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1939年中共鄂中特委的前后
顾大椿 童世光 蔡承组 1937年底，湖北省（工）委派陶铸同志到鄂中应城县的汤池，利用统战关系开办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陶铸同志是在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期，由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向国民党提出，才从南京军人监狱中要出来的。他到武汉时，党的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刚在组建，陶参加工委（后改湖北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董必武同志利用统战关系筹建汤池训练班时，省（工）委派陶铸同志到应城，作为省（工）委的特派员代表省委领导训练班和开展鄂中党的工作。最早随同陶铸（剑寒）同志从武汉到汤池的党员有曾志（当时名曾霞），刘顺元、李华、顾大椿、刘慈恺、夏菲、郑速燕、童世光等同志。这是抗战以后，党派到鄂中恢复和建立组织的最早的一批党员。其中除童世光同志是汉川籍，夏菲同志是武汉籍外，都是外省人。陶铸等同志一到汤池，要准备日后鄂中及湖北各地沦陷后坚持打游击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训练班是为组织和武装群众准备干部的基点，训练课程中游击战争和战斗演习占了相当的比重。陶铸同志还亲自带领林镇南同志（南洋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解放后在华中农学院负责，六十年代病逝)及李镇（寿慈）同志等到大洪山腹地山高林密点察看地形，绘制简易的地图，为日后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后方根据地。在京山主持工作的顾大椿同志多次到进山必经之路的石板等地布置工作，并派李蔺田同志一直在石板河开展工作，建立了党支部，做好了当地“汉流大哥”的工作，掌握了联保武装。蔡松云（斯列）同志在应城沦陷前夕布置了丁家冲，猴子凹的据点事先将有关同志的家属安置在那里。所有这些，都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针锋相对，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应城膏盐矿工邓先柱同志应山籍，长期在矿上当工人，在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曾参加过土地革命，后来失掉了联系。在陶铸等同志来到应城汤池之前，邓曾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接上组织关系。省（工）委要邓到汤池找“陶先生”。这是在应城本地工人中最早恢复关系的党员。早年参加过革命的青年学生蔡松云，也到武汉去找党的组织，也由湖北省（工）委介绍到汤池来解决了党籍。他是除了汤池训练班学员以外，最初参加党的少数本地知识青年之一。应城、京山、钟祥、天门、安陆等鄂中各县，都由汤池训练班结业后用合法的农村合作指导员名义的党员同志发展了一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党员，接上了一些失掉关系的同志。但汤池附近，除了联系上个别失掉关系的老党员外，农民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汤池合作训练班的学员，除了一部分先后离去外，全部是开展鄂中游击战争的主要干部。陶铸同志到汤池后，很快就建立了支部，这是1937年12月下旬的事。曾志（霞）、李华、雍文涛同志等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领导训练班和地方党的工作。1938年2月间，训练班支部和管地方党员的鄂中特别支部分开设立，前者以训练班的工作为主。因为都设在汤池训练班内，训练班支部与鄂中特支在有些工作上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训练班支部讨论发展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特支的同志有时也参加。训练班支部和地方的特支都由陶铸同志代表湖北省（工）委直接领导。1938年3月中旬，蔡承组从武汉到汤池，省（工）委委员、青年工作部长杨学诚同志在武汉青救会同蔡谈话，是要他到汤池去开展鄂中青年工作的。此时训练班第三期已经开学，特支书记是童世光同志。不久，童世光同志被派去开展天门、皂市、汉川一带工作。陶铸同志决定蔡接替童世光同志任特支书记，时在1938年4月初。汤池训练班前后办了三期。以后用剩下的经费办汤池临时学校，对外以补习文化为名，所以设有英语、数学等课程。实际上仍以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群众工作等课程为主。学员多数是鄂中各县的初中高中或小学学生，也有个别恢复了或待恢复党籍的脱党老同志。校长先为陶铸同志，后由童世光同志担任，蔡承组为副校长。负责人及教员先后有吴声凯（师筑）、沈德纯、潘琪、李寿慈、须浩风、胡笃冲、张烈、胡文同等同志，最多时学生发展到二百多人，分设三队，一队及校部在夏家庙，二队在九龙庙，三队在龙溪澎家祠堂，除了个别中途离学校者外，临时学校学生后来都成为开展游击战争最初的骨干，鄂中特委机关即在夏家庙临时学校校部内。