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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那段历史 —— 南京“下放户 ” 最近，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文学专业高子文教授（副院长、系主任）所率领的主创团队结合该专业的教学进程和课外教学实践与南京《下放岁月》编辑部合作创作的历史文献剧《下放户群体调研报告》，于今年6月在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校内公演，这部以文献剧的形式再现了那段已被大多人遗忘和几乎湮灭的历史，提醒还生活在岁月静好中的人们不能忘却那段不堪的历史 。 高教授对这一剧目做了如下评价：“我们当代剧场的一个（被中国很多当代剧场所遗忘的）真正的作用，就是把发生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记忆，重要的历史片段记录下来，然后表达我们对它的一种想法。其实已经很多人、很多剧场没有再这么做了。但是我们今天这样去做了，我们应该重新恢复剧场艺术它本来应该有的这样一种力量”。 作为配合创作团队的一员，我曾经接受了主创团队的2次采访（部分讲述内容被在剧中演绎）。为了让全体创、编、演团队成员比较清晰、准确地了解这段史实，我还撰写了《江苏省南京地区上山下乡运动简单回顾》文章（本公众号已发表过，请查看）；此后，又应主创团队导演的要求，我又给“没有下放过的（虚拟）自己”写了一封信，以描述自己的现状与感想，（本公众号将分期发表，请关注）供主创团队参考，并与当年“老三届”知青分享我们共同走过的蹉跎岁月。 一、南京下放户的概貌 南京“下放户”是1969年底至1970 年初，在半年时间里产生于南京市的特殊社会群体。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共有3万多户，13.6万多人全家老老小小一起被迫离开城市，到苏北贫困地区落户务农。这其中有7000多人属干部下放，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一（依据是：其中相当部分户为夫妇双方均为干部身份），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3200人，下放后无收入家庭约占80%，下放户们到农村后的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此数据及相关图片来自南京市委宣传部2001年公开出版的《南京当代风采1949-2000》） 始于1968年下半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由学校和街道组织，以老三届中学生为主体、大批成长中的单身年轻人群体性的上山下乡迁移运动。而“下放户”是全家男女老少被注销城市户口，携带全部生活用品和家当，到完全陌生的苏北贫穷农村落户务农的人口迁移运动。其中属干部编制的暂时带着工资仍保留本人和未成年在学子女的商品粮供应，而大部分的下放居民户，他们在失去城市原有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后，成为生产队的社员，必须在集体的农田干活，以“挣工分”为生。 下放户面临着与知识青年群体一样和不一样的各种困难：一样的是这两个群体都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文化、生活环境和城里不可同日而语，都从事着几乎没干过的艰苦农活；不一样的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正值年轻勃发阶段且是单身一人，一人吃饱“全家饱”，万事无忧；而下放户则不然，其家中人员的体力、生活适应能力都更难于应付当年农村社队的劳动和生活，老人的看病就医，孩子的入学教育，与社员邻里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差异，都成为下放户必须面临的问题。 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些下放户中，还有许多在城市历次运动中背负了政治问题、受到曲解和戴“帽子”的人员，其中不乏曾经的中共干部或地下党被误解的成员、民国年代的抗日将领和老战士、旧政府的文职人员、旧知识分子以及被定为“四类分子”，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划为“九类”人的家庭，下放前他们本已受到歧视和管制，就是社会的“异类”，下放农村后继续被监督劳动，家属子女仍受政治牵连，受教育机会受限，因为不善于农活，生活更加困难，花光了有限的积蓄，鲜有城里亲友接济，只能生活于本已贫困的普通社员经济水平之下。 这场运动直到1979年前后市革委会才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分期分批地逐步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回城安置事宜。返回城市后，不少下放户家庭成员因为并未掌握适应时代需求的职业技能，子女没有受到或错过良好教育和缺乏现成的住房，加之年迈体弱、收入微薄，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仍处于窘困境况。
