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四川日报派《封面新闻》记者前来徐州采访，苏轼文化研究学者李六如先生如是说：“我们爱苏轼，说苏轼，目的就是，让眉山知道，让四川知道，让中国知道，让世界知道，把苏徐州讲给世界听。”
苏轼在徐州的朋友圈之道士张天骥 作者：李六如 苏轼是集儒、道、佛于一身的饱学之士， 苏轼认为：“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非常深刻，已经融进他的生活与事业之中。苏轼来徐州不久就和云龙山人张天骥结为至交。
徐州是道教的发源地，也是传承地。夏朝时，彭祖被唐尧封于徐州，彭祖因养生术被后人尊为道教神仙。春秋时，老子诞生于楚国，当时徐州为楚国三大城池之一，因此徐州各地均有纪念老子的道观。苏轼来徐州的时候非常重视古迹恢复，首先把徐州开元寺纪念老子的庄周祠改建为“逍遥堂”，建成之后，和苏辙共宿逍遥堂，弟兄俩经常对床夜雨，谈论道教隐逸思想，也催生了萦绕他一生的退耕归田的情结，他甚至想脱去官服，卖剑买牛具也要隐居徐州的尔家庄（尔家庄今改名三堡村），在这里买三百亩土地，过上一段清静自在的生活，他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
其五》中讲到：“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近欲为逃户。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把这种隐逸情怀总结为彭城梦，严复《和刘通叔岁莫杂诗》：“东坡与子由，诗句每恻楚。终身彭城梦，未遂对床雨。”1077年，苏轼在徐州城南发现一个让他心仪的地方——云龙山。在这山水之间有一个契合他超凡脱俗心思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山人，名天骥，字圣途，他满腹才华却不愿做官，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隐居云龙山西麓黄茅冈，自号云龙山人。他养了两只鹤，早晨放出，傍晚招回。苏轼不但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放鹤亭记》和《登云龙山》。熙宁十年秋，苏轼带着对隐士的尊敬，前往云龙山。在云龙山西坡靠下的地方，有一处隐士居住的房屋，苏轼看到一个人卧躺在夕阳的余晖里，他走向前去和山人攀谈，得知了这位山人的生活简单而有趣，他脱身名利之外，潜心于自我修养，以诗书作为润泽双颊的膏药，用米粥来讨得父母的欢心。苏轼心生感慨，家乡的山水虽不敢相忘，只怕到那时已经是白发如雪，纵有什么神奇的甘露羹也变不回去了，不如就在这里随这山人开荒种田。苏轼写了一首诗记述登云龙山的经过，题为《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这是苏轼第一次过云龙山访张天骥，同行者是即将离开徐州的弟弟苏辙。张天骥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再度勾起了兄弟俩的心事。大概是第一次畅谈就投机，苏轼认为张山人是和陆龟蒙、董邵南一样的高洁之士，因此，他以热情洋溢的诗句表达了对张山人的羡慕和赞颂。苏轼从小就深受道家的影响，加上入仕以后，政治上屡遭挫折，更助长了他放达旷逸的性格。因此，他和张山人之间十分投缘，可以说，每次与张山人相会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惯与先生为酒伴，不嫌刺史亦颜开”正是这种心心相惜的真实写照。最后，苏轼又写了一首《题云龙草堂石磬》，描写在张山人新居内见到的情况：折为督邮腰，悬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泗滨石。“折为督邮腰”，苏轼以此联想到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代指县官俸禄）而向督邮弯腰的典故，借以赞颂张山人的高尚品格。“悬作山人室”，此石磬悬挂起来，就像张山人的居室一样空旷而清净。苏轼的旷达与豪爽，让他不论和什么人都能交上朋友，但和对方比较熟悉以后，他喜欢设计一些小小的恶作剧捉弄对方，令其哭笑不得。且看他写的——大杏金黄小麦熟，坠巢乳雀拳新竹。故将俗物恼幽人，细马红妆满山谷。提壶劝酒意虽重，杜鹃催归声更速。酒阑人散却关门，寂历斜阳挂梳木。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特大洪水的纪念性建筑黄楼竣工，九月九日重阳节，苏轼在黄楼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各方名士三十余人参加典礼，“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热烈而隆重的气氛难以言表。估计也是苏轼入仕以来过得最愉快、最繁忙、而又最风光的一天。张山人在苏轼的热情邀请下，很愉快地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庆祝活动。苏轼的好朋友王巩从汴京（今河南开封）来到徐州参加黄楼落成典礼，在离徐前夕，苏轼邀颜复和张山人陪同王巩一同游览云龙山。苏轼本来酒量就不大，挚友来访，心情过分高兴，喝多了点。走到黄茅冈时，晕晕乎乎，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从此，这块默默无闻的石头，经苏轼一躺，便名声大振，名列华夏六大醉石之一，后人名之曰“东坡石床”，成为一处有名的古迹。苏轼醒来以后，便作了一首诗，题为《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王巩离开徐州后没过几天，杭州诗僧道潜从汴京徒步来到徐州拜访苏轼。九月末的一天下午，苏轼与舒教授、张山人等一起陪同道潜游戏马台。苏轼兴致勃勃地写了《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夜晚，苏轼邀张山人陪同道潜乘月色放舟百步洪。百步洪是古代徐州著名的水上游览景点。游完后，苏轼兴味盎然，不仅在百步洪岸壁上挥笔写下“郡守苏轼、山人张天骥、诗僧道潜月中游”十六字题名，还写下千古名作《百步洪二首》。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八日，张山人请苏轼为新建的放鹤亭作记，苏轼欣然应允。苏轼妙笔生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放鹤亭记》。记述了张山人筑亭放鹤的事迹，着力赞颂了清远出尘的山林隐居之乐。