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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不少同学对大作业研究对象的一往情深，我对阮葵生先生的情感比较复杂。确实是“一见钟情”，一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茶余客话》校点说明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屡为被压迫的妇女鸣不平，流露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 我想，就选这位女权主义者吧。 然而，这种神话没有持续多久，局限性显露出来，我不由将他定性为“俗不可耐的封建文人”。当我看到的资料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能产生“理解之同情”，对阮葵生的感情也由轻视转为了敬佩。不是对一个崇高而渺远偶像的崇拜，而是对一个“真人”之敬意。 他是一个不能摆脱时代裹挟的俗人，但他始终保持着善良，愿意多看一点多想一点，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他的生命没有消失于一般化。  刚开始做大作业，只浏览了阮葵生的传记，看了《茶余客话》中一些感兴趣的部分。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号吾山，晚号安甫，是乾隆时期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 阮葵生出生在有“一门三进士，七世两乡贤”美誉的山阳阮氏家族。 父亲阮学浩和叔父阮学濬都是翰林，阮葵生自己却久试不第，最后一次考试实际上也没有成功，但当时朝廷在正榜之外增加了一个中正榜，从落第人员中录取了少量擅长诗赋写作的人，阮葵生被选中，从而获得了做官的资格，他就此终止了科举考试。 而当时的许多举人，如蒋士铨、赵翼、钱大昕、程晋芳等人入朝为官后还功名心不死，继续赶考，直到中进士为止。 在《茶余客话》中阮葵生多次谴责“八股坏文风文运”、讽刺孔乙己式的“制义八大箱”空疏无用。这种经历和观点，让我觉得他很特别，似乎知晓科举的弊端，只是将它视为入朝为官的敲门砖，而不是目的，不愿浪费时间。然而“将就”并未使阮葵生仕途受限，他一路擢升至刑部右侍郎。 《阮葵生集》和《山阳阮氏家谱》中收录的传记皆将他描绘成狄仁杰那样的神探加青天大老爷，令人心向往之。乾隆帝亦称赞他：“汝父儒臣，能文章，汝复长于政事，当益勉之”，为近来九卿中少有。点出了阮葵生一生的亮点：实干，而非空谈。无怪乎其科举思想达到“现代性”的觉悟。 刚开始看《茶余客话》，对其中猎奇的内容十分喜爱。最欣赏其中的《女神》、《土木偶像》、《五显五通》等等，阮葵生疾呼：“圣人棐常经国，绝地通天，群黎百姓，日用饮食，无复有土木祸福、焄蒿妖诞之说，诬惑其心志。（土木偶像）”支持毁祠，批判淫祀。原来阮葵生是个早期唯物主义者。 再看算命，阮葵生又批评： 人命八字，共计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天下恒河沙数何止于此，富贵贫贱寿夭，势不能同。即以上四刻下四刻论，亦止一百三万六千尽之。天下之人何止千万，亦不能不同，且以薄海之遥，民物之众，等差之分，谓一日止生十二种人，或二十四种人，岂不厚诬？（人命八字） 现在人人要有阮葵生这个觉悟，鸡鸣寺的算命老爷爷早失业了。 同时，阮葵生对再嫁的观念很开放，鲜明提出“国家不设（贞妇）旌典”，他认为女子应当有自己的姓名，他反对友人老年续娶青春少女。阮葵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慢慢高大起来，被神话为一位三百年前的“进步人士”，男女平权的倡导者。 宋儒谓：“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噫！