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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任教时，清华师生都称他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他学贯中西，通古博今，一身学问令人惊叹。 他出身书香名门，精通经史文学，后又留学欧洲多所高校，精通20多种语言，着实让人感到炫目： 英、法、德、俄、希腊、日、拉丁语、梵语、巴利语、满、蒙、藏、吐火罗语、西伯来语、古波斯语、东土耳其语…… 在学术界，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更加如雷贯耳。 他在历史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儒家经学、中国古代哲学、敦煌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对后代史学文化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可以说，《一眼千年》这本书很好地原貌呈现了陈寅恪在各个领域治学成果的论文，让我们能近距离地一窥他“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治学精神和态度。 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陈先生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使敦煌学终于成为21世界的“显学”，得到世界学术界的认可。 而且，他还就北京图书馆所藏的8000余卷敦煌文献提出了9个方面的研究价值（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教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学术考证等），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他也撰写有多篇敦煌学的论文，或者运用敦煌资料作为证史、补史的资料，确保还原历史事件的真面目。 这些都开阔了敦煌文献研究者的视野，为中国全面开展敦煌学，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相关论文包括有：《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武曌与佛教》《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等。
陈先生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考据的科学精神，在治学时又运用了西方“历史演进法”，强调在“史中求识”并开创了“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精密考证，穷本溯源，力求历史真相，推动中国历史考据学上了一个台阶。 比如，在《长恨歌》中，陈寅恪严谨的考证了女主人公的身份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来龙去脉。 从中可以看出，陈先生认为，鉴赏诗歌不能只看文字韵律，还应关注作者及文中人物的时代背景，才能体悟到作者遣词造句的精妙及思想感情。 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中，陈寅恪考证出了《西游记》的故事较多来自佛经故事的演变，并总结了故事演变形式有两种：纵贯式和横通式。 在佛教文献研究中，陈先生指正了中国佛教在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关注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规律。他的理念及研究结论在《武曌与佛教》中进行了全面地阐述。
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当我阅读完这本书，感叹于这两位大家对陈先生的盛赞不虚此言。同时对陈寅恪先生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 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当如何更为严谨的治学，值得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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