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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三月下扬州 一千多年前，李白在武汉的长江边送别扬帆东下的友人，有道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令人对扬州不胜向往。例如我，少年时私心中就和扬州订了一面之约，却直至数十年后的一个早春之日，才有了扬州之行，去践多年前青涩而今已经向老的单相思的约会。“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夜下征虏亭》），李白后来也曾从南京去扬州，他是月明之夜在城外的长江边乘船而下，我从南京去扬州，则是和当地的文朋诗友黄世玮君驱车疾驰。在坦坦荡荡的高速公路上，豪华旅游车如脱弦之箭，穿过阳春的烟景、现代的风光、古老的传说，约一个小时就射到了扬州，有如我的扬州之旅的不亦快哉的前奏。 扬州，是一座历史名城。从公元前四八六年吴王夫差时代开始建城算起，已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春花秋月。作为唐代东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与贸易港口，隋文帝时开始定名为扬州，但隋以前则称广陵或江都，前述的李白之诗题目就正是“送孟浩然之广陵”。南北走向的运河与东西走向的长江约会于此，扬州不仅是水运枢纽、商贸重镇，同时也是一座文化名都，曹丕的《至广陵马上作》与鲍照的《芜城赋》，就是文化名都最早的奠基石。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扬州当仁不让地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且不要说古往今来灿若繁星的诗文书画名家了，即以唐代而论，出生于扬州或与扬州有缘的诗人，从初唐的骆宾王、张若虚算起，到晚唐的温庭筠、韦庄等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数十人的级别很高的豪华文学阵营，或任何人都不敢小视的“扬州诗人代表团”，其中文采风流而诗声远扬的一位，就是美名“小杜”的杜牧。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而立之年的杜牧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聘，从安徽宣州来到扬州，在他的幕府中先做“推官”后任“掌书记”之职。节度使是方面大员，衙门公务繁冗，而“掌书记”大约相当于现在所谓的秘书长。按照前辈韩愈《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的说法，“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可见杜牧虽屈居品秩不高的幕僚，却才能出众。在唐代，观察、节度、刺史之类高官的治所，都有名列乐籍为官员们宴会时歌舞侑酒的官妓，而繁华的扬州更是一座酒绿灯红、笙歌彻夜的都市，其娱乐场所大约像现在的城市里一样比比皆是。出身高门贵族的杜牧，本就有贵胄公子的习气，喜好歌舞声色，来到风月繁华的扬州，当然更是得其所哉，何况他远大的抱负、杰出的才能无法施展，只能借酒浇愁。大和九年（835）他虽然升任监察御史而离去，为了探看患眼疾的胞弟杜顗，开成二年（837）春日他又文旌重来，一直流连到桂子香消的秋末。 今日许多人对杜牧在扬州的风流韵事，大都耳熟能详，对他颇有玫瑰色彩的诗篇也津津乐道，如《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如《赠别二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荳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虽然有一些自省自责，但还是不免于风流才子的轻薄；虽然仍有些自喜自得，但比起当今一些倡导“下半身写作”的所谓诗人，却仍然高贵得多，何况《赠别》的第二首写有情人的分离之苦，以及对恋情的珍重，更具有心理表现的深度和普遍人性的价值。 