古今来多少名公卿贤大夫，尚多愧此言，乃责之茕茕少妇耶？是惟有任其自为之。若女子未出嫁而守贞奔吊，则断宜禁止。故国家不设旌典，其发乎情而不能自已者，斯听之可耳。（再嫁） 带着发现阮葵生先生更多“进步之处”的想法，我完整阅读了《茶余客话》，他的矛盾之处就显现出来。如果真不在乎进士的名声，又何以在第一、二卷中对科举考试之点点滴滴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考证前后辈称号，叙述会试同房考运，摘录很多“董其昌梦与父同榜”、“报罗”的科举神奇故事。 阮葵生仍然是坚信科考之合理性、神圣性和宿命性的，不再参与科考不过是伴生遗憾的无奈之举。 阮葵生实际上浸染在与民间相同的信仰氛围中，但他警觉自身应代表社会之理智和承担引导群众之责任，考核神明身份的真实及资格，民间信仰也就被看成愚昧、虚妄的思维，造成“无神论”假象。 实际上民间信仰虚妄与否，都建立在鬼神实有的基础上，阮葵生在《鬼神》篇中直言：“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在《茶余客话》中多次提到人鬼为祟，以降乩为戏，难道就不虚妄了吗。 鬼神实有，却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一刀切的批判，显露出其作为知识分子对平民社会的疏离和蔑视：对闽人“齐天大圣崇拜”未加了解，就嗤之以鼻；“五显祠”因非敕建就应当摧毁，一把火烧尽，不如说是朝廷为避免大量群众集会而找的借口；“山川之神多装以女像”，将之指为“某之女、某之妻”，不过是百姓对神仙世界温情脉脉的想象，却被指斥为“渎乱甚矣”，女娲氏为女像也被指责为狂悖，妄图把女性从神话世界、从民间崇拜中完全清除出去，与鲁迅《女娲补天》中小人站在女娲两腿之间指责女娲“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之行无异。真是妥妥的道学家做派，与人间的距离似近实远。 如果确实不信八字，不信命定，在指出各种命理与勘舆为徒然无据，相术者多用臆测的实例后，何以间得肯定八字神准的记录： 梁芗林先生之尊人学博公少为诸生，与同辈诣一术士，问得一第乎？答曰不仅是。更问官翰林乎？答如前。又问为京堂、卿贰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则作相矣。”术士曰：“真则俱不能，假借可致。”同人曰：“当权相事。”后以明经老，而以子贵，受大学士封焉。（《假相》） 德清蔡文公精子平之学，一日史胄司夔先生过访，蔡告以得南中信，生一孙，推其命颇富厚，若迟一时，则大贵无疑。史扣其日时，大惊曰：“予今岁得子，正其月日时也。”蔡曰：“此儿必入阁。”即今相国铁厓公贻直也，京师传为佳话。又见某公《笔识》云：康熙辛酉，胄司官詹携眷属入都门，泊水驿，生相国铁厓公。家人往来岸上，闻一铁工家适生一子，问其时正相同，归告之胄司先生，先生心识之，字之曰铁厓。后二十余载，相国已官清禁，先生南归，复经其地，欲验旧事，亲行访之，则门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问之则辛酉某日生者也。公归竟夕不寐，既乃悟，语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气补其缺。若生于镕冶之地，则以火济火，全无调剂矣。”蔡公之言，又何所见耶？（《史贻直之命》） 此类叙述数量不多，但故事活灵活现，相术者神算似妖，叙述者深信不疑，将此前信誓旦旦的“八字厚诬”推翻，至少透露出阮葵生对宿命论的犹疑。 他在理智上认为此说虚妄的前提下，仍然抱着“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鬼”的心态，为万难逆料的人生寻求某种心理支持。在此理论下，人起码可以知道自己的命运，甚至采取相生相克的理论逆天改命，甚至“换官远祸”。避免世界以其巨大的神秘将人抛掷于无知无能的地位。 此外，我发现阮葵生最重要的法律专业著作《秋谳志略》竟从未有人研究。