5月底6月初，湖北省委决定成立鄂中特委，派刘青同志（后在大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来担任鄂中特委书记，住在属天门县的皂市书报合作社（这是党在皂市发行《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的据点）对面铺子楼上，和童世光同志同住。刘青同志曾经分别和顾大椿、蔡承组同志等谈过话，还在书报合作社楼上开过一次小型会议，刘青同志除传达省委指示外，还宣布顾大椿任特委宣传部长（当时他在京山主持工作）、蔡承组任组织部长，委员有刘慈恺(在钟祥工作）、童世光、邓先柱、陈秀山同志。刘青同志来任持委书记仅有约两个星期的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召开特委正式成立会，他就回武汉开省委扩大会议了，那次会上决定他仍回鄂南工作。省委会后，省委另派何彬（何功伟）同志任鄂中特委书记。何在鄂中的时间更短，不过一个星期，省委又调他走了。何也在皂市住（何彬同志于抗战中期，在鄂西恩施，被国民党杀害），那时无所谓特委机关，机关也没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何彬同志调走以后不久，省委派杨学诚同志来任特委书记，宣传部、组织部及特委委员人选仍末变。杨来时合作训练班已经结束，特委机关设在离汤池不远的临时学校本部内，这时才有一个姓宋的管理机关日常事务，如保管党费，整理入党登记表等事。顾大椿、刘慈恺、邓先柱、陈秀山等同志分别常驻京山、钟祥、应城矿区等地。应城潘家集、龙王集、卧虎岗一带的膏盐矿区，是鄂中特委的工作重点，那里不但工人集中，阶级斗争尖锐，而且有老革命影响（洪湖二方面军段德昌同志曾带队伍到那里活动，并吸收了一批膏盐工人参加工农红军），又有邓先柱同志这样的群众领袖。汤池训练班学员派去矿区工作后，陆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接上了一批红军撤走后失掉关系的老同志。还有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党员如蔡松云（斯列）、黄柏青等同志的社会关系可以运用，争取“汉流”的工作在那里也已开展。矿区建立了区委。后来事实证明：确定矿区工作为鄂中特委的重点是正确的。鄂中沦陷打起游击战争之后，无论补充兵员、收集枪支、突破敌伪的食盐封锁等事，矿区都是重要来源之一，尤其对以后鄂豫边区的财政来源，应城矿区都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除了应城矿区之外，应城的长江埠、陈家河，天门的皂市、干驿镇，京山的孙桥、石板河，应城的巡检司、钟祥、云梦、汉川等地都先后派去党员，建立了党组织，有的是支部，有的是区委或中心区委，但都还来不及建立起正式的县委。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公历十月上旬）特委在应城、潘家集蔡松云同志的盐棚子（熬盐的工场称棚子）的炮楼上开了三天特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应城沦陷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会议由杨学诚同志主持，到会的有顾大椿、刘慈恺、蔡承组、童世光、邓先柱、陈秀山、郑速燕、肖松年、沈少华（德纯）共十人。会议后半段，蔡松云同志列席。这是鄂中特委成立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到会人数比较齐全的会议。10月24日，武汉即将沦陷，应城吃紧，杨学诚同志和蔡承组商定，蔡西去京山一带同顾大椿、夏菲、陈玉虹（许明清）等同志联系工作，杨学诚、沈德纯同志去矿区。当杨等到蔡松云同志的棚子布置工作完毕，继续前往卧虎岗找邓先柱同志等布置工作时，途中听到枪炮声，日寇已到应城附近。杨等转回蔡处，随即带潘家集的“应城八条枪”经京山石板河到丁家冲、赵家祠堂、猴子凹一带驻扎下来，用的是“潘家集商民抗日自卫队”名义。在这兵荒马乱时节，这一支刚组织起来的人数不多的队伍毫无经验。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亲自在寒夜中站第一班岗哨。这是鄂中地区最早的由党直接领导的“星星之火”部队之一。在武汉即将沦陷前，湖北省委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分散，打算建立鄂东、鄂西、鄂西北、鄂中四个领导机关，但正式成立，已经在武汉沦陷稍后的时间了。省委秘书长王翰同志派到鄂西北（襄樊、老河口）主持筹建鄂西北省委。他从武汉撤退时由童世光同志去接他，经蔡甸、汉川，过应城陈家河矿区蔡松云同志的盐棚子，到达特委杨学诚等同志住地夏家庙临时学校。学诚同志主持召开会议，由王翰同志讲形势任务，讲上山打游击。此外，还谈到要学习过去老苏区洪湖的经验，开辟湖区游击根据地。会后决定童世光、谢文耀、梁立琳、曹志坚、周彬等同志到天(门）、汉（川）开展工作。第二天，王翰同志就经汉宜公路去了沙市。武汉沦陷前，陶铸同志决定动用合作社款三千六百元，申报董必武同志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在香港购得德国造新驳壳枪二十四支，子弹约三千发，武汉沦陷前杨学诚同志派童世光同志到武汉去取枪，但枪先一天已经被运回皂市。应城沦陷前特委曾决定将这批人枪拉进山去（人主要是皂市米厂工人和汤池本地人），但未能实现。武汉、应城相继沦陷的几天，情况是变化无常的，当时特委既缺乏经验，手里又无交通传信工具，上山打游击的具体集合地点在何处，经费如何筹措、人员如何集中、国民党溃兵遗弃的武器怎样收集等等非常具体的工作，除了粗线条的大方向有所布置之外，很不具体，很不细致，甚致有些远处的同志和坚决跟党走的群众，临到紧急情况，还没有接到特委指示，大敌突然压境，不免手忙脚乱。回想起来，特委在那几天关键时刻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的。11月上旬，陶铸同志从宜昌回到鄂中京山县属的丁家冲，与杨学诚同志共同领导初期游击战争的紧张工作。陶铸同志在长江局王明的把持下，1938年5月省委工作会议上被撤销了一切工作。周恩来同志指示陶铸同志暂到宜昌待命，陶在临离开汤池的送别会上激昂慷慨地说：“一旦鄂中沦陷，我一定回来，同大家一起打游击。”10月底国民党部队从鄂中像潮水一般狼狈后撤时，陶铸同志独自一人，背个小包袱，衣袋里插一把牙刷，只身冒险向东奔赴大洪山，11月上旬到达了丁家冲，与以蔡松云等同志刚组成上山的小游击队以及杨学诚等同志汇合了。丁家冲村子里身穿便衣、毫无战斗经验的男女游击队员们齐声高呼：“陶先生回来了！”一片欢腾！从此，在陶铸同志和杨学诚同志的领导下，部队员额及武器日益扩大，给养来源日渐充裕，统战工作逐步开展，群众工作日益深入，局势发展很快，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子。不久，特委机关转移到京山县北部山区里的向家冲张家祠堂，1939年初，召开了一次鄂中特委的扩大会议，杨学诚同志主持，到会的有20多人。此时，有些县的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来了，有少数县工作上受了某些挫折，此时召开会议，初步总结沦陷后最初几个月的工作，进一步发出放手发展游击战争的号召，是必要而及时的，对鄂中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开展，起了积极有力的作用。陶铸同志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咯血不止。用担架紧急送往鄂北住院治疗，所以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特委在发动游击战争，建立各县党组织的同时，十分注意开办训练班培养于部。除了前期继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之后领导临时学校外，1939年春，特委到随县长岗店后，又在当时统战条件下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青训班，培养了许多骨干。须浩风同志一直从事这项工作。1939年初，国共两党合作关系还没有大变化，第一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到来。陶铸同志到襄樊、老河口一带进行统战活动，通过钱俊瑞同志向李宗仁（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建议，组织了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利用国民党随县专署为基础，以专员石毓灵为主任兼抗日游击指挥部司令。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李范一先生任与指挥部平行的政治指导部主任，李相符同志任副主任，陶铸同志应聘为政治指导部顾问，特委机关也利用这一合法条件，迁移到随县的长岗店。1939年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派原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同志来改鄂中特委为鄂中省委，由钱瑛同志任书记，杨学诚同志任组织部长，夏忠武同志任宣传部长，陶铸同志参加省委，分工统战工作和军事工作，虽没有正式宣布为统战部长和军事部长（或军委），但实际上陶铸同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统战工作都由他出面。1939年3月，陶铸同志养病初愈，返回鄂中京（山）应(城）抗日前线，适时捕捉战机，直接组织和指挥了富水河畔的京山县境公安寨战斗，胜利堵击日寇的运输船队。是役击毙日寇亲王（裕仁天皇皇族）一名，即所谓火线劳军总团长。继而，在陶铸同志挥师下，一举攻克了武汉外围的云梦县城，从此鄂中游击队声威大震。1939年4月初，钱瑛同志离开长岗店，经枣阳西部平林店转到鄂西，任鄂西省委书记，杨学诚同志曾代理过书记。不久，李先念同志和陈少敏同志从河南竹沟南下，到达鄂中，公开树立新四军旗帜，称鄂豫挺进支队，为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党的领导机关仍称鄂中省委。约在1939年10月，朱理治同志来到鄂中，把四望山、鄂东、湖区、鄂中等党组织合在一起，成立鄂豫边区党委，鄂中各县由边区党委直接领导。1938年5月至1939年3月的鄂中特委一段工作，只是鄂中各县游击战争的准备阶段和初步发动。当时虽在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下，但我们一开始就明确在鄂中作游击战争的种种准备。武汉、应城沦陷后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从无到有，在鄂中树立了党领导下武装抗日的旗织，同其他地区一起，为日后的新四军第五师以及鄂豫边区的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实践证明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行动是十分积极的。陶铸同志、杨学诚同志、钱瑛同志、陈少敏同志光荣的业绩，将永垂不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