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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定送往南京后的这一段时间，商谈是完全停止了，不过，接触却仍继续，中共代表分日轮流宴请代表团同仁。 黄代表17日来电也只说：“各项问题刻正研究中，俟商妥即行电告。”到19日，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便去电南京催询，到20日深夜接到李、何卯号复电，全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均鉴： 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进行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 今日国家残败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由于战乱之所致。 但求能彻底消弭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宗列祖，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 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 蒋总统之毅然引去，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 乃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 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 良以此种协定果一旦订立，所给予人民者将非真正之和平，而为更残酷更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迫切渴望和平之人民，亦必决不愿政府接受此一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招致全国人民重罹浩劫，岂徒显背谋和之初衷，亦必造成仇雠相报永远砍杀之悲惨局面。 原文前言，全属对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诋毁谴责之词，等于对罪犯之判决，何能称为和平协定？即以条文内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之原则；而该项协定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均应编为人民解放军，政府一切军事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亦应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民主原则”，竟成共军独占之制度。 关于整编程序，规定为集中整理与分区改编两个阶段，所谓集中整理，即是由共方所控制之整编会，命令国军将防区与仓库物资先行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再开赴共军认为适当之地点集中，以便分区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如此改编工作完成之日，即国军全被消灭之时。 在政治方面，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政府虽被允许暂时行使职权，实际上是奉共军总部之命办事。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共军“办理各地的接受和移交事项”，中共不但要接收政府的军队和政权而已，且要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之统驭形式，以“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关于决定国家人民命运之政治协商会议问题，照协定条文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指派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质言之，政府参加政协，须俟中共考察政府执行和平协定之成绩，认为满意始允负责提议，以待批准。 又照协定，政府即获“批准”参加政协，而能否参加联合政府，仍须待共党之提议；而且，政府参加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数及人选，均预先听命决定。 上述云云，不过略举数项，以为例证，则该项协定全文，均充满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 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政府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亦将因中共军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意旨而彻底改变。如此，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 若中共部队向各地开进，中共人员向各地渗透，其必然遭遇军民抗拒，殆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结果战火与屠杀即将遍及全国之每一城市与乡村，人民之痛苦愈益加深，国家之损失愈益增重，势所必然，无待深论。 事果演变不幸至此，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弭战反而扩展战祸，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以忍出此？ 总之，吾人如真能体认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共同具有谋和之诚意，则必须消除一切敌对与报复之心理，根据事实，适应环境，共策合理有效之方法，以达到彻底消弭战争获致真正永久和平之目的。 因之，政府除对此次中共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表示上述原则性之意见外，仍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 至于自今年元旦以来，政府军队每遇共军进攻，均尽可能极力退让。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然中共方面不但未能停止进攻，且自四月一日政府和谈代表抵达北平以后，衔接地区之攻势，较前愈趋猛烈，殊堪遗憾。兹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 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南京方面除了拒绝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外，并且先要求成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把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这是21日上午9时的事。  张治中在颐和园留影 不久，街上到处喧嚷着“号外！号外！”之声，毛主席、朱总司令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了。 到了这地步，代表团已经没有继续停留北平的必要。同日接到李、何卯马电： 张文白兄并转行严、力子、云亭、为章诸兄暨代表团全体同志： 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罄。李宗仁、何应钦卯马印。 我们就一面电复南京，一面转知中共方面：南京飞机23日来平，我们定24日回南京，请他们查照。 而周恩来先生当天来看我，他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分子是会有不利于我们的。 还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 而中共的其他各代表也对我们代表有同样的表示，并说：“过去在南京重庆谈和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线索，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 这时候，我的心情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我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脑子里也确实幻想着一旦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 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有暂时留下来了。 23日早，从长途电话中知道南京国民党军警都已撤退。24日，民革李民欣先生从南京带来何应钦23日函，要我们径飞上海：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均鉴：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专此敬颂勋安。弟何应钦敬启4月23日。 当时，我们曾复何一函，由全体代表签署： 敬之院长先生：李民欣先生带来23日手示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人等正待命南返中，22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人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 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22、23两日两电并于23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 再同人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荷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祷。专此奉复，敬颂勋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四月二十四日。 这信是25日交飞机带回去的。 在4月到6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  周恩来和张治中 这时期，周恩来常来相看，多所劝导，又蒙毛泽东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 刚好在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社在6月15日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20、22两日又继续发出两个电讯，说我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这给我的“启发”不少。 在中央社这三个电讯发表之后，我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6月26日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平26日电，广州中央社15日电传广州《西南日报》香港航讯，曾报道《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之详情》，接着广州中央社20日、22日两次电讯，又对张治中将军等进行攻击和诽谤，现居北平之张治中将军特为此事发表声明如下： 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诳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和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 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 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 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 我再要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 其实，平心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 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 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 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 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份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 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 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变起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精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1958年，毛主席和张治中在船上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唯一的光明出路”。 这时期，承蒙毛主席多次和我谈话，希望我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我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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