经过中华经典古籍库的检索，与阮葵生相关的《山阳阮氏家谱》、《阮氏笔训》、《勺湖草堂图咏》、《洒扫会约》、《本朝馆阁诗》都收藏在淮安市淮安区图书馆，之后便多次前往该图书馆阅读文献。馆长叶飞老师将我所需要的古籍扫描上传至图书馆网站，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读毕《阮氏笔训》与《秋谳志略》，不由感到气结。阮葵生岂止是不女权，他简直是这一套封建尊卑体系的坚定卫道士。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家长、一位秋审主审官，此种尊卑观念之为害，就不只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蔑视与迫害，而是以家庭和司法的权威，冷酷地将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更多女性头顶。 《阮氏笔训》是阮葵生祖父阮应韶留给阮氏家族的家训，乾隆元年（1736年）由阮葵生的父亲和叔父敬录付梓，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阮葵生与弟弟阮芝生恭校重刊，吴襄的序言中极称：“悉如训言而躬行之，岂非太和盈乎宇宙而天下平岂外是哉。” 《勺湖草堂图咏》收录胡翘元《书勺湖草堂图卷后》称阮葵生向他展示了《勺湖草堂图》和《阮氏笔训》，便“知玉水璿源之非偶也”。可见《阮氏笔训》是阮葵生一直自豪并奉为圭臬的。 在《阮氏笔训》“治家”一章中，满是PUA的痕迹。 首先，给出一个宏大的概念“家族”。 为了这个家族的所谓的和谐和团结，只有女性必须做出牺牲，“兄弟如十指，兄弟之妻如十指之甲，未有养一甲而害众指者，此理极易明。”女性并没有被家族真正接纳，“众指”才是一家人。 其次，要切断女性的外部依靠，“女子归宁有一言诉及翁姑娣姒之非者，必须严加叱责，不待其辞之毕，断不可问其曲直如何始末如何”，这时女子就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洗脑开始了。丈夫要营造一个让妻子又敬又惧的完美人设，古代霸总要“寡言笑，戒勃嗘”，“枕畔之言，句句可以对大庭”。 这样一来，当他对妻子态度稍微和蔼，妻子就会觉得“他好宠我” ，但是不能把她宠坏了。“和蔼之中，要有严凝不可犯之势，稍不自重或有嬉戏失检之一事，被妇人看破，便足懈其敬我惧我之心，久之不敬不惧，而凌上犯尊之渐开矣”。 人设立住后，女性就会受到感化变为娇妻“（兄）每入内室，吾嫂坐必起，行必让，肃然蔼然，数十年如一日。” 另一方面，光有这样的行为感化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洗脑，让女性打心底认同这套价值观。女性从智识上被认为是低等的动物，她们缺少自我意识和判断力，像菟丝花一样依附，没有男性的认同就不能活：“女子性专一而易化，适人之后，无不愿翁姑丈夫之爱怜者”，那么“体恤而教导之，其见效也较之子弟之受教更速而易”。 教的是什么呢，是“持妇道以尽职业”，“于一本九族外戚姻亲之亲踈厚薄自然不致倒置”，希望妻子“媳妇熬成婆”，变成心理男性，自觉成为夫家的男性的利益的坚定维护者。由此便可推知看的是什么书，袁枚在《祭妹文》中追悔，“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 当女性被女训女则规化，认同了这一制度，从“九叔训老婆”中便也能得到幸福感。不被“于仪文礼节饮食之间琐屑苛求，猥琐龌龊”，被允许拥有名字，丈夫死去不必殉葬，不被嫁给将死老头，便当感激涕零，自由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水平。PUA的闭环形成了，生命变成了罐头。 阮葵生作为这样一本家训的拥趸者，我无法相信他在写下《茶余客话》中的那些关涉女性的文字时是真诚的，怜悯的，试图做出改变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的既得利益者。 再看《秋谳志略》，方知即使是在法律判决上，生命的天平也是倾斜的。