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之间的一些小事（十五） | 神仙打架了

上次说到，三川口之战，宋军损兵折将，埋葬了一万多人。

而且，此战的影响深远，后果极其恶劣。

对于西夏来说，三川口打赢了，用实践检验了真理。

经此一役，李元昊清晰地认识到北宋王朝的软弱和宋兵宋将的无能，于是步步紧逼，在此后数月，相继攻陷了泾原路和鄜延路的十多个城寨。

对于北宋来说，最严重的影响就是——朝廷上下的心态发生骤变。

眼见天朝居然输给了“西北小丑”，北宋朝廷一片愕然，打算积极备战，尽快挽回面子。

认真备战的第一步，就是换人。

宋仁宗大举调整陕西边帅的人选，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以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看到这个梦幻队伍，后人如我，不禁发出了来自灵魂深处的疑问：

“韩琦和范仲淹，不是文臣吗？”

没错，不光韩、范是文臣，夏竦也是文臣，前面提到的老好人范雍，也是进士出身的文科生。

北宋基本国策之一，就是以文制武，重文轻武：

以文臣出任地方军事主帅，而使武将副之。并且，皇帝还往往派出宦官当监军，临阵瞎指挥，作为安插在千里之外的军中耳目。

理论上，以文制武，并不一定是战败的必然原因——当年的教员也是文科生，但不妨碍他成为近代以来最杰出的战神，没有之一。

客观地说，韩琦和范仲淹，已算是文科生中熟悉战事的佼佼者了。此二人都是忠义之臣，且“在兵间久，名重一时”，由他俩主持对西夏的兵事，朝廷和百姓都服气。

当时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侧面说明了韩、范对仁宗朝抗夏的重要性。

真正麻烦的是，虽然韩琦和范仲淹的私交不错，但在对西夏的策略上，他们二人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三川口之战，北宋惨败。

战后，宋仁宗痛定思痛，下诏要求群臣群策群力，献上攻守之策。

康定元年二月，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坚决主张对夏进攻。

多说一句，在对西夏的认识上，韩琦也是经历过巨大的思想转变的。 

两年前，李元昊首度称帝时，韩琦老师还是主和派，还说出过“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废话——

“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

结果，被残酷的西夏 现实打脸后，韩琦老师痛定思痛，成了死硬主战派，建议从鄜延、泾原两路出师讨夏。

康定元年五月，范仲淹为屠龙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使，主张对夏防守。

范仲淹向宋仁宗写了一篇言辞恳切的报告，

“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寇，臣以为国之安危未可知也”。

韩琦主张集中兵力，主动深入西夏境内，寻找敌人主力进行决战。

而在范仲淹看来，北宋完全没有能打的将兵，现在主动出击，无异于置国家于危险之中。

范老师主张先巩固自身的防线，“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据以待寇”，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拒敌于国门之外即可。

如此整整吵了一年，到第二年，即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一心想雪耻的宋仁宗，似乎更倾向于韩琦等人所规划的攻策。

范仲淹老师还是主守，他换了一种角度，继续劝仁宗——

“正月太冷了，如果这时候出兵，深入敌境，遇上塞外苦寒暴雪，肯定损失惨重。不如等春天再出兵，到那时，敌人马瘦人饥，好打一些。”

与此同时，范仲淹又建议采用“柔远”、“招纳”的策略，以和平收服作为上策。

在各种大事上，仁宗的选择恐惧症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一面命令范仲淹招降西夏，一面又让夏竦和韩琦积极备战，找准时机，大举出兵。

宋仁宗一盘大棋运筹帷幄的结果是——

宋夏边境，夏竦和韩琦在泾原路，厉兵秣马，准备于庆历元年正月出兵进攻李元昊；

范仲淹在鄜延路，尝试拉拢西夏，和李元昊讲道理。

眼看自己的大军就要开拔了，韩琦对于这种让人精神分裂的局面，非常忧心——

“两路协力，尚惧未几大挫黠虏。若鄜延以牵制为名，则是委泾原孤军掌于贼手，非得计也。”

“我和老范两路协力，都不一定打得过西夏。如果鄜延路不配合，那就等于让我泾原路孤军奋战，这怎么成？”

焦虑的韩琦派出了经略司判官、范仲淹的好友尹洙前往鄜延路，去说服范仲淹。

尹洙语重心长劝了范仲淹快二十天，无奈他认定“自当谨守”，还搬出了《孙子兵法》，说什么“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

孙子这句话的意思很直白：

“眼瞅着能打赢的仗，即使皇帝不主张打，也可以打；眼瞅着就要打败仗的，即使皇帝逼你打，也不能打。”

反正，任韩老师和尹洙说破嘴皮，范老师死活不同意出兵合攻，也不打算配合，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其实，范老师虽然拒绝出兵，但此刻的他也没闲着。

在范老师看来，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

他正忙着和李元昊通信。

从时间线上来看，事情非常清晰：李元昊通过间谍，获悉北宋朝廷攻守未决，于是默默集结大军，准备先发制人。

在正式进攻前，诡谲莫测的李老师，又耍了一次诡计。

这次，他选择调戏的对象，是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