其实，扬州时期的杜牧，并非全是诗酒风流，作为有抱负、有操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关心民瘼，忧心国事，历历见之于他的有关文字。当时藩镇割据，民生涂炭，朝廷不仅处置失当，而且吏治日益腐败，杜牧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直陈己见，尖锐地提出首要的不是“用兵”而是“修明政治”。其《罪言》一文，开篇就说：“国家大事，牧不当言，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这，确实是需要良知与勇气的，而这种勇者兼智者之文，充分表现了杜牧最可宝贵的一面：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经邦济世的抱负。对此，今日一般的读者甚至文人，都不很熟悉。至于他的扬州绝句，除以上所述之外，最出色的恐怕还要算那首《寄扬州韩绰判官》： 韩绰不知何许人也，应该是杜牧在扬州时的同事和朋友，韩绰死后，杜牧还写了一首《哭韩绰》，可见两人之交谊不浅。这首诗，应是杜牧在京城任监察御史时，于秋日遥想江南扬州的美景，心血来潮一挥而就寄给韩绰的吧？“二十四桥”之所指，至今仍聚讼纷纭，一说扬州城内有二十四座桥，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还一一记述了桥名与地理位置；一说仅指一座桥，即吴家砖桥，又名红药桥，曾有二十四位美人吹箫于上。不管如何，杜牧此诗描绘了扬州秋日与秋夜的美好风物，追忆了以前在扬州的美好时光，抒写了对友人的深长怀想，而“玉人”也义有多解，可指韩绰，亦可指桥上美人。自杜牧领唱之后，月明之夜的二十四桥更名闻遐迩，诗人们纷纷前来合唱。如五代韦庄《过扬州》：“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北宋做过扬州太守的韩琦，他的《望江南》也说：“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直至南宋时的姜夔，他在战乱之后写了一首《扬州慢》，其中不胜今昔之感：“春风十里，尽荞麦青青。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而贺铸的《晚云高·太平时》，则将杜牧诗全部引入自己的词中：“秋尽江南草未凋，晚云高。青山隐隐水迢迢，接亭皋。 二十四桥明月夜，弭兰桡。玉人何处教吹箫？可怜宵。”他未经杜牧同意，就径自将杜诗与己词铸成了，不，调成了一杯别具风味的鸡尾酒。 现代作家郁达夫也曾一游扬州。他的《怀扬州（次姜白石用“小红低唱我吹箫”韵）》说：“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廿四桥。”姜夔当时说“二十四桥仍在”，郁达夫也说“吹到扬州廿四桥”，但此桥如今在哪里呢？黄世玮、张贻瑞夫妇带我游瘦西湖，新建的一座廿四桥漂亮地卧在湖上，长二十四米，宽二点四米，白玉栏杆二十四根，两端台阶各为二十四级，处处与“廿四”相合，煞费苦心与匠心。不过，此桥已非彼桥了，就像仿制品不论如何精美，也无法乱真一样。唐代的“廿四桥”究竟桥归何处呢？车过唐城遗址，世玮指着不远处残留荷梗的一汪水面说，考古队在那里发掘出一座桥的许多桥墩，认定原来的廿四桥就在那里。我将信将疑，二十四桥已经隐身于历史的烟雾与疑云深处去了，无可追寻，何必追寻？值得庆幸的是，杜牧的名诗却未曾遗失一个字，至今仍流传并芬芳在众生的嘴唇，而“廿四桥”呢，至今也仍美丽在杜牧的诗里，如梦如幻在读者的心中。 根据地下遗址的发掘和地上文物的记载，扬州在唐代就已经富甲天下，成为江南的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天府之国”的益州也只能屈居其后）之说。