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珺 高恺琳】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

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其海外资产的安全和收益由于涉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果、企业国际化发展成败而日趋重要。从具有独特性制度环境下“走出去”的中国跨国企业，其海外子公司绩效如何受到具有差异性的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研究了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由于国有企业身份的特定优势、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经营的相对优势以及文化相似性的弥补作用，该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位于发达国家、文化距离较远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中。渠道分析表明，随着制度距离扩大，海外子公司对高质量雇员的需求增强从而增加了其平均雇员成本，并面临上升的东道国民众负面认知。同时，丰富的母公司海外投资经验、先行者行业经验以及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有助于缓释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本文将制度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从“走出去”的投资决策阶段，拓展到“走下去”的投资绩效评估阶段，为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和企业参考。

一、研究背景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居世界前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民生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母国和母公司的技术进步、出口和产能利用率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以及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如何？其海外子公司绩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这是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性和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成败的关键问题，但由于中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至今仅十余年时间，又受到数据限制，相关研究较为有限，主要围绕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视角、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视角、资源依赖（Resource Dependence）视角展开，并且大部分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或案例研究，用国内被调查人员对海外子公司绩效满意度的自我评估来度量企业绩效，可能存在主观性、随意性等问题。

制度视角为跨国企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与国内扩张相比，企业国际扩张面临更高的环境和组织复杂性，主要原因是需要弥合现有运营地点与新的当地环境之间的制度差异。中国的跨国企业面临更大的制度障碍，因为一些国家怀疑它们追求政治而非商业目标。本文运用制度理论，利用2006-2017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分析了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也为中国跨国企业提高海外子公司绩效提供了理论经验和实践启示。

二、主要发现

第一，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因变量衡量方式、更换计量模型、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方式、进一步筛选样本、考虑可能的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等，该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由于国有企业身份的特定优势、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经营的相对优势以及文化相似性的弥补作用，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位于发达国家和与母国文化距离较远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之中，而丰富的母公司海外投资经验、先行者行业经验以及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有助于缓释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

第三，重要的影响渠道是，随着制度距离扩大，海外子公司对高质量雇员的需求增强从而增加了其平均雇员成本，并面临上升的东道国民众负面认知。

本文将制度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从“走出去”的投资决策阶段，拓展到“走下去”的投资绩效评估阶段，为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和企业参考。

三、政策启示

第一，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更近的东道国以提高投资收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更多有关东道国的制度、风俗与风险的相关信息，并积极帮助海外子公司与当地相关组织建立和加强交流联系，以降低企业信息搜集成本与交易成本。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应引导建立市场化导向、激励相容的海外中资企业商协会，支持行业自律与内部管理，鼓励海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从而帮助企业降低“外来者负担”，不断促进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

第二，对于受制度距离负面影响更为显著的非国有企业、位于发达国家或与母国文化距离较远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应更加重视从母公司海外投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加强与同行业先行者交流，并紧随母国外交布局，强化亲清政商关系，以提高投资收益，降低经营风险。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牵头构建海外投资信息与经验交流平台，通过设立海外中资企业家智库、俱乐部或委员会等多种方式来解决企业间分享投资经验的信任问题；通过设立自科基金、社科基金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高校、智库和相关研究单位建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案例库，并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核准或备案过程中向企业提供免费、公开的查询方式和专家咨询途径。此外，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发展到需要政治关系为经济投资扫清障碍、进行“反哺”的阶段，不能再继续期望以经济关系作为各类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良好的外交关系既能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险象环生的复杂国际格局，又能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友好的环境和更坚强的后盾。未来中国应继续发扬和平外交的优良传统，紧密联系发达国家，热情帮助发展中国家。

第三，企业在不得不进入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经营时，应充分了解海外人才市场供需情况、薪酬制度等方面信息，在高质量雇员导向的前提下，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和配置。企业还应加强与东道国民众互动，关注他们的切身需要和利益诉求，主动参加当地的慈善公益活动和社区建设，传递积极的企业和产品形象，以获得东道国民众的好感，最大限度地消除舆论偏见、化解舆论压力，不断提升企业合法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快建设增信释疑的舆论和理论保障体系，充分发挥众多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宣传中国形象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让当地员工成为中国的代言人，建立企业海外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和奖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