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方式写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在当时膜拜权势、钻营富贵的庸俗世风中，是豪放阔达的苏轼对权势的有力抨击和辛辣讽刺，寄托了苏轼追求清高隐逸生活的理想，读来犹如清风拂面，快人心神。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末或腊月初，张山人的母亲病故，苏轼前去吊唁。张山人将母亲生前写的若干幅字给苏轼看，张山人的父亲因老伴故去，十分悲痛，不愿进食，苏轼良言苦劝，其父方勉强进食。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调任，快要离开徐州了，但徐州美景和朋友一度让他流连，于是苏轼写了《送张道士叙》送给张山人。得知苏轼要离开徐州的消息，百姓们熙熙攘攘，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万人空巷为苏轼送行。而张山人早早来到云龙山下，等着与苏轼道别，他看着苏轼骑马走得很远了，还久久不愿离去。苏轼离开徐州以后，还和张山人继续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四月二十日，苏轼到达湖州任所，七月二十八日陷入乌台诗案，十二月二十八日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一日来到黄州，开始了他四年零四个月的谪居生活。这年年末，张山人从徐州到黄州看望苏轼，这是他们之间第十三次见面，张山人向他禀报父亲去世的消息，请苏轼为父亲的墓志铭写跋。之后苏轼除写了《跋张希甫墓志后》外，还给徐州开元寺住持法明和尚写了一封信，托张山人带回转交。元祐五年（1090），苏轼正在杭州任知州。三月中旬，张山人从徐州专程到杭州看望苏轼，在杭州停留十余日。苏轼陪同他游览杭州山水，有《题万松岭惠明院壁》为证。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又到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1074）离开杭州赴密州任知州。离当时已过去十七年了。张山人离开杭州回徐时，苏轼写了《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表达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张山人一起过上隐居生活的心情。元祐七年（1092）八月下旬，苏轼由扬州知州奉调还朝。在赴京城途中，大约在九月六日前后，在宿、泗间碰上张山人，欣喜之余，苏轼写了《行宿、泗间，见徐州张天骥，次旧韵》：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无事不妨长好饮，著书自要且穷愁。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更欲河边几来往，只今霜雪已蒙头。在遭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后，元丰三年（1080），贬官黄州的苏轼醉心佛道，寻求精神寄托，以逃避新党对他的监视、迫害。他潜心修道，对道家丹道修炼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苏轼在黄州游玩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陈太初，如今已是知名的道士了，两人在密室里交谈了八天八夜，也不知都说了些什么，但在苏轼的著作中，能看出这次谈话却深深影响了他。如《放鹤亭记》是苏轼对张天骥的修道行为大加赞赏，《后赤壁赋》是以道人入梦来结尾，之后的《众妙堂记》、《观妙堂记》、《庄子祠堂记》等都是与道教方面有关的。苏轼常常在黄州的道观里修行，在四川和黄州，当地的老百姓经常称呼苏轼为“坡仙”。苏轼除了自号“东坡居士”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别号——“铁冠道人”。苏轼小时候就与道士有缘。八岁时，父亲苏洵把他送到眉山道士张易简的乡塾里读书，这座乡塾位于眉山天庆观北极院中。苏轼跟张易简学了三年，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直到苏轼晚年被流放海南时，还曾梦到这位儿时的老师。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五月，六十四岁的苏轼结束了长达3年的海南岛流放生涯，遇赦北归。十一月苏轼被任命为成都玉局观“提举”，准予退休，道观成为他官宦生涯的最后归宿。
在徐州时期的苏轼处于儒家的入世建功立业、道家的出世隐逸放鹤的思想矛盾交织期。如何在沉浮中自我调控，苏轼的做法对当代人颇有启示。苏轼的道家思维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清净无为”，他并没有一味的随波逐流，随性而发，而是在结合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前提下，借道家思维中洒脱超然的一面，抒发鹤鸣九皋的情怀。1079年初春，蜀人张师厚前来徐州，苏轼在赠诗里表达了这种思想，《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 其二》：“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后来，乾隆皇帝对这首诗进行了一个完美解读，《试衣亭再叠苏轼韵》：“放荡云龙试点衣，故人赴选趁行晖。临岐那恝忘京国，一片心随去马飞。”苏轼心系朝廷，关心国家命运，在思想上始终没有一丁点放松。乾隆《试衣亭三叠苏轼韵》对这种情怀又进一步作了阐释，“欲解衣乎欲著衣，猜东坡意立晴晖。尔时行志未能也，想共山人羡鹤飞。”苏轼不论是解衣（出世）还是著衣（出世），想要表达的都是心向光明的内心世界，任何人都有乌云密布的时候，心向阳光，便有温暖和希望。苏轼这种把家国情怀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心态，从而让他在政治、生活以及创作中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凡事都能够豁达不羁，问心无愧，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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