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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的薪火 文明的薪火相传，永远是激动人心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生生不息。我们不是讲“天地之大德曰生”么？那么人类的生生不息，最深刻的根源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生命本身。但是，人类的生命较之动植物，却有着极大的超越性。而最能体现这种超越的，也就是哲学的精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却可以超越有限的生命，去成就真正的永恒。永恒，对于宇宙万物、日月星辰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虽然它们拥有着真正的永恒。惟有对于拥有有限生命，并能够自觉其有限性的人本身，永恒才具有真实的意义。人不可能达到像宇宙万物、日月星辰那样的永恒；因为人的生命是飘忽易逝的。人所能成就的，也只是精神意义或者哲学意义的永恒。这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延续；而且这种延续，就发生在转瞬易逝的分分秒秒。哲学的精神，永远都是最为深邃的。如果一种文明没有或者丧失了哲学的精神，那必然会变得非常浅薄。其实，在哲学的轴心时代，最主要的就是成就了哲学的精神。哲学的精神，一方面让人们领略了永恒的真谛，譬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另一方面则是唤醒了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带有极大的超越性，譬如超越生死，达到永恒。可以说，终极关怀，对于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形而上的安慰。人总是要死的，这对于每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人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人们虽然很清楚，必然的死亡是辩证法的胜利；但是，在情感上，又需要一种安慰。在凡夫俗子，设想一个彼岸世界、一个极乐天堂，确实是一种极大的满足，虽然这未必存在。死后，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安慰。我们并不能说，这种安慰靠不住。如果没有这种安慰，我们又如何平抚躁动不安的灵魂呢？当然，终极关怀的觉醒，还表现为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灵魂的永生与对不朽的追求。其实，灵魂的永生，是在宗教背景下的；人们要通过现世的修为，来达到死后的永生。也就是说，人的一生是为天国服务的。这样以来，在尘世的生活，便显得不怎么重要；反倒是虚幻的天国具有了永恒的意义。人们所想着的是灵魂的救赎与最终的永生；然而，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只是匍匐在天国的幻影之下。相对来说，对不朽的追求，似乎就胜过灵魂的永生了。因为对不朽的追求，并不醉心于天国的虚幻，而更看重在现世的作为。也就是说，现世的作为，才是不朽的根源。就像《左传》中讲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全都是现世的作为，哪有丝毫天国的影子呢？灵魂的永生，根源于上帝；而最终的不朽，全凭现世的作为。可以说，这是两种并不一样的终极关怀。在前者，有着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区分；而在后者始终都是一个世界。在我自己，并不关注灵魂的永生；当然，也不奢望所谓的不朽。我所关注的也只是文明的薪火相传，哲学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闪光。其实，看到文明的薪火相传，我们会更加地怀念在哲学上取得突破的轴心时代。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源头就在那里。在人类文明的源头，哲学的精神就那样熠熠闪光，这确实让人们心醉不已。其实，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是不断地回眸那一个轴心时代，尽而获得崭新的精神的。人类不同文明的对话，甚至就精简为了不同文明精神导师之间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是由后来者进行的；不过，这也正说明导师的精神是活在现代人中间的。那么，进行这种对话，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主要的不是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为了不同文明的和谐与交流。我们很清楚，在内在精神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不比释迦牟尼、孔子、老子高明多少。毋宁说，他们都是同一个级别的，即同为塑造了某一文明的精神导师。各种文明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所以，要有那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襟。任何一种自大，到最终都不过证明一种狭隘；而狭隘的观点，所导致的不过是固步自封。其实，不同的文明，都有那种薪火相传的精神。而生生不息的人类，是能够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和睦相处的。 （五）告别人类的童年 其实，哲学的轴心时代，即人类文明精神取得突破的时期，恰恰是人类的童年时代。按理说，人类的童年时代，应该很有那种天真烂漫的精神。但是，在所有古老的文明中，只有古希腊的神话、哲学，体现了这种天真烂漫的精神。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所提供给我们的是苦难的精神，在释迦牟尼那里也是人生皆苦，至于中国孔子提供给我们的则是忧患意识，从《易传》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以说，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就有许多的苦难、忧患；这种苦难、忧患，当然有助于哲学的突破，但也会造成文明的早熟。就像我们中国的文明，就很有那种早熟的特点；这会让一个民族变得非常深沉，但是，也失掉了那种天真烂漫的精神。我们常讲童年的理想，殊不知还有一个理想的童年。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释迦牟尼、孔子、老子，虽然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表达了自己的理想，但并没有提供一个理想的童年。而只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既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表达了人类的理想，又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童年。说实在的，最可怕的就是哲学陶醉于自己的深邃，而失掉了那种天真烂漫的精神。当然，能够成就哲学深邃的，是苦难与忧患。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一种天真烂漫的精神来面对苦难与忧患呢？古希腊的神话、哲学，是不可复制的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人们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哲学的思辩。甚至进行哲学的思辩，也并不是为了达到那种深邃；而只是基于一种爱智的乐趣。人们对哲学的思辩，是非常乐观的。通过哲学的思辩，不仅可以确证自身的尊严与价值，甚至可以获得久违的天福。有哪个时代，人们能对哲学的思辩，抱有这么乐观的态度呢？如果我们的哲学思辩，永远处于这种童年的状态，该有多好呢？但是，人类的童年，却是历史的一瞬；并且，也不是所有文明的童年，都有这种天真烂漫的精神。像我们中国的古典哲学，就没有多少天真烂漫，而拥有着太多的忧患。哲学的思辩，很难永远地葆有自己的天真烂漫。理想的童年，终究会为童年的理想所取代。在理想，总有许多的美好；但是，人类生存的艰难，却让美好的理想，变得支离破碎。我总觉得，真正塑造人类文明的恰恰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如果说，人类必将告别自己的童年时代，那么在童年时代有些早熟，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更有助于面对生存的艰难。我们知道，愈是饱经苦难、忧患的民族，愈是拥有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人类文明，告别童年时代的鲜明标志，就是哲学思辩告别了天真烂漫的精神，而走向了自身的深邃。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要比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深邃多了。但是，由哲学的深邃，我们获得的是灵魂的震撼；这种震撼，就说明我们早就远离了童年时代的天真烂漫。如果说，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更重视的是思辩智慧；那么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则更重视恢弘的历史气度。哲学是通过走向历史，获得自身的深邃的。就是让康德醉心不已的“道德律令”，同样是历史的产物。我在想，哲学思辩在走向深邃的过程中，是不是迷失了自己的童年呢？在哲学的童年时代，何尝有这种深邃呢？但人们却可以快乐地活着。而一旦哲学走向了深邃，人类所承担的痛苦与忧患却与日俱增。其实，深邃的哲学同样在表达希望，就如同人类童年时代的哲学表达希望一样。但是，两种希望，是颇有不同的。一种希望具有深沉的内涵，另外一种希望则具有天真烂漫的精神。如果是回忆，我们自然喜欢天真烂漫的精神；但是，若要面对现实，还是应该具有深沉的内涵。许多时候，所谓天真烂漫，不过是盲目乐观；而历史的前行，却是具有深刻的悲剧性的。哲学的深邃，就是要直面历史的悲剧性；如果不能，那就会流于浅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还是应该走向深邃，而不能够以所谓天真烂漫为满足。当然，在哲学家可以是天真烂漫的，但是，他的哲学必须有洞穿历史的深邃。如果一种哲学永远都长不大，那实在是对哲学本身的反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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