唐朝中叶，扬州人口有四十七万，而今日扬州市区的人口已达四百余万。唐代扬州城区的规模虽不及现在的市区，但也颇为可观。历经刀兵水火、人事沧桑，原来的城区已几经变迁，如今只剩下几处“唐城遗址”，让人凭吊昔日的繁华，于风中或月下。我在扬州城的大街小巷穿行，入眼的虽多是现代的文明，但许多坚持死守的历史遗迹却也令人悠然怀古。尤其使我眼睛一亮的，在城南居然还有“徐凝门街”“徐凝门路”和一座“徐凝门桥”，原来就重视文化的扬州人为了纪念中唐诗人徐凝，不知何时即曾将一座城门命名为“徐凝门”。古老的城墙与城门呢，早已磨蚀坍塌在岁月的风沙之中，但“徐凝门桥”却仍横跨在古运河之上，而以徐凝命名的宽阔的柏油马路，则令人想见一位古代诗人的现代荣光。 在唐代的众多诗人中，浙江建德人氏的徐凝是终生布衣的一位。他无权无势，但《全唐诗》却收录他的作品一卷，可见他的创作全凭实力，而非诗外的功夫。在李白的名作《望庐山瀑布》之后，他居然还敢“太岁头上动土”，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苏东坡对此诗颇不以为然，他的《戏徐凝瀑布诗》说：“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对苏公我素所仰慕，但他称徐凝之作为“恶诗”，未免贬损太过，我不敢也不愿随声附和。李白的大作，确实是咏庐山瀑布诗的冠军，但冠军之外还应有亚军、殿军和其他的优胜者。徐凝之诗，清人马位《秋窗随笔》说它化自东晋孙绰《天台山赋》之“瀑布飞流而界道”，但同是清代的诗人而兼诗论家的袁枚，却认为徐诗的三四两句“是佳语”。照我看来，徐凝此诗绝非“恶诗”，而且还应属于“好诗”之列。当然，他的最好的诗，还是那首使他的诗名与名城同在的《忆扬州》： 此诗“脸薄”一作“脸下”，“眉长”一作“眉头”或“眉尖”。有人说此诗是忆念扬州的恋人，有人说是怀念扬州的美好风光。义有多解，调动读者欣赏的积极性并参与艺术的再创造，是好诗常具的标志。以后一解而言，诗人将扬州比喻为月下美丽的少女萧娘与桃叶，而美好的月色天下三分，扬州就占去了两分，扬州之美美当如何？如此以人喻景，以景喻人，极写妙赞扬州，使得扬州更加名声大噪，从此永恒在徐凝的诗里，如此美诗广而告之，扬州人怎会不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而以诗人之名作为城门之名呢？ “无赖”本来是江淮之间的方言，徐凝诗用其褒义，乃“可爱”或“喜爱达于极点”之意，后人多所沿用。如晚唐段成式《折杨柳》诗，就曾说“长恨早梅无赖极，先将春色出前林”；而辛弃疾《清平乐》更是说“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三分”“二分”这极而言之颇富创意的诗的数学，徐凝自己也似乎颇为偏爱，在以后所作的《上阳红叶》诗中又再次运算： 运算的美学效果虽不及《忆扬州》一诗，但徐凝的诗的数学影响却及于后辈。宋初词人叶清臣《贺圣朝》说：“满斟绿醑留君住，莫匆匆归去。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曾批评过徐凝的苏东坡，也应该承认得到过徐凝的教益，不然，他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怎么会有“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的妙句？更有依样画葫芦的，元代诗人萨都剌有朋友名李溉之，济南人氏，居大明湖上，于水中雍土而为亭，亭名“天心水面”。萨都剌在《寄李溉之》诗中说：“天下三分秋月色，二分多在水心亭。”对于为大明湖唱赞歌的萨诗人，济南人似乎至今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不像扬州人给予徐凝纪念碑式的礼遇，而此诗也并不广为人知，这，大约主要是效颦而非独创之故吧？清代康熙年间扬州才女有芳名陈素素者，她不管徐凝是否授权就自称“二分明月女子”，其诗词集也名为“二分明月集”。不知这一集子流传至今否，反正我还无缘一读。而有缘一睹的是，道光年间书画家钱泳为员氏园林题写了“二分明月楼”的匾额，园林旧址在今日广陵路九十一号宅内。