，增添图书仪器。第六，调整与充实机构。第七，使学校负起社会事业的责任。这些工作，每一项都有周详的计划，成绩也都非常卓著。 1932 年初，日军进犯上海，发生“二·二八”事件，直接威胁南京的安全。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而集国民党实际政权和军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却仍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不尽力接济十九路军，致使抗敌失败。 邹鲁对蒋介石甚为不满，在主持西南党政和埋头整顿中山大学的时候，到处发表演讲，指责蒋介石不组织抗战，任由国土沦丧，并提出“抗日、剿共、倒蒋”的口号。 这时，邹鲁还亲到香港与胡汉民会面，决定重振国民党，成立新的党中央，以胡汉民为党的领袖，自己任书记长。 1933 年春，国民政府与日本订立了屈辱的《塘沽协定》，国人无不痛心疾首。邹鲁认为，已不能依靠国民政府来抗日救国，于是极力主张西南以武力倒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救国的主张。 7 月 20日，邹鲁与胡汉民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察哈尔抗日军队，并警告说中央“如仍抑内媚外，西南决取断然处置”。但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于11 月发动福建事变时，邹鲁等人却不予支持，采取观望的态度。 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到 1935 年前，邹鲁是“主张抗日的一个人”，也是“坚决主张'倒蒋’的人”。在华北事变以前，邹鲁反蒋既有对蒋介石不抵抗日寇的不满，又有针对蒋介石不开放权位的利害之争。 1935 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呼声的压力下，蒋介石的对日态度逐步由妥协退让转向强硬，“时时都在设法对付日本”。邹鲁对蒋的态度也随之有了转变，认为“不能再说推翻的话”，“'倒蒋’的口号应该修正”，而“应极力拥护他”。 同年11 月，邹鲁不顾西南执行部的反对，应蒋介石之邀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谋团结御侮”。蒋介石为造成全党团结的气氛，向各地实力派开放了一定的权位。 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邹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邹鲁刚回广州向胡汉民汇报了大会情况，日本人松井紧随而来。 之前，日本特务头土肥原贤二曾到广州游说西南抗拒南京政府，松井此行仍是为日军的分化阴谋而来。结果，遭到邹鲁等人的反驳。 1936 年5 月 15 日，胡汉民病逝广州，陈济棠等西南各派准备武力反蒋，邹鲁不愿参加而潜赴香港，后前往德国，以中山大学校长的身份出席了世界大学会议。 邹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名为《改革教育哲学基础原理案》的提案，反对教育为侵略服务。当时，德国已被法西斯分子希特勒所统治，正在加紧备战，犹太人遇害的惨案时有发生。在这种形势下，邹鲁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大家公推邹鲁致闭幕词。 世界大学会议闭会后，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接着又出席了海伦堡大学 550 周年的纪念会，海伦堡大学授予邹鲁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6 年底，邹鲁回国。在广州养病几个月后，带病至南京转庐山见蒋介石，答应“若抗日事起，我便立刻来京”。 “七七”事变后，邹鲁于7月31日致电蒋介石主张对日宣战。淞沪会战前一天，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委会。邹鲁旋从广州到南京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建议蒋介石“多派人员赴苏联，与彼取得密切联系”、“抚编会党，俾清除内患”，以利抗战。 1938 年3 月，邹鲁参加了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闭幕时发言，主张全国上下在三民主义旗帜下，按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进行抗日斗争。会后，邹鲁返回广州，主管中山大学西迁等事宜。 南京沦陷后，邹鲁随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迁居重庆。不久，又奉蒋介石命，在四川宣传抗日，并开始编写《中国国民党党史纪要》。 这时，日军正在分路进攻武汉，武汉危急。在此紧急的情况之下，邹鲁致电蒋介石建议起用主张抗战之人，动员全国民力实行抗战，并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主张学习苏联革命党人，在抗战中发扬先烈牺牲精神。 1939 年2月，国民党设立最高国防委员会，邹鲁是常务委员之一。 在八年抗战中，邹鲁居住在四川乡下，除参加国民党党、政、军的主要决策之外，主要精力用来进行抗日宣传，著有《抗战与心理》等文章。另外，他还抽空从事国民党史籍的修改增补工作，增加了列传部分，并编写了《中国国民党党史纪要》一书，还经常给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授国民党简史等章程。 1942 年~1943 年，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先后提出战后和平原则、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议案。1944 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邹鲁一等景星勋章。 1945 年5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邹鲁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同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订立《中苏友好条约》后，邹鲁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苏联曾大力赞助中国抗战，自己对此条约深表赞同。 抗战胜利后，邹鲁积极帮助蒋介石巩固独裁统治，大力协助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并参加。在 1947 年 3 月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邹鲁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4 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改组后，邹鲁任国民政府委员和监察院监察委员。 1949 年4 月，国民党南京政府覆灭后，邹鲁曾一度力主守住广州，后又追随蒋介石败退台湾。 1950 年，邹鲁任国民党评议委员，但却是“位尊而无权”。1953 年春，邹鲁的身体每况愈下，右手和右脚经常麻木失去感觉。 1954年农历正月初六，蒋介石亲到邹府为邹鲁庆祝 70 岁生日，于右任亲题“开国尊元老，传经翊圣谟”相赠。 不料，于2 月 13 日，病逝于台北寓所，后葬于天母山。邹鲁一生著有《中国国民党党史》、《回顾录》、《邹鲁文存》等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