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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前天我在“夜书房”公号写李凤亮教授和我当年喝酒的往事，凤亮在留言区感叹道：“江湖但闻胡善饮，几人得见胜秋风。”他的意思，是我已戒酒，不复当年豪饮风范。一位“装子”书友开玩笑说，“您应该写篇《戒酒赋》。”嗯，也不是不可以，但《戒酒赋》不会写，写篇《戒酒记》还是可能的。于是有今日公号文字。】  我酒量平平，但酒情豪迈，酒胆冲天，喝到某一刻度，说话与干杯都无所顾忌。更有甚者，很多“同道中人”都表示，他们只在外面呼朋唤友，呼三喝六，推杯换盏，不醉不归。在家吃饭，则滴酒不沾。我很看不起这种“酒风”，也搞不懂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喝酒只图快活，不择地点，在家在外一个样。 如此日积月累，终于，2017年岁尾，免疫力下降，重流感上身，缠绵不去，上吐下泻，头晕脑胀，浑身无力，行走则东倒西歪，躺平则呼吸困难。实在熬不住了，只好住进了医院。我以为是感冒并发肠胃炎，遂住进消化内科，开始输液。当然，那一堆仪器检查照例要做，肝胆脑肺，一个不落。情况眼看很快好转，我就对前来探望我的院长说，我住到下周三就出院了，您给医生打个招呼。 院长说，你天天夜班，太辛苦了，借机休息几天也无妨。我说，年底事多，闲不下来。 这位院长是肺病专家，他说他去医生办公室，看看各项检查结果再说。 过了一会儿，他匆匆赶回，面色有异。“你还要出院？”他边说边摇头，“我看了你肺部检查的片子，你的肺都花了！你还想出院？” 我这才注意到，院长已经带上了口罩。“2003年我是战斗在抗击'非典'前线的，”他说，“我虽然现在不能确定你肺部是什么情况，但和非典也差不多。” 他打了一通电话，然后叫过值班医生和护士安排说，今晚密切注意病人情况，明天查房时各科会诊。 我本来觉得身体状况已经大为好转，只是晚上睡觉需要半躺半坐才能把气儿喘匀，输几天液自然就好了。当然我很感激院长的安排，觉得他抱着为病人负责的态度，把我的病难免看得郑重了些，但会诊一下总是好的。 第二天八点刚过，病房里就呼啦啦站满了白大褂，人人都戴口罩，表情凝重，如临大敌。我忽然也觉得呼吸更为困难，据说面色也更发白了。 院长和在场的医生们往复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初步诊断为急性病毒性肺部感染。先按非典方案治疗。继续观察，不排除其他传染病。” 这时，病房医生悄悄问我：“住院前一周内您去过哪里？” 我说：“郑州，开封。” “吃过什么东西？” “开封羊汤。” 医生重重地点了点头。又问：“回来后参加过集体活动吗？” 我刚想说没有，突然想起一件事，赶紧说：“实话说，住院前我刚给几十所小学的副校长或教导处主任讲过一堂深圳阅读文化课。” 医生的身子一下子站直了，然后又弯下腰来，“您是说，给几十所小学的老师上过课？”他问。 “也就是每所学校一个老师。”我故作轻松地说，“不是所有老师。” 医生又站直身子，回头不知跟谁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弯腰对我说，“这事先不要对外讲。” 很快，或者是第二天，我记不太清了，院长和医生来到病床前，仍戴着口罩，神情轻松了不少。“病毒性肺炎。”院长说，“还好，传染性不强，我还是按非典方案给你治。” 就这样，2017年的圣诞，2018年的元旦，我就在病床上度过了。 出院前一天，院长又来看我，说，“网上有个帖子，叫《流感中的北京中年》，文章中那个病人的病和你一样。” “知道。”我说，“那个人死了。”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治疗方案和效果也不会一样。”院长说，“出院后你要少喝酒，多运动。” “我准备戒酒了。”我说。 院长哈哈一笑，说：“戒酒也没必要，自我控制就好了，白酒别超过二两。” “控酒太难了，我控制不了，还是戒酒容易。”我说。 “适量，适量。”院长边出病房边回头强调，“适量就好。” 住院十几天，吃药无数，滴酒未沾。之前一想到晚饭可以和好友小酌，浑身振奋，脑子里可能快速分泌了多巴胺。从医院回到家后，正值下午时分，我已经没有这份期待与快乐感了。 难道酒缘已尽？此生饮酒定数已经提前完成？为什么感觉酒对我失去了吸引力？难道是天意让我戒酒？如此马后炮般地胡思乱想一番，我严肃地感叹了一句：“戒酒！” 姚老师听我说出这两个字，没当回事。“管住自己就好，不然要命了！而且不光要你一个人的命。”她说，“戒酒这话，想好了再说。说出去做不到就丢人了。” “戒！”我说，“又不是给别人戒的，有什么丢不丢人的。” “在家不喝酒，好说。工作接待呢？应酬呢？” “不是戒酒了嘛！什么场合都不喝！” 谁知这“戒酒”一事，果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是难在自己抵制不了诱惑，而是难在别人好像不允许你戒酒，他们会说：你怎么可以戒酒呢？你怎么能不喝酒呢？不喝酒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就差高呼“戒酒无理！戒酒有罪！”了。 太多故事了。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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