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泸州，一座红色之城  曾 焱 谚语有云：“天生重庆，铁打泸州。”巍巍泸州，兵家形胜。控长江之上游，当滇黔之孔道。因据江河之堑、峻岭之险，易守难攻，自古即兵家必争之地。 回溯历史，泸州一直是座激荡家国情怀、厚植英雄基因的城市。800多年前，神臂城“老泸州”南宋军民抗元达34年之久，历经“五易五守”的殊死争夺，锻造出一种惊涛骇浪的铁血担当，故史有“铁泸城”之美誉。多少年来，那段金戈铁马铸就的“铁血”精神，一直感召着一代又一代泸州人在艰辛中淬炼、从磨难中奋起，用热血铸就一座“高山有故事、大江有传奇”的英雄城市。
神臂城（合江县文保中心 供图，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如果一座城有颜色，那泸州的底色就是鲜红。这片鲜红，是血染的风采，是炫目的图腾，是价值的尺度，是信仰的色调。近代中国，更有无数仁人志士带着坚如磐石的信念聚集于泸州，探寻民族复兴之路，点燃救亡图存火种，并从这里走向历史舞台。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那些救国救民的青年，一样的热血，一样的信念。他们用生命演绎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场景，就像穿城而过的两江澎湃之水，奔腾激荡在时光深处的高原峡谷，一头深深地扎进酒城大地，在汇聚更多的高山流水之后，又一路奔向远方的星辰和浩荡的东海。 泸州作为护国讨袁的主战场之一，曾见证朱德一战成名的“棉花坡战役”。1916年，朱德奉蔡锷之令，在泸州纳溪区境内阻击北洋军，并一战定乾坤。蔡锷曾评价：“棉花坡一旦失守，纳溪城无险可守，棉花坡阵地得失直接关系护国讨袁战局的成败。”彼时，护国军的枪膛里有国家的命运，弹壳中是民众的希望。战争最艰危时刻，朱德亲率80名敢死队员作总攻先锋。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战马被打死，军帽被打穿，但其毫不畏惧，率先冲入敌阵与敌军展开白刃战。最终，他们以少击多、以弱胜强，彻底粉碎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经此战，朱德一跃成为滇军名将、护国名将，被军中誉为“云南四大金刚，朱德功勋第一”。  护国战争纪念馆内朱德雕像（图片来源：泸州头条） 战争爆发前，棉花坡一带群众捐钱捐物、参军参战，用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护国军，体现了泸州人民每逢国家民族危难之时，那种万众一心、挺身而出的家国情怀，那种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担当。战役结束后，朱德挥笔写下一副楹联：“滇南壮士集云溪，听铁马声中，三渠洪水开天地；冀北胸襟环纳带，看朱坪阵上，万里烽烟动古今。”多年后，朱德忆及棉花坡战役时，曾自豪地说：“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 时光飞逝，当年的硝烟已消失在历史烟尘的深处，但战场瞬间已沉淀成经典永恒。尽管，波澜壮阔的护国运动未能改变当时的中国现状，却遏制了封建帝制的死灰复燃。 当然，同为经典的还有蔡锷与朱德带军至叙永雪山关时合撰的楹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这一气势非凡、感情炽烈的即兴唱和之作，抒发二人的英雄气概和护国壮志，充分表露其叱咤风云、讨袁必胜的信念。后人将这副对联镌刻于雪山关南门之上，成为感人至深的山川名胜佳联，尤为引人注目。 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一次勇敢尝试。“泸”指的是泸州，“顺”即顺庆，也就是今天的南充。开国上将萧克曾说，这是“南昌起义”的预演。 
泸顺起义前刘伯承致刘湘信，四川省图书馆 藏（蓬州闲士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1926年9月，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背景下，以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为总指挥。从12月1日开始，起义先后在泸州、顺庆等地爆发。因四川各派军阀调兵镇压，泸州起义部队未能到顺庆会师，于12月下旬退至开江。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奉命到泸州重整部队，起义军气象为之一新，士气大振。城内百姓一时争唱：“刘伯承，似天神！忽然来到泸州城。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4月13日，四川军阀刘湘等拼凑“川黔联军”扑向泸州。战争异常残酷、惨烈，双方都打出了阴影。关键时刻，刘伯承亲临龙透关阵地，率部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敌军三次猛攻。其时，刘伯承身上已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责任，有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深沉情愫，有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决绝担当。后来，起义虽因弹尽粮绝失败，却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先河。而刘伯承的胆略、意志、情感和人格，也在战场上竖成一座丰碑，见证着那段血染山河的飘零岁月。《新蜀报》称之为“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甚巨”。
“犹闻当年万马嘶，龙透关外战声悲”。今天，血色残阳下的龙透关上，仿佛仍能看见当年的浩浩狼烟和刀光铁血，仍能听到战马的声声悲鸣。 泸州作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重要转战地，毛泽东主席曾在此留下军事生涯“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下进行的一次战役。彼时，面对敌人重重封锁，红军经常游走于生与死的边缘，士气一度悲观沮丧。但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靠意志行走，用生命歌唱，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于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血路。该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1935年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彻底粉碎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此，伟人的无畏、无惧、无私，大勇、大智、大仁，一直横贯于赤水河畔，彪炳于乌蒙山巅。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之二渡、四渡的主要渡口之一“九溪口渡口”。