二、全家下放运动的历史背景初析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转发了甘肃会宁县城镇居民和部分知识靑年上山下乡的事迹，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向全囯人民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运动也即将开始，到1978年，全国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而当时这股浪潮并未触及到城镇居民。 城镇居民下放，其背景是：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批示（可以理解为“文革”的斗争方向转移到针对国内的即“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1969年3日2日，珍宝岛事件爆发，苏联军队、大兵压境，局势紧张。借着这股气候，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中国掀起了挖防空洞的高潮，同时中央大张旗鼓地动员城市人口向农村疏散，各行各业都组织人员下放；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又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又可以理解为防备国际上的反华敌对势力）并于18日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至此，疏散人口和下放干部在形势、意义上做足了舆论准备。据此中央于1969年冬季在全国展开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运作。
江苏省革委会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将下放工作同前期的“清理阶级队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同意下放的被审查人员，审查结论可从宽定性，以此作诱饵，从而在落实中央的疏散城镇人口任务方面，江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为下放城镇居民提出了一个“豪迈”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三、扶老携幼过大江 始于1969年底的全家下放运动，首先轮到下放的绝大部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理的人员家庭，普遍认为一旦与苏修打起仗来，少了这些人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于是自1969年11月起南京市掀起疏散人口的下放大潮，18、20、26日全市分别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大会，并夹道欢送下放干部和居民到农村落户。 那段时间只要大红榜敲锣打鼓贴到哪家门口，这家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忙着迁户口、整理财物、打包家具，如不同意，就有单位、街道的干部和居委会那些戴红袖箍的大爷大妈们不分昼夜轮番地上门做“思想工作”，直到同意迁户口为止。 经过几个月的动员至1970年春，全市共有3万多户，扶老携幼共约13.6万多人分乘大卡车和轮船渡过长江被欢送至苏北农村。 下放队伍里，哪家有个戴啥“帽子”的“阶级敌人”或符合“公安六条”的“九种人”还跟着个配枪的警察或单位、街道根正苗红身强力壮的人员押送随行。
在那个冰冷刺骨的寒冬，车车、船船载着破旧家具和全家老小的车队或“船龙”驶出了省会南京城，偶有点缀着红花、绶带或欢送标语，卷缩在车船里的“下放户”们有的呼天抢地，而更多地是望着远去的家乡默默无语，凄凉的心情、对今后生活的担忧，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那年的春节，下放户家庭几乎都是在远离家乡的苏北农村过的。 如果说当初知青上山下乡可能是出于就业形势的压力，而并未“吃闲饭”的城镇居民无薪资全家下放，则是国内阶级斗争的继续，部分干部、教师和技术人员的举家下放，则就存在着对那时所谓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控制。 当时，我就学的南师大附中有近二十位教职员工被下放农村，一下子少了那么多老教师，对这所省级重点中学的师资力量影响很大。我校原外语教研组长吴耀卿老师年高体弱，随其子吴祖成下放到我所插队的泗洪县龙集公社，在那里我见到过吴老师，他满脸戚容，无话可聊或有话也不愿多讲，在那缺医少药的乡村僻野，再加之心情郁闷，没过多久于1972年病逝于龙集，没再能够走出那片贫瘠的土地返回南京。 而更多的下放户家庭成员若干年返回城市后，因为并未掌握适应时代需求的职业技能，子女没有受到或错过良好教育和缺乏现成的住房，年迈体弱、收入微薄，被一些人不无蔑视地称为“下放户”。 50多年过去了，在国内新闻媒体和文艺作品里，南京“下放户”这个群体不曾被人关注和很少反映过，那段历史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知晓。这个群体里许多当事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或生者不多，高龄的他们已丧失了记忆、无法说清过去，其后代们担心揭痕伤己、难以启齿，这个群体里人们所经历的故事越来越被淡忘。 幸而有《下放岁月》编辑部主编的《下放岁月》丛书第一期（创刊号）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在2022年完稿；有南大一群大学生们创作的历史文献剧《下放户群体调研报告》，忠实地记载并用艺术手法为我们还原了那段历史。以史为鉴，愿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不再重演。
（《下放岁月》丛书及《下放户群体调研报告》详见由本人摄编的、上传于《票圈》视频官网平台。可供搜索播放的《张晓宁知青展馆赠书首发仪式20220928》、《南大文学院编演了历史文献剧下放户调研报告20230603》视频）。 作者￨徐漳 1951年生人，退休高级实验师、副教授；原南师大附中1967届初中毕业 图片￨徐漳提供 编发￨马 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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