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陈毅之争：二野三野谁去解放大西南？毛主席：我可没有偏心

48年底至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军精锐兵团大部分都已被消灭，只剩下长江以南的区域还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告北平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由此展开。

从4月21日到6月2日，解放军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并最终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

渡江战役是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次有力的抵抗，此后的战事，除了极少数的几次战役外，我军基本都以秋风扫落叶的姿态一路凯歌。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有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为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毛主席精心布置了一个向长江以南进攻的战略：

从第一野战军中分兵第18兵团，由贺龙率领，在亲临一线吸引胡宗南的部队，不使其南逃，然后伺机入川；

以刘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西进贵州、四川，经略大西南；

以陈粟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南下福建，经略东南沿海；

四野则一路南下经略中南各省。

三路主要大军依次经略西南、中南和东南。

毛主席特别强调：

二野要注意，蒋介石、何应钦以及桂系正在做割据西南的美梦，胡宗南也有从昆明撤退的可能，要想将其全部消灭，必须从南面（川东南）进军，斩断其退路；

三野要注意向南迂回，优先占领沿海地带的漳州、厦门、金门等地，断敌海上退路，不使敌从海上逃脱；

四野也要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办法，远远地超越到白崇禧的后方，切断其退往贵州、四川、云南、海南岛等地的退路。

这便是毛主席著名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

据《中国雄狮：二野档案》披露，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曾就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这一问题征求过各路野战军主官的意见。

当时，陈毅提出，应该让三野进军西南，而让二野进军东南。

他的理由是：“二野这些年太苦了，挺进大别山的时候苦，淮海战役的时候也很苦，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三野和二野对调，让三野去西南，二野去东南，东南沿海地区要富庶得多。”

陈毅高风亮节令人佩服，但刘伯承却说：“不行，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呦。”

他当然知道陈老总的好意，但把艰难的事情交给战友，自己去做轻松的事情也不是他符合他的原则。

毛主席听后还是赞同刘伯承的看法，他说：“我可没有偏心啊，三野的底子是新四军，新四军过去常年在江南水乡，有水战的经验，相比较而言，二野在这方面就没有经验。三野的任务不仅仅是解放华东、华南，将来还要跨海作战，要物尽其用，各取所长嘛！”

也就是说，毛主席对于让三野去经略东南，是已经下了决心的，是有长远的战略思考的，这一点无法改变。

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让四野去经略西南，而让中野去经略中南呢？

据《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记载，毛主席还确实有过这个想法，还一度考虑过让宋任穷留在湖南当省委书记，但最终这个想法并没有实施。

虽然宋任穷在回忆录里，把此事的原因归结为四野首长的要求，但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量。

渡江战役前，一、二、三、四野的番号正式确定，其兵力依次为16万、28万、58万和90万。而且，正如陈毅元帅所说，二野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他在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中太苦了，老本拼得厉害。中央在制定决策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重因素。

相比之下，相对疲弱的二野应该承担比兵强马壮的四野更轻一些的任务，这是合情合理的。

西南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总体环境较为闭塞，敌人兵力难以集中，一旦被围就无路可走。而且，当时国军中唯一还有一定作战力量的胡宗南部正在川北防御一野，远离出南方的出海口和出境口，大迂回，大包抄战略更容易实施。除了胡宗南部外，其余防守西南的，则是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文辉、卢汉等部。

二野当时的兵力和西南守敌的兵力对比并不占优势，而且陈赓兵团还被暂时划归四野指挥，但是二野是有援兵的，中央可以命令贺龙率领18兵团入川，也可以让陈赓在执行完任务后归建二野，事实上，后来的部署就是这样展开的。

相比之下，白崇禧率领的8个兵团22个军50个师35万人，在华中和中南地区防守，比较起西南地区正在遭受我一野和二野南北夹击的胡宗南部，他们是更难对付的。

毛主席在进军大西南期间的战略部署，展现了他高远的战略眼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高妙的全局统筹能力，完全可以用高瞻远瞩、臻于化境来形容。

在进军西南前，毛主席给彭德怀、贺龙发电，要求暂时不可将18兵团派往汉中，以免胡宗南迅速南退，逃往云南。

18兵团出动的时间“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俟二野主力到达指定位置后，再从南北两面对四川守敌形成合围，并发动最后的围歼。”

同时，他布置刘伯承在郑州公开露面讲话，营造二野将从陕西入川的家乡，并以我党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副参谋长刘宗宽故意释放假情报，加强胡宗南对我军将从北进攻的认识。胡宗南因此决定在秦岭、陕南一带集结主力。

毛主席则下令二野从南面隐蔽开进，由贵州长驱直入；陈赓兵团和四野向广西进军，随后以陈赓兵团进军云南，切断其退往海南和国外的退路。

国民党后来在总结其在西南作战的经验教训时说：“由于国军判断'匪军’主力系由秦岭南下，故特加强川北兵力配置，以致川南空虚，匪第五兵团遂得以由贵州长驱直入，而国军已无足够兵力防堵，以至于被围于成都附近地区，数十万大军终在突围中迅遭覆灭。因敌情判断错误，导致作战指导失策，终使全军覆没之惨痛教训，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