广陵路街道古旧狭窄，我们驱车而过时，世玮为我指点一处巷弄墙头写的“二分明月楼”字样，惊鸿一瞥，真正只能算是另类的萍水相逢。 世俗的心理常常不免以名取文，今日等而下之的甚至是以权势地位或关系利害取文，这样就埋没了许多无名或名声不彰的有才华的作者，让一些无名者的优秀之作有明珠暗掷之叹。名家的每一出手都超过非名家吗？李白是唐代独步天下甚至是整个中国诗坛的超一流高手，徐凝在唐时大约只能算是三流诗人，但李白数游扬州，也写了一些咏唱扬州的诗，然而均不及徐凝之作。超一流诗人写出的有时是二三流之诗，二三流诗人竟然也可以超水平发挥，写出一流的作品，并且幸而未被湮没，此中之景况意味，值得深思。 烟花三月到扬州，入眼的不仅是古城的春光美景，重温的不仅是诗人的旖旎辞章、风流文采，还有许多佚事逸诗，让你感喟人情的冷暖与历史的沧桑，生发许多古今相通的联想。 扬州城内有一条石塔路。在邗江招待所前面的石塔路中央，矗立着一座五层石塔，石色苍古，像一位年高德劭的老者，向熙来攘往的人流与风驰电掣的车流，喃喃地诉说着如烟的往事与历史的苍茫。原来名为慧照寺的惠昭寺，在唐代乾元年间改名木兰院，因为唐开成三年（ 838）得古佛舍利，便于寺内建石塔以藏，木兰院复改名石塔寺。一千多年的雨打风吹，寺已无存，遗址上如今取而代之的是邗江招待所，但石塔犹在，一千多年的往事于当世已然茫茫，于它却仍然历历，见到的、听到的，均一一深藏在它的心中。我来石塔路徘徊，已寻不到惠昭寺或木兰院的半截残砖、一片碎瓦，我问石塔听没听说过诗人王播的故事，檐间的风铃啊叮当摇曳，摆曳叮当，可惜我听不懂那吴地的古老方言。 中唐诗人王播是山西太原人，少年时孤而且贫，成年后不得已寄居于木兰院内就读并就食，也就是随僧“上堂” —听到钟声后便随众僧人上法堂去吃粥饭，以勉强解决“温饱问题”。久而久之，众僧人对于这个穷苦的白食者便心生厌恶，加之他们没有先见之明，于是未能慈悲为怀，便搞了一个恶作剧，钟照敲，但却运用了“时间差” ——饭后再行敲打。待到饥肠辘辘的王播匆匆赶去，早已“粥”终人散。这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近乎致命的打击，王播的自尊心当然大受损伤，尴尬不已，幸亏他还会写诗，就在壁上题了“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之句，虽然即时做了这种自我心理治疗，但已无地自容，只好匆匆拂袖而去。不料“书中自有千钟粟”，王播后来中了进士，官运亨通，非朝中要员，即封疆大吏，而且在三十年后的长庆元年（ 821）还官拜宰相，长庆二年复领淮南节度使，出镇淮南，驻节扬州。旧地重来，他当然百感交集，并要赋诗抒怀了。《全唐诗》中他存诗三首，全是写于扬州，如《淮南游故居感旧酬西川李尚书德裕》一诗中，就有“壁间潜认偷光处，川上宁忘结网时”之句，虽然英雄不问出身，但也不胜今昔之感。他还有《题木兰院（一作惠照寺）二首》： 三十年前，王播尚是一个穷酸的读书人，说不定还面有菜色，谁也料不到龙潜于渊，今后会那样飞黄腾达。三十年后，青衫早已换成华衮，出将入相，旧地重来时已是当朝大员，一方首长。“官吏来时，惊天动地”，今日古风尚存，何况昔时？他去木兰院视察工作，进行调研，属下吏员与寺内僧人诚惶诚恐，不仅修葺寺院，而且还将他的题诗之壁用碧纱笼罩妥加保护，以示对领导及其翰墨手泽的敬重。王播不仅写了前述的第一首诗，还继续施工，补续两句，三十年前因故成为“烂尾楼”的工程终于宣告全面竣工。那“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二语，在这自庆自嘲之词中，包含了多少值得细细玩味追寻的人生感慨啊！ 从王播的诗中，可见某些势利者的众生相，而没有发迹者的报复心。“势利”，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性中最为卑劣的习性之一，在某些人身上还简直有如注册商标。这种人对待他人，唯以职位权势为重（如今更加上“金钱”）。在权势与金钱面前点头哈腰，媚态可掬，对无权无财或一朝失势者，则狗眼看人低或马上变脸。他人权势的大小、财富的多寡，加之境况的顺逆、位置的进退，决定他脸上的寒暑与阴晴。