我读来读去，字里行间都有一个泣血的声音，无数女性的幽灵至今盘桓在《秋谳志略》冰冷的比对条款上，诉说着她们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生。 《秋谳志略》是阮葵生在任刑部侍郎期间所记的秋审条款，其中的四十则《比对条例》，为“本部刊刻存之本署，各司画一遵行”的秋审之情实、缓决、可矜的判决准则，具有相当强的法律效力。 “贿和”，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贿赂受害者家属争取私下解决，这本就为法律不允许。但“贿和情节不等，父和子命，主和奴命，一点已足。如子和父命，妻和夫命，其罪名迥殊，须将得账畏事情节叙出，余可隅反。” 作为司法专家的阮葵生非常了解“贿和”的性质和危害——“得账畏事”而危害司法公正，所以“妻和夫命”就要一查到底，那为何与“夫和妻命”罪名迥殊？似乎妻子从生到死都是丈夫的一个物件，丈夫可以随意决定妻子的一切，她的命可以被一点钱买断。在妻子死后，依然决定着她能否得到公正的判决。话语中流露出的习焉不察令人感到恐惧，这样的判例，理固宜然，它就叫正义。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比较缓决可矜条款”中，杀妻和殴妻致死都忝列其中。只有一种杀妻行径可以“情实”——“故杀妻之案，如因图赖及图奸他人，因妻碍眼而杀，并逼妻卖奸不从而杀者”，多么苛刻的条件，已经达到人类邪恶能力之上限。 其余“并无前项残忍情形者，可以缓决”，也就是说只要不因逼妻子卖淫而杀妻，男人可以任意凌虐妻子，真是疯了。但缓决仍觉不够，万一“男宝”有诸多委屈和无奈呢，是不是妻子“殴詈翁姑”了呢，那打死也是活该，“应于可矜案内减等办理”。 是不是“男宝”被气着了不小心的呢，“伤出不意。及先被殴骂气忿回殴，适伤致毙者，应入可矜”。即使女子被打杀得太残忍，也只是“其有逞忿毒殴，伤多情重者，应入缓决”而已。一命抵一命，在丈夫杀妻时失效。 那难道不嫁人就安全了吗，并不是。可能被拐卖，如果在作为商品买卖的过程中没有毒殴、强奸的恶劣行径，该女性也没有自尽，仍然只是缓决。 可是写出这些秋审条款的阮葵生被称为“立论公允，执法严明”，他维护的公平只是二分之一的公平罢了！ 读毕，我只感到痛苦，尽管《秋谳志略》反映了清朝的秋审制度，和阮葵生本人思想有差距，但念及我千挑万选的淮安文人，竟然是这样变态的秋审的判官，这样泯灭人性的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便觉何必再研究下去！ 短短四十则条款，关于怎么杀女人，怎么打女人，怎么买卖强夺女人的，多达十则，而加害者能接受应有惩罚的几乎没有，当时的法律体系对这些暴行根本就是宽容的。转念一想，《阮氏笔训》中描述的那种生活竟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古代女性最好的归宿，便觉阮氏家族在当时已算良善了。 总之，阮葵生与真正的“先进”毫无关系。他始终没有也不能从自己时代的裹挟中脱离出来，始终是一个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大家长，始终是一个封建官僚，始终是一个男人，他占尽了这世上所有的好处，他被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浸淫了一辈子，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冲破思想的局限。他不过是清朝的一个庸俗的人，我不过是2023年的一个庸俗的人，我又何必以今律古？  我继续阅读和寻找下去，更加关注一些以前从未被发掘的阮葵生文本。最重要的是淮安区图书馆馆藏的《洒扫会约》和《勺湖草堂图咏》，我在其中分别找到了一篇阮葵生散见的文章。 我还找到了阮葵生主要参与校字的《本朝馆阁诗》，在《小方壶斋舆地丛书》中又找到了阮葵生的四篇散见随笔《蒙古吉林风土记》、《热河源记》、《长白山记》、《西番各寺记》。