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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治国的人，国家粮仓虽然装得满满的，也不会放松农业生产；国家很大、百姓众多，君主也不会对于言论自由放纵。这其实是“焚书坑儒”的源头。抓农业，是为了百姓温饱。百姓吃得上饭，国家才能稳定。抓言论，是为了统一思想。百姓思想单纯，国家才能稳定。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横行，百姓常常乐于谈论各家思想，而荒于农事，不利于农业生产，也不利于统一思想。当然，只有统一思想，才能一举两得，既让百姓回归农业生产，又能使得言论安全。诸子百家思想中，结合秦国的国情民情，商鞅认为最适合的就是法家。秦国相对落后，贵族势力相对较弱，阻力较小，比较容易进行变革。而儒家的仁义，对于快要被魏国吞并的秦国来说，无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切实际。墨家的“兼爱”“非攻”，同样不适合秦国国情，你不去打别人，别人已经占领河西之地，迫近国都了。道家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只会让秦国顺着被魏国吞并。纵横家，耍耍嘴皮子，只能改变一时的困境，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得一个国家强大。所以，商鞅认为只有法家，才能使得秦国强大，只有变法，才能使得秦国强盛。而统一思想，确立法家为主的治国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商鞅变法重在务实，设名分、奖励耕种、军功、控制言论、统一思想，就显得非常具有实际效果。它以提高生产力为前提，以统一思想为前提，为强大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遇见是缘， 点亮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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