这种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王播当时就深有领教，有切“肠”之痛，我们今日许多读者大概也不乏类似的体验。“报复”，是社会普遍习见的一种心理与行为，尤以权柄在握者与亡命之徒的报复最为可怕，因为这两种报复最具杀伤力。当年王播的身心应该说受到了“势利”的重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僧人们已经白头，但他如果要施行报复，像有些心理阴暗狠毒、无所不用其极者那样，同样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莎士比亚说：“宽恕别人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一种高贵行为。”万人之上的王播能不计旧怨，史书也无相关记载，可见此公于此事还真算是宅心仁厚。 王播去后，时间又过了一百多年，北宋的宰相寇准镇守陕西，他和布衣诗友魏野游于他们以前曾游览题诗的寺院，寺壁上寇准之作也早已是碧纱笼罩，而并列的魏野之作则“尘灰满面”。侍游的一位官妓于心不忍，便用红袖拂去魏野诗作上的灰尘，魏野立成一绝《题僧寺》： 魏野是北宋有名的隐士与诗人。在野的他本已闲云野鹤，有的是出尘之想而非入世之思，但他实际上也受到伤害，一般人处于此情此景，绝对颇为难堪，然而他却以幽默出之，拈花一笑。正如泰戈尔《飞鸟集》所说：“尘土受到损辱，却以他的花朵来报答。”于是，在王播的诗作之后，我们今天就还可读到这样一首闪耀慧光又不无浪漫的好诗。 王播所抒写的，还是对个人遭际的感喟，虽然从中也可以看到某些人性与世态，但毕竟有如一泓池水，没有阔大的波澜，而李商隐等人对于隋炀帝与有关历史的咏叹，则好像千顷汪洋，激起我们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历史与现实的诸多联想。 隋朝末年，祖君彦代李密所写的讨伐隋炀帝杨广的《讨炀帝檄》，其中的名句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一鉴定当然是为隋炀帝量身定做，但何尝不适合古往今来的一切昏君与暴君？杨广在称帝之前，曾两次奉父皇隋文帝杨坚之命镇守扬州，那时国基未固，他自己也尚未到达权力之巅，还来不及彻底而迅速地腐败堕落，及至达到唯我独尊、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顶峰，其残暴与腐朽也随之到达峰顶。他当皇帝后三次从洛阳来扬州寻欢作乐，最后一次是大业十二年（ 616）七月，这一次有来无回，大业十四年即被叛将宇文化及所杀。因为他与扬州有如此密切的因缘，所以诗人们咏叹扬州历史时不写到这个角色，似乎就有点离题，而我从湘楚之地远去扬州，除了扬州的美好风物，也是想一睹这个暴君的丧身之地，一听古代诗人敲响的警钟与丧钟为谁而鸣。 颇具史识史见的李商隐，也擅长抒写历史题材。他的七律《隋宫》非常有名：“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炀帝当年曾当面责问一旦归为臣虏的陈后主，指斥其荒淫误国，而后来他自己却又步其后尘，这真是历史的强烈反讽，李商隐写来更是笔挟风霜。然而，他的《隋堤》（又作《隋宫》），似乎更是以少胜多，以短胜长： 隋炀帝从洛阳到扬州，共造船八万艘，背纤挽船者共八万人。为他的龙舟背纤牵挽的也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每条船还用一千多名少女，手握镂花雕金的纤板，肩背彩缆，在新栽杨柳的纤道上向前而行。而尽举国之力织成的华丽贵重的宫锦，一半做了垂在马鞍下遮挡泥尘的“障泥”，一半则做了直指天涯的“锦帆”。如此奢华靡费、荒淫腐化，又堵塞言路、一意孤行，凡进谏者即杀，如此如此，天下还能长治久安吗？ 隋炀帝下令开挖从河南到扬州的运河，其本意就是为了南巡享乐。