并努力摒弃偏见，再次阅读《秋谳志略》。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能还原一个比较完整的阮葵生的形象——一个中间人物，复杂的圆形人物，而非地方志上光鲜亮丽却毫无生气的寥寥几笔，更非传记中的溢美之词。 阮葵生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我读了他的《七录斋诗钞》和《七录斋文钞》，觉得很平庸，够不上一流。但是读了他的《茶余客话》，发现他感兴趣的东西特别多，从科技到戏曲到小说，都有很多见解。 但阮葵生最为精通且极有热情的是舆地学，介绍中原周边各国概况和山川形迹的多达102篇，为《客话》众多主题中数量之最。阮葵生对新疆各属地格外熟悉，而且记述大多真实可信，很有科学精神。 在这些篇目中，他介绍了回族“礼拜讽经”、哈萨克“间有食猪肉者”，俄罗斯“女主当国（叶卡捷琳娜）”，温都斯坦“贵中国瓷器，尤重大黄，贵客至，以大黄代茶”，音底人“敬牛”，“凡饮食器，必以牛粪拂拭之，而后贮食”……王锡祺编写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也选录了阮葵生四篇笔记《蒙古吉林风土记》、《热河源记》、《长白山记》、《西番各寺记》，性质与此部分相似，很有可能是《茶余客话》散佚的篇目。 但阮葵生还是受朝贡体系影响严重，文本不时便会失控，以看待夷狄的眼光描述周边国家和民族，有些篇目写得荒诞不经，是为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如《女国狗国》篇：“西海中有女国，无男。山有神木，一抱之则感有孕。有狗国，生女如人，生男皆狗。”但总体而言，阮葵生开眼看世界，视域比较辽阔，也较为客观。 再读《秋谳志略》，我对其中的不少法律条款仍很痛恨。但这是历次秋审判例的总结，并非阮葵生之一己偏见，阮葵生充其量是家庭中的大男子主义者，封建社会的种种邪恶不能归在其一人身上。 编印在比对条款前的总类事和摘叙略节条款，并非刑部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却包含着阮葵生对秋审官员的谆谆告诫，读之，不禁震惊于他对“尸格”的熟稔。 阮葵生对待工作非常审慎，重视程序正义。“删节时必先将题稿通身看过一周，再阅揭帖内凶手原供、死者活供。无活供则看尸亲之供。复取尸格、伤痕，核其长短、浅深，为直为斜，观其下手之轻重，即可想见其行凶时之心迹矣。然后举笔削节，自然详略得宜，铢两悉当。” 在官员多喜用“师爷”的时代，阮葵生提倡亲自查看尸格，避免被狡吏迷惑，不能因单丁客死就糊弄了事，也不能被尸亲意愿影响“无论生前死后伤，一一填入，以疤瘢略有青红之处，皆欲硬指为伤，甚至斜划横伤，皆注为砍伤戳伤，以徇尸亲之意。” 如果没有登时杀死，在验伤时也要分清致命之伤与致命之处，“相偏正以审下手之势，辨虚实以定致死之由。”这样讲求证据、严谨务实的精神和极强的专业业务能力，确实是“长于政事”。 阮葵生一生为循吏，虽没有特别高明之处，但一个二品京官、刑部二把手能俯下身来，勘察尸格，比对每一个案子每一条线索，关心每一个秋审案的是非曲直，为士大夫不屑之事，想要给犯人一个公道，便已超出了很多一辈子清谈的文人、一辈子发号施令的官吏之上。 最令我感动的是，阮葵生能够继承父亲遗志，始终不渝地进行着有益于家乡百姓的事业，自觉承担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阮葵生父阮学浩致仕后，热心地方教育事业，倡导成立了捐资助学的民间组织“洒扫会”，订立《洒扫会章程》，并带头日捐一钱，购置学田，名“一钱庄”，阮葵生为会员之一。 阮学浩去世后，阮葵生继续领导一钱庄的运行，虽在京师但仍牵挂家乡，“比部（阮葵生）仰承先绪杜渐防微意特周至时时寄函司事者，郑重敦勉之，以故规矩不渝”。 洒扫会利用一钱之积所得之息银修建两庠文庙（见洒扫会约第一条），1776年黄泛之后，荆如棠来守淮，看见“距黄水漫溢未久，城内外寺观祠宇荒圯者未尽完整，而式瞻两庠文庙轮奂如新无少剥落”。在阮氏两代人的努力下，真正做到了淮安“最好的建筑是学校”。 