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改革

王安石两次任相，为挽救内忧外患的宋朝，在神宗支持下，进行大改革，性质、规模与激烈程度是空前的，其影响延伸到现代，其声誉超越国界。
由于不利因素太多，改革自始就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宋朝承袭了过重的历史负担，兵弱敌强，民穷官冗；朝中复杂的朋党关系与封建官僚体制内的窝里斗，使改革政令被消磨、扭曲。由于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强，主流意识与民风民俗早已形成听天由命、懈怠无为、因循守旧、苟安偷乐、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因而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在为克服守旧势力阻碍的权力斗争中艰难行进。由于经验不足与用人不当的失误，给反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加之连年旱蝗灾害，农业歉收，旧派全都归罪于“新法”。在遭到旧派围攻时，改革派内部也出现意见不和，神宗也有所犹豫。改革遇到意料之外的困难，王安石只好辞去相位。在旧派对新派的反攻倒算与攻讦诽谤声中，改革运动被颠倒黑白地断送了。“新法”全部废除，“新人”大量贬逐。
大的改革总是在陷于困难或危机时才启动的。如果一切顺畅，谁还会去想改革？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改革者曲高和寡，反对势力则已盘根错节地在朝中结成了庞大官僚朋党。其代表人物位高权重，功劳显赫，有很高声誉，如重臣韩琦、司马光，文学家苏轼兄弟，道学大师程颐、程颢。在贵族或百姓眼里，他们向被视为正人君子，却都是反改革的旧派人物。他们不仅全部废除新法，抹杀改革成果，更在安石罢相、神宗早逝后，竟把依据神宗朝历史事件写成的《实录》材料删掉，而把司马光所记一面之词的《实录》作为依据，再掺杂其他东西，把神宗朝历史写成了诽谤新法的“谤书”。元朝依据反改革派及后人提供的材料所修成的《宋史》，就完全成了颠倒是非的“谬史”。尤以把宋亡的责任归罪于改革，把追随王安石之后力图恢复新法的章惇等列入“奸臣传”，把推动最后一次北伐的主战派韩侂胄也列入“奸臣传”，可算是最荒谬绝伦的史笔了。这种史书传播的荒谬观念，竟流传近千年。可见，在习惯于守旧的中国，一个从事改革的政治家不仅生前受攻讦诽谤、造谣诬蔑陷害；死后保持公正清白的名声，都很不容易。
王安石执政时，遭到旧党不遗余力的攻讦，但其人品与学识，连他的政敌也无法完全抹杀。九年中，他两为宰相，到罢相归隐时，却少有私产。他生活简朴，不坐轿、不纳妾，在宰相中极少见。他辞官归隐后，对改革失败濒于危亡的情势，深怀隐忧异常伤惨：“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他分明感到亡国危机。值得一提的是，苏轼遭受乌台诗案，王安石是少数几个为其辩护之人。东坡外调途经江宁，拜访归隐的安石。安石赶到码头与东坡相聚，把酒言欢。
王安石的改革主张，本不该失败，即使新法有不完善之处，大家在实践中逐步修正，使它逐渐完善，免得在几十年窝里斗的折腾中，旧党新党都被弄得灰头土脸，妻离子散，在贬谪播迁中凄惨死去，最后儿孙也都作了亡国臣民。反对者反对最厉害的是“青苗法”。而它对应于封建小农经济，实际上是利国利民的，王安石当县令时，先作了实验，取得实效后，才在为相时推广的。这种做法，与现在的改革措施颇为相像，以点带面，推向全国。青苗法的用意非常简单，就是在农村青黄不接时，给农民发放贷款，让其渡过难关，免遭高利贷盘剥、大户兼并。贷款以农民的“青苗”作抵押，故称为“青苗钱”。秋收时，农民收了粮食，归还贷款，国家可以收到二分息，既增长财政，又保障持续施行“青苗法”。所不利的，是那些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地主、大户。那些反对青苗法的大臣，大部分都是大地主、大财东。
王安石推行新法，依靠皇帝权威。历史上，帝王的专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政治施为，没有皇权认可，是不可行的。可他没料到，尽管在朝廷中枢决策层面，可依靠神宗权威把阻力排掉，可要把新法贯彻到全国去，中下层官僚的阻力，是远比朝廷议事复杂得多的。中层官僚采取搁置、延宕、争议、推诿，等等的不作为，阳奉阴违、瞒天过海，边抵制边上书，把新法说得处处不好、不便。在涉及全局性重大改革的进程中，王安石原先作县令时，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实验过的、受农民欢迎的良法，此时却遇到了困难。从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方式，如果没有获得底层群体的热情拥戴，便不能造成上下一心的大势。在施政过程中，便反而会有因民众被中下层官僚欺骗绑架而一同来阻挠改革的可能。一旦形成民众被官僚愚弄的局面，改革的困境就难于突破了。所以，王安石的权威主义方式，实际上潜在着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
历史上的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没有能打破这一规律的羁绊，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其所以不如民主革命运动的成功，就因为过去封建士大夫的政治改革，是没有社会群众基础的。这是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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