当时征调三百六十多万河工服役，河开到徐州，已死一百五十万人，到全河贯通之时，已死二百五十万人，占全部河工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沿途还建造宫殿四十余座，又四处选美（今日各种形式之“选美”，虽性质与形式有异，但由来久矣）和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淫乐挥霍。第三次到扬州后更是变本加厉，乐不思“洛”，直至变生肘腋，呜呼哀哉。中唐时湖南诗人胡曾擅长咏史，有咏史诗一百五十首，后代之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等常加引用，他的《汴水》有道是： 晚唐诗人皮日休对胡曾的看法没有举双手赞成，他的《汴河怀古》发表了不同的“诗”见：“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不过，用一句现代的习惯用语，“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荒淫亡国的杨广终于未能寿终正寝，先葬于吴公台下，唐太宗贞观五年（ 631），移葬于雷塘，在今日距扬州市十余里之北郊，属邗江区槐泗镇。 炀帝陵本应大名鼎鼎，但我们问了许多路人，都莫名所以，最后还是世玮请他的女婿驱车前往，才到达目的地。进入陵园，左右两侧各是一塘绿水，这大约就是“雷塘”的遗存吧？在横向的土质祭台之后，一个高大的土堆寂寞在春风之中，土堆前的石碣上书有“隋炀帝之陵”的字样。游人寥落，我寻觅到这里，没有任何仰望之情，像现在许多美化帝王的影片所做的那样，而是去追问历史，烛照当今。古代没有政党，朕即国家，但腐败在古代虽无党可亡，却有国可败，帝王自己有时也难免杀身之祸。杨广当太子时，为了杨家的天下和自身的登基，还算有所作为，在扬州胡天胡地时，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曾照镜对萧后说：“我这颗好头颅，不知道会被谁砍掉。”而好舞文弄墨的他所作的《索酒歌》，似乎也一诗成谶：“官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焰奕红辉。”他在扬州所建的“迷楼”，后来在兵乱中果然可怜一炬，顿成焦土，那熊熊的火焰是为他送葬的挽歌。明知会杀身亡国，但却仍然在荒淫奢侈、沉沦腐败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高度集权、毫无监督就必然腐化堕落，免不了败亡。这，也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在隋炀帝陵前，我叩问人世的变幻、历史的苍茫，心中飞来的，还有晚唐诗人罗隐《炀帝陵》那如同警钟的绝妙诗句： 烟花三月下扬州。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欲兼三者。”至于孟浩然当年为什么远去扬州，我已经无法去向他问个究竟了，我至少没有上述古人那种为官为贾为仙的宏图大愿。世玮是读书种子，也是业余作家，古道热肠的他张罗安排了我的扬州之行。扬州匆匆两日，我饱览了早春的风景，寻觅了往昔的诗踪，初识了天上可爱的扬州明月，温习了地上可惊的沉重历史。中唐诗人张祜是北方人，但他却热爱南方的扬州，也没有殷芸所说的那些人的三愿，不过，他真是与众不同，而且百无禁忌，竟然事先就为身后设想，其《纵游淮南》诗说：“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我可不愿效法这位虽然浪漫却出言无忌且无吉的张祜先生。匆匆地我走了，正如我匆匆地来，虽然依依不舍，但我还是向扬州挥一挥手，连声说再见吧再见，因为我还要回长沙去写《烟花三月下扬州》这篇文章，何况我还有许多人生的预约有待去一一兑现。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对/冯 晓 声明：投稿视为授权本平台刊发，出版等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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