逐年修费之余积累，“洒扫会”的资金已较充足，在乡会员致函阮葵生，“札商比部依会约旧议置田，比部韪之，贻书往来凡六七，讲求利弊极悉，越半载事乃定”，决定用资金购买义田，将义田收益继续用于捐资助学。 乾隆丁未1787年，义田成功购置，阮葵生很是兴奋，作《一钱庄续置新田记》并为《洒扫会约》撰写专门文章，深情地描绘洒扫会给家乡带来的变化和一钱庄守业之历程，读之深叹“功非创始之难而守成之难也”，“善作者须善成，尤须善承”。 这样的洒扫会事业延续了近两百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于世易时移，旧约多有不适用，洒扫会重新订立了会约八则。 尽管“辛亥国变后始则本会根本几致动摇，既而政令变更，仅存一庙，社会之凌蔑，军队之蹂躏，禁忌毫无，而外界不知本会系私人集资，又屡欲移为他用”，但是“同人适丁斯厄，风雨飘摇，苦力撑支，始终维护。” 真是如泣如诉。当县学已被教育局改为教育馆，洒扫会就计划将一钱庄田租用于开设“私立集一图书馆”，仍取日捐一钱，集资助学之意。 这中间还牵扯着一场官司：县政府要将洒扫会义庄收归公产管理处，阮氏家族后代阮师凝时任洒扫会董事，不断向上陈情，叙述洒扫会历史，证明洒扫会田为多数人为一定公益事业捐集之财产，应当继续归民间管理，用于保存文庙以及开设公益图书馆，并提供了《洒扫会约》三本、《山阳县志》三纸作为证据。几番书信往来，“一钱庄”得以保全，并“迅将设立图书馆办法尅日拟具送府以便核转”。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私立集一图书馆”就这样办了起来。 我在“文史淮安”网站上了解到，当时图书馆藏书1703种，5767册，馆长何宝善考虑近代翻译书籍增多，“古籍仍依四库前例酌参子目”，根据美国教育家“杜威分类法”加以裁并，遂编成《淮安集一图书馆分类法》，书目有11大类，每大类9—12个小类，共计120个类目。 田鲁玙还为何著《分类法》写了序。集一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分明版书，私人捐赠的别集木刻版、铅字版多种，后大部分在淮安沦陷期间散失，十分可惜。而今天的周恩来红军小学所在位置就是“集一图书馆”旧址，也是对阮学浩阮葵生父子一心向学的一种告慰了。 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那么多人经手，却始终保存，且始终用于一个公益目的，阮葵生父子分别作为创业和守业的领导人物，功不可没，如《阮氏笔训》所说：“世间富人贵人，救人水火，动辄数万正如吾辈之施一钱耳”，而一钱一钱两百年如一日地积累起来，就可以做出很深远的改变。 今天，在淮安市清江浦区承德南路边，在喧嚣的古玩市场旁，文庙依然存在着，安静地凝视着周遭早已变迁的一切。它有一种龟类气质的场，表面平平，底下却牢牢站着，是大隐隐于市的。 说来惭愧，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文庙。花街、文庙花鸟市场、慈云寺游人如云，但来看文庙的却很少，不在白天专门注意寻找甚至都难以发现。高耸的棂星门在瓦蓝的天空下显得很庄严，透过棂星门，可以看到文庙的庙宇，还有国师塔。佛教与儒学，在此地神奇地交融了。 牌楼之后，是大成门，进入大成门后，便是另一个天地，与文庙花鸟市场鸡犬不相闻了。院中松柏森森，一片蓊郁，每年高考，仍有考生家长前往文庙祈福，树上系的许愿带仍很鲜艳。孔子塑像立于其间，慈祥地注视着来人。 大成殿、崇圣殿，多么熟悉，正是《洒扫会约》中一再提到的！我望着它们，想着书中不厌其烦的嘱咐：大成殿哪里哪里会坏，崇圣殿哪里哪里得紧要修，大概花多少银子修，孔子祭器放在哪里哪里……仿佛故地重游，惊喜不已。 虽与往世已天差地别，但在类似的情境中，总能找到当时的影子，想见一砖一瓦之重建，一墙一簷之修补，想见阮葵生当时接续运营洒扫会时是何种心迹。 相似的心迹，亦体现在《勺湖草堂图咏》中。阮葵生父亲阮学浩告归后，在勺湖草堂讲学，“先生官故贫，终其身未治寸土，草庐一区在勺湖上为讲堂授徒，远近来学者往往以名字显闻于时。