现位于古蔺县太平镇九龙村8组（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陈浩平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期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进驻白沙场，召开会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拨开历史的烟云，“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几句，至今读起来仍觉风雷激荡。这是红军的运动战略意图，正式宣告四渡赤水最精彩之笔即将书写。行进中，红军作战方向多次变更，纵然山路异常曲折，即便行程格外遥远，但在毛泽东的大手指引下，始终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这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队伍，这支缺医少粮、弹药匮乏的队伍，一路上历经诸多追兵、炮火、苦难、饥饿、死亡、生命极限等难以想象的重重挑战，仍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奋力跨越重重关山，最终抵达胜利彼岸。
回首百年风云，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四渡赤水”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长征——前3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则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句话，真可谓“豪气干云，气可吞天”，确有一种喷薄跃动的自负。是的，面对那种山河破碎、千疮百痍的悲惨局面，面对那种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重重困境，“男人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作为受任于败军之际的一代伟人，他在四渡赤水中以行云流水般的指挥艺术，将一场实力过于悬殊、装备差距太大的战场较量，变为一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战争史诗。明月千里，千秋明月，曾映照着那一切的一切，也曾惊讶着那一切的一切。他，当然有资格如此自负！
古蔺县太平渡渡口纪念碑（余其松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有道是，铁石相击，必溅火花；水气激荡，则生长虹。今日，刀光剑影已暗淡，鼓角争鸣早远去，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秘诀仍为世界军事界所震撼。其出神入化的大手笔，总是让人不可思议、拍案道绝。 20世纪60年代，开国上将萧华根据长征史实创作完成一部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音乐巨著《长征组歌》，其对长征历史的全面概述、真实描述，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致赞许，后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其中一曲叫《四渡赤水出奇兵》，有这样的歌词：“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几句，极具动感，极富气势，让你知道什么叫马奔狼突、虎口拔牙，什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什么叫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而那气势恢宏、动人心魄的旋律，则非常形象地再现当年红军一往无前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向死而生以从之的历史画卷，教你懂得何谓信仰之路，何谓救国之路，何谓光明之路。细细聆听，即有一种挟泰山而超北海的豪迈情怀弥漫心间——放眼世间，还有什么蹚不开的路、过不去的坎？  自然，在波涛滚滚的赤水河畔，留下太多饱经沧桑的红色文物，也留下太多感人肺腑的家国情怀故事。“牧童拾得旧刀枪，自将磨洗认前朝”。那些茂密庄稼、新起楼房的土地下，总能寻到支撑我们灵魂的东西。尤其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的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一个个场景、一段段影像，更是穿过岁月、直抵人心。而在古蔺白沙场，至今仍传颂着贺子珍托孤的悲壮——1935年2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进驻白沙场时，其夫人贺子珍正赶上临产。因长时间急行军，贺子珍早已精疲力尽，但仍咬牙跟随部队。“白沙会议”结束当夜，贺子珍在一农妇家里生下一名可爱女儿。看了看孩子，她异常难过地对身边战友说：“把孩子送给老乡，部队很快要开拔，后面有追兵，我们不能带着她啊。”战友钱希均连夜把孩子送给当地孤寡老人张二婆，并送上四枚银圆。见贺子珍泪流不已，毛泽东曾安慰道：“条件好了，我们再把孩子接到身边！”红军走后，张二婆为孩子取名“王秀英”，并细心照料。岂料，仅仅3个月后，孩子身染毒疮夭折。红色白沙场，从此留下永远的遗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永远长眠于此。
青山无言，永怀碧血；日月行天，以鉴丹心。如此队伍，怎不让人追随？据统计，古蔺、叙永两县共1300余人踊跃参加红军。彼时，“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场面比比皆是。其中，原国家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星将军即是其中一员。红军一渡赤水抵达古蔺时，其系东新镇呐喊村一名望族青年，家境在当地较为优裕。获悉十里之外皇华街上“来了支神秘队伍，白天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道理，夜晚和衣睡在屋檐下”的消息后，他当即约上堂兄弟去投奔，从此踏上革命的漫漫征途。据有关资料记载，古蔺县共805人参加红军，大多血洒疆场。他们或牺牲于娄山关、大渡河的生死之战，或牺牲于爬雪山、过草地的险恶环境……曾有党史专家说，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历经600余次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翻越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巍巍雪山，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可以说，自“四渡赤水”战役起，长征路上每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都有古蔺儿郎奉献出青春热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八百儿郎”中有消息带回古蔺的仅16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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