其操行与文字皆有规范，不趋于俗，其言论动作各有风度，如古所称，不问知为先生弟子者”，“于是江淮南北郡县官私之学惟草堂称盛，勺湖之名由此著也。” 阮葵生19岁随父回乡，曾与山阳众学生一起在勺湖草堂读书、唱和。1764年阮学浩去世，淮人多前往勺湖凭吊，“慕思其教，时来草堂相聚讲诵，久而不废”。1776年，门下士荆如棠来守淮，看见勺湖草堂“大浸毁于水”，捐俸“辟地而扩之为勺湖书塾”，重建春风亭、瓣香书屋。 阮葵生请吴人汤谦作《勺湖草堂图》，向父亲故交展示，并邀请他们为之作文，文章的合集被编刻为《勺湖草堂图咏》。 与父亲的功业相比，阮葵生仍是平庸。阮学浩以一已之力提升了山阳的文化，“旌旗壁垒为之一变”、“二十年间生徒半庠序，蝉联起甲科”。而阮葵生只是为他伟大父亲的事业做了总结，将曾经弦歌不辍的勺湖化为一本不到百页的《勺湖草堂图咏》。 但是读毕此书，我感受到了阮葵生的人情味——他的真挚慷慨，他的忠诚宽厚，他是一个完全值得托付后事的人。“余与嗣君吾山为莫逆交，今其假归手是卷，属记其后”、“吾山司寇年伯属题此图”、“一日，吾山出勺湖草堂图见眎，且曰子素稔吾家，又先人所最赏识者，其不可以无言”……几乎每篇文章中都有这样一句，中间《勺湖草堂图》为偷儿掩去，阮葵生“赎自估肆出图及袁孝廉谷芳、程吉士沆《勺湖书塾记》，程编修晋芳重修记，王司业太岳《勺湖草堂图书后》”。 没有阮葵生的邀约与集合之力，是不可能编成这样一本图咏的，勺湖草堂之始末也会消失在风中，或只是地方志上没有温度的文字。 可是通过一个人加一个人加一个人的回忆，那死去的魅影，那些紧密而相似的灵魂，那些共同的生活过的经历，一下子都活了过来。“比年来与吾山前后同官，往还益密，每溯曩游，不啻昔梦，前因相对，唏嘘欲绝，昌黎云人欲长不死，而观居此世者何也”、“与嗣君吾山前辈同宦于朝，各五六十岁人矣，每酒阑灯灺，相与话言，念淮风质实而好文，与夫湖汀烟水之盛，如在目前。” 阮葵生担负起了留守往事和记忆的责任，看着勺湖草堂图，记忆被触发，往事与当下的距离消失了，由一隅之断片想到家乡，想到人、岁月、生活……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勺湖草堂因此得以不死。 而阮葵生真人之性格，也在其“好人缘”中显露出来。他真诚地对待他人，是很温暖细腻的。“（阮学浩）许予文且手抄数藝寄示吾山昆季，今吾山犹能背诵余文，平生知己之感，念之辄泪涔涔下也。” 他慷慨热情地对待后辈，即使对方并无功名在身，身居高位而无势利眼。对可能同宗的阮元，“吾山公特先相招待如子侄”并“出家牒，敬按之约出于八代讳”，弥补了阮元家族“谱牒无存，数典竟忘”之伤。 “丁未元试礼部，不第，寓京师，时过吾山公，至则留饮，宿谈学术，公藜杖朱履如林下风”，当他终于在1789年考中进士，阮葵生却已于同年去世了，阮元不禁悲呼：“裴园公没之岁即元生之年，益怅然于先世流风不及目见，犹幸及见吾山公，今又复永逝也，悲夫！” 集中有不少文章和阮元作品一样是在阮葵生去世之后写成的，还有很多作者没有见过阮学浩，也没有经历过勺湖草堂的讲学，但他们对阮葵生有感念之心，便将对阮葵生的感情投射到勺湖之上，致以哀婉的凝注，依然真挚动人。宣城袁谷芳甚至“过其地，徘徊周览，如见先生杖履逍遥也。” 一个人有这样的能量，能够在父亲去世后，让别人想到他，便可以想见他父亲的形象与德行，可以与勺湖草堂之风流共鸣，可以充满温情地踏上他家乡的土地，这一世为人也算是很成功了。 读阮葵生的感觉和从前读那些称得上是“人类群星”的文人不一样。他有诸多缺点，有致命的局限，他高明不到成为“先锋”、“领袖”。但他的优点是普通人也可以具备的，他的人格魅力是普通人也可以习得的，他踏踏实实地过完了这一生，哪怕改变十分微小，但这就是一个好人温柔笃定的情感信念。 “朝宗门西荻花白，湖光一曲环城碧”“当时未识欢娱好，宦游始觉乡心饶”，阮葵生在《勺湖草堂图咏》末尾《忆勺湖草堂歌寄同砚诸知己》中深情地怀念草堂，“草堂东畔余蔬圃，欲荷雅锄约耦耕”，阮葵生曾经那么渴望回到家乡，回到父亲的勺湖，致仕之后便可以在勺湖边耕读传家。 可是自一七六七年离开，直到一七八九年去世，阮葵生再没能回到勺湖草堂。五一假期，我回到故乡淮安，听闻勺湖公园便为勺湖草堂旧址，赶紧前去参观。 到了公园门口，竟然大门紧闭，问了旁边小店的老板娘，答曰：“说在整修呢，已经半年没有开过门了。”看着门口贴着的遥遥无期的布告，只好门口打卡，打道回府。 保安老爷爷听我在外边说话，开了门，我向他说明来意，爷爷很高兴地允许我进去了，并为我指路。 进入勺湖公园，迎面是一片湖水，比我想象中要大。这片水面便是勺湖之一勺，兜住了湖岸的瓣香书屋。湖水清澈，水质比很多公园都好。建筑亭桥绕湖一周，不遮挡视线，目光所及都是水，便显出湖的大来。勺湖园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美，很简约，没有一点冗余，是一眼看到底的清清爽爽的，很有居家生活的气息。可是年久失修，湖面上的桥都是危桥、断桥，无法完成绕湖一周的游览，春风亭是无法到达了。 但比较幸运的是，勺湖草堂主建筑还是可以参观的。草堂现为“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应当是老建筑。从外观看，草堂主建筑保存完好，门楣上的砖雕人物故事仍然栩栩如生，十分精细，想必当年荆如棠为报答师恩，是花了大价钱的。 草堂正门不开，只好从侧门绕进去，草堂内部已经面目全非，一部分甚至被改造为厕所。让人见之心痛。 好歹草堂最重要的正厅“瓣香书屋”保存下来了。但这个保存是很低级的，只是在中心堂屋挂上“瓣香书屋”牌匾而已，屋中堆满杂物，也上了锁，毫无书屋的样子。我自然又看得十分失望，但念及“他们也没打算让我进来嘛”，便觉在意料之中。 出了勺湖草堂，再向前继续走走，我就见到了非常迷惑的情景——一口大钟。 “金钟”二字是名家林散之写的，想必是个大东西。我绕钟仔仔细细看了一圈，发现不得了，该钟一面刻着“皇帝万岁”，一面刻着“国泰民安”。可是就是不知道大钟的来历，它和阮氏家族和勺湖是什么关系，到处也查不到，问不到。这钟放在此处一定有缘由，也一定有人知道这缘由，那为何不写下来，告诉大家呢？ 再向前走几步，穿过一丛芜草，是一些石柱，上面刻了不少名言，有王安石的、管仲的、周公的……就是没有阮氏家族的，我猛然明白入口处“法治文化公园”的意义了，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啊。瞎猫碰上死耗子，误打误撞竟和阮葵生《秋谳志略》对上了。 这就到了危桥面前，不能朝前走了。回到大门口，我发现了此前没有看到的影壁，上刻“勺湖全景图”，对照淮安市博物馆藏勺湖草堂图，以及我看到的、想象中的勺湖，觉得刻画得很真，将每一处亭榭楼桥都标注了出来，是一幅很全的地图。我找到了大钟所在处，叫“金钟亭”，看来确实有来头，但我目前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在勺湖草堂看到的最令人感动的实物了，依托它，我还可以想一想勺湖园的全貌，试图回到勺湖图咏中的那个传奇的勺湖草堂中去。可是我不知道它是谁在什么时候刻画的，我对它实际上也是一无所知。 我真诚地呼吁淮安市政府趁着勺湖草堂还没“开门”，真正做一些有文化的工作，了解每一处景观的前世今生，多咨询咨询，多看一看想一想。 最重要的是，要为勺湖草堂争取更多的资金，修缮断桥，重整“瓣香书屋”，将不知所云的丑陋建筑拆除。否则阮葵生看到这样的勺湖草堂真是要吐血。“异时与吾山昆仲系艇菰芦中采苹藻（程晋芳）”，岂可得乎？ 毕竟，除此以外，淮安这片土地上已经找不到其他证明阮氏家族存在过的遗迹了。阮氏家族数代人苦心经营留下来的大片房产、地产于五十年代社会变革时被视为剥削财产而没收、瓜分，在新一轮的城市改造热潮中，阮家仅剩的用来容身的几间房子及有着三百年历史的阮氏祠堂被强行拆除。如今的勺湖草堂又是这个模样，我怅恨半日